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由東方出版中心創辦的“東方讀書會”第2期跨學科主題交流讀書活動在中版書房長寧店舉辦，主題為“中英之間：跨語際文藝實踐——從《蔣彝和他的文友》說起”。

活動現場 本文由東方出版中心供圖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倪文尖、復旦大學教授馬凌、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王宇平作為嘉賓出席并進行了對談交流，圍繞著“如何與蔣彝相遇”、“如何理解蔣彝的筆名‘重啞’”、“如何看待蔣彝的文友圈”這三個主線問題展開，開啟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文學思想碰撞。

與蔣彝之“相遇”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留學的普及，文化、文學與跨語際的書寫之間的聯系變強，而這些文字也更多地進入到普通讀者的視野。但將時光回溯，蔣彝、陳西瀅、熊式一、林語堂等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跨語際寫作者的文字與事跡卻一度遺落在歲月的流水之中。

《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出版

跟隨研究者們的步伐，以《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四本書為錨點，以四位嘉賓的記憶與講述為引線，從文學、史料研究、新聞、傳播學等不同視角，穿越時光與歷史的碎片，重回歷史現場，觀摩了這群雙語作家們的創作與生活，重新認識了他們對20世紀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子善

活動現場，陳子善談到，他“初遇”蔣彝是始于《中國書法》，隨后又在劍橋大學找到了蔣彝所著的《蔣仲雅詩》而與其“重逢”，再后來又以熊式一為“媒介”與蔣彝“再度相遇”。當時是被熊式一在《香港文學》上發表的 “八十回憶”系列文章所吸引，其中所記錄的事情令人感到很遙遠。后來陳子善在編寫海豚文庫紅色系列的時候，就定下一個原則：專門出版長期以來沒有出版過的書籍，尤其是1949年以來被我們忽視的那些文學家、藝術家的作品。不僅如此，陳子善還帶來了收藏的珍貴書影以及蔣彝的畫作照片，為讀者提供了更真實可觸的素材，從而更好地將文字無法傳遞的信息展現在讀者面前，他還介紹了葉君健、蕭乾等相關文友的故事。 

倪文尖

倪文尖自嘲他與蔣彝的相遇，更像是普通讀者之于名人而非一名研究者。他是2008年訪學新加坡期間，在博物館看徐悲鴻展覽時聽朋友說起蔣彝，才開始看一些相關書籍進而了解他的。活動現場，倪文尖特別提及魯迅的名篇《拿來主義》，“魯迅寫作此文的背景是和蔣彝、熊式一、梅蘭芳等人當時的作為有關的，他有自己特別的立場和眼光，但魯迅又由此提出了在跨語際交流中至今依然適用的‘拿來主義’命題；而我當初就如此這般把蔣彝他們和自己的既有知識連起來了，也算是一種有意思的相遇吧。”他說。

馬凌初識蔣彝是來源于新聞與傳播學當中一個經典的廣告翻譯案例“可口可樂”，隨后又在英國訪學期間遇上了蔣彝的畫作展覽，由此開始逐漸認識蔣彝及其軼事。她提到，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文物展覽期間，蔣彝出版《中國之眼》來介紹中國書畫，恰好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大展的空缺。“如果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講，就要看傳播效果，不管誰是傳者，你是怎么傳的，關鍵看效果，它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版再版到現在成為經典的作品，這是我和蔣彝的緣分。”

《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1943—1946》，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12月出版

對蔣彝筆名“重啞”之解讀

在談及“蔣彝將筆名‘仲雅’當中的‘雅’翻譯成‘啞’的跨語際實踐”時，陳子善指出：“啞行者，行者，《水滸》中就有行者武松之說，蔣彝自認是個行者，先啞行，再把行之所見，寫出來畫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蔣彝在英語世界當中，有點像啞巴一樣，因為我們如果英語不好的到英國都是啞行者的，只不過蔣彝把它挑明，把它說了出來。”

倪文尖則提出，蔣彝為人平和，氣質儒雅。到英國后，將 “仲雅”改為同音的“重啞”，非常高明，把自己擺得很低，像個“啞巴”，而程度上還很嚴“重”。這既有中國式智慧，又有英國式幽默，還有利于他成為一個沉默而專注的觀察者。“就像他的《中國之眼》，意在突出中國人視點，也多少強調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馬凌

馬凌結合了近期熱播的電視劇《繁花》來講述自己對于蔣彝“啞”字的理解。“有一層意思，跟我們現在看《繁花》的‘不響’是一樣的。他故意不說，他難以處理的，就不響了，就裝啞了，裝聾作啞的啞。一方面保護自己，另外一方面正如剛才倪老師所說，他在英國當時有一點敵意的社會當中，又運用到英國式的自嘲和幽默，不直接和外界發生沖突。”

對蔣彝“文友圈”之看法

倪文尖表示，在異國他鄉，蔣彝的圈子不僅是抱團取暖，同時也涉及競爭性的問題。他介紹了書中提出的一個概念——“種族表現的生產機制”。英國的傳媒和公眾當時能給到中國人的關注度是有限的，可想而知，在蔣彝的文人圈子中，他們都得抓住有限的機會，但又不能不有分寸、講朋友之道，“所以，這本書可以為普通讀者提供不少人生智慧”。隨后，馬凌分享了蔣彝初入倫敦時是如何艱難地建立起文人墨客的朋友圈、如何互幫互助以及產生利益之爭的故事，并表示“如今凡是研究知識分子都不會只研究這一個人，都是研究一個小團體，研究他朋友圈跟他的交往都是蠻有意思的”。而陳子善補充了他通過日記里面的一些細節描寫，看到了蔣彝作為“朋友”來說非常“正氣”的另一面。

最后，借由本次讀書會主持人王宇平的串聯、引導與總結，在場讀者對于中英之間的跨語際文藝實踐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陳子善表示：“雙語作家的貢獻，他們的人生道路、寫作道路、創作道路，我們現在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對于這些問題，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值得我們研究者進行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