【編者按】

由澎湃研究所編輯部主編的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周年新書《改革中國：十六位學者論改革開放四十年》已出版。趙鼎新、周曉虹、張軍、周黎安、劉守英、田國強、吳曉剛等16位學者或從自身經歷，或從學術研究，表達了自己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理解和感受。在新書出版之際，澎湃研究所將于11月15日舉行新書分享會。

此外，澎湃研究所編輯部邀請了三位70后、80后和90后，與書中50后、60后作者一樣，這三代人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同樣有著各自年代的解讀。今天刊發最后一篇，90后感受到的改革開放成果以及他們對自己所處時代的認知。

我是一個由外公外婆帶大的90后，小時候的睡前故事很多都是外婆跟我講述過往的點滴回憶。我記得外婆的抽屜里藏著一個生銹的鐵皮盒，里面都是她和外公一點一點攢下的糧票，從一張1966年的三市斤全國糧票，到整版的1992年5公斤上海市居民定量糧票，外婆說，攢著為的就是以防萬一。1993年糧票廢止，外婆既開心又難過，那么多糧票都浪費了，但好在以后買米買糧再也不需要受到配額供給限制了。

還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場景仿佛都在眼前，但對我而言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距離感。出生在90后的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沒有經歷過1978年恢復高考后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那樣的激烈競爭，也沒有經歷80年代末國企改革的陣痛。我出生的時代決定了我看到的中國：更多是開放式的改革，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化浪潮，走向世界。

在《改革中國》一書中，十六位學者從他們的視角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過程中在教育、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學者們個人經歷和理論分析時間跨度、洞見深度和話題廣度讓我和我同齡人們更加宏觀、全面地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教育改革本身離不開經濟發展的支持，并且經濟全球化為教育領域帶來了多樣性；另一方面，教育改革亦能作用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尤其是在為社會提供人才培養方面。伴隨著經濟方向的改革開放加深，教育領域的資源也在不斷增加，無論是教材、教師還是教育渠道，我接受的教育是多元化和國際化的，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我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正如崔大偉教授在《留學與海歸背后的制度變遷》中提到的，早期國內因為缺乏科技投入和研究環境問題，遇到了難以吸引頂尖人才回國的困境，但如今在政策和經濟條件的支持下，越來越多的海歸群體加入國內的人才隊伍，給諸多領域的發展與深化改革注入活力。

我的父母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學生，因此他們非常重視我的教育問題，我從小就在他們的帶領下每年去至少一個國家了解不同的文化與社會。 “認真、勤奮、辦法”和“快樂、健康、感恩”，這十二個字是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便開始向我傳遞的理念，前六個字更傾向于傳統的中國教育思想，而后六個字在當時卻不多見。比起簡單的“唯分數論”，他們希望我有更加全面的發展機會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老董一直說：“我對你教育上最大的投資和最重要的決定，就是讓你從小出去看世界。”現在看來，他是正確的。

在我成長的年代，國際上“素質教育”理念逐步被家長認可。除了基本的課業之外，志愿者服務、社會問題觀察等也是我進入大學前學習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在上小學之前就跟著媽媽去參加“醫苑新星”義診，給往來的市民派發報紙；到了高中，我和班級里的同學一起進行了一個長達兩年的關愛白血病患兒的志愿服務項目。這些實踐經歷幫助我逐漸形成更具人文關懷的價值觀，也為我之后個人學習方向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而我的大學經歷，則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90后享受教育領域改革開放成果的案例 。作為中國第一所中美合辦研究型大學——上海紐約大學的第二屆畢業生， 我不僅享受到了頂尖的國際化學術資源、政府對中國學生的學費補貼，更重要的是，在這里的學習經歷讓我學會了用全球化視角看待問題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四年來我在上海、紐約和特拉維夫的學習經歷不僅增加了我的知識儲備，培養了審辯思維能力，更是通過實踐認識并觀察社會現象，思考其背后所反映的問題，引用國際上的案例辯證從而尋找解決方案。 在對世界上其他城市化案例的研究過程中，我的目光逐漸開始聚焦在城市發展、資源分配和社會公平上，并結合國內的城市化發展現狀進行思考。在大學中里所學到的“以天下為己任，以世界為課堂”的價值觀對我當前階段的個人發展產生著深遠影響。

但我的個例并不能代表整個90后群體，我只是這代人中的幸運的那一個。教育資源總量在增加，但資源分配的問題上，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公平。在大學期間，我參加了鋪路石的志愿者活動，為在上海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輔導英語，這些小朋友告訴我，因為戶籍問題，他們不能在上海讀高中，只能考中專技校或者回到家鄉參加中考；和學弟學妹聊天之余，驚悉如今民辦初中的學費已是我當時讀書時的三倍多，而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想讓孩子和國際教育接軌，把孩子送進國際部，這一年的費用動輒就是十幾萬；還有如今幼兒園小學招生面試，不僅要看學生的能力，更看父母以及家庭背景。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只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社會向兩極化發展 。

在讀城市規劃案例的時候，隔離（segregation）的概念讓我聯想到了當下中國的發展問題，在中國的城市中，更多的是貧富上的隔離，究其本質，還是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吳曉剛教授在《“靜悄悄”但“革命性”的社會變遷》中提到了改革開放市場化在釋放經濟活力的同時，由于社會層面的不平衡發展，帶來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領域，在改革開放的前期，我們重視如何創造更多資源和財富，現在及未來，我們應當將更多精力放在社會公平上，這也是當前世界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教育與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承，兩大領域的改革開放仍將繼續。 過去的四十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發展變革。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同樣也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90后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90后群體中有更多人享受到了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思想與視野更與國際接軌，這讓我們更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揮作用 ，推進改革開放的下一階段。

90后的開放視野可以為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提供創新思維與實踐，這是我們這代人社會價值和責任擔當的體現。 我們可以通過借鑒世界各國案例，結合我國國情進行適度創新，在政策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使得我國在經濟、社會和政府各層面上能平衡充分發展。

老董說，碩士讀完如果有能力，還是要申請博士的，如果能讀書就要繼續讀下去，別管讀出來幾歲，這對你來說是人生的寶貴經歷。我知道這對一個女兒的父親而言，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其實面對著長輩和社會的壓力。他也說，你以后最好還是要回國的，畢竟你的家在這里，你也會希望把家變得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