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經濟團體，是根據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及一般財團法人相關法律》要求，成立的一般社團組織。日本經濟團體又可以分為綜合性經濟團體與專業性經濟團體兩種，其中綜合性經濟團體成員由全國或地區的工商業者自愿組成，專業性經濟團體則為工商業界的行業協會組織，成員全部來自本行業。需要明確的是，日本經濟團體是行業協會中工商業界的代表，它們為實現其特定利益，對政府與政黨施加壓力，極大地影響著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其參與并影響公共決策的方式與其他類別的行業協會組織不盡相同。

具體來看，綜合性經濟團體，即財界團體，如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商工會議所（日商）和經濟同友會（同友會），是對日本公共決策影響最大的組織。它們代表整個工商業界的利益，通過強大的組織和整合能力影響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財界團體與自民黨和中央省廳官僚機構長期交往、互動和合作，形成了影響公共決策的“大三角同盟”。

專業性經濟團體，也稱為業界團體，相對于財界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較小。這些團體包括日本鋼鐵聯盟、日本半導體協會、日本紡織協會、日本造船工業會等同行業組織。它們在相關經濟和產業政策上有較強的發言權。業界團體主要通過與自民黨政調會的相關部會、國會中的常任委員會以及相關政府省廳保持聯系，施加影響力。在財界、自民黨和中央省廳官僚的“大三角同盟”影響下，業界團體、省廳相關局、自民黨所屬部會以及議員之間形成了被稱為“小型三角同盟”的關系。

一、公共決策的影響方式

財界團體作為對日本各類決策影響最大的組織，其影響方式也是多樣且廣泛的。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定期接觸上層政治人物并保持溝通渠道。日本財界團體、自民黨以及中央省廳的高層之間的緊密私人聯系，是財界影響日本公共決策的重要基礎。財界團體與自民黨內的高層每月定期舉行會議，并圍繞每個政黨領袖組建俱樂部，作為財界與自民黨的主要互動渠道。例如，1972年成立的“維新會”由前首相田中角榮領導，邀請了財界重要人物如植村甲午郎、永野重雄和木川田一隆參加。這種互動不僅讓財界團體向決策者提出政策需求，也為雙方就特定政策問題進行意見交換和協商提供便利，以維護財界的利益。

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提升決策地位。日本財界團體經常使用政治獻金作為施展影響力的手段。議員需要強大的政治資金支持才能競選成功。財界憑借雄厚的財力，向政治人物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助其實現政治目標。領導財界的政治人物通常也是國會議員，他們為財界與中央權力機構之間的政治聯系提供了橋梁。當這些議員當選后，作為新官僚群體，他們會致力于制定符合財界利益的政策。財界團體通過提升在公共決策中的地位，加強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為企業以其他方式參與政府決策提供了機會。

向政府提交政策報告書以影響政策規劃。日本各財界團體都設有政策委員會，聚集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研究內容涵蓋廣泛。以經團聯為例，作為日本財界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團體之一，其政策委員會劃分為宏觀經濟政策、行業政策、創新政策、環境與能源政策、對外政策等六大類。在21世紀初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期間，經團聯發布了三份政策報告書，詳細闡述了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的要求、預期目標以及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優勢。最終，兩國于2001年簽署了FTA協定，實現了國際進出口貿易額的提升、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市場競爭環境的優化，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發展。

通過審議會對決策發表意見。審議會是日本總理大臣或省、廳首長的重要政策咨詢機構，由各界知名人士組成，包括產業界、金融界、學術界、輿論界、工會、消費者團體、民間研究機關和退休官員等。審議會的會長通常由財界代表擔任。總理大臣向審議會咨詢制定新的中長期計劃后，各部門根據審議會的要求提供資料和修改方案，形成咨詢報告后提交內閣會議討論并最終決定。在這個過程中，財界代表通過審議會表達團體的意見和利益主張，并寫入咨詢報告中。財界代表長期擔任審議會委員和會長，確保其對審議會的長期穩定影響，并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

聯合新聞媒體影響決策。二戰后，日本的新聞媒體行業快速發展。報紙的傳播率高，成為民眾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日本財界團體善于利用新聞媒體以及召開宣傳會議和研討會等方式來影響政策制定。例如，在2009年關于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政策討論中，日本政府對于農業開放的要求持猶豫態度。然而，從2010年11月開始，財界團體開始通過大量發布支持日本加入TPP的新聞報道來影響國內媒體。這些報道對決策者施加了巨大壓力，最終推動了日本決定加入TPP。

相比而言，業界團體主要影響的是日本國內的經濟以及產業相關政策，其參與的渠道相比財界團體較少，影響對象也不是國會與自民黨高層，一般偏重于自民黨內部協調會以及相關省廳的部門，其主要參與方式如下：

參加審議會的咨詢決策。業界團體同樣也會作為審議會的成員參與咨詢決策，但更多的政策建議偏重于與行業相關的內容以及國內社會問題。如在20世紀70年代后的石油危機影響下，日本大企業采取了經營多元化戰略，導致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糾紛加劇。業界團體和中小企業集團通過審議會提出政策建議，最終在197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業事業機會確保法》以保護中小企業的經營權益，緩解了糾紛。

公開行業研究成果便于決策參考。日本業界團體通常會根據本行業的技術、環境發展動態、進行詳盡的行業研究，并將研究結果分享給各省廳的官員，以便他們在制定相關行業政策時能基于實證數據分析。如日本鋼鐵聯盟（JISF）就在2021年發布了關于作為鋼鐵行業應對全球變暖的《關于碳中和行動計劃》研究報告，同時倡導《電力對策自主行動計劃》的推動，鼓勵社會各界節約用電。

組織參與游說活動施加決策壓力。日本業界團體通過游說行動向相關部門施加影響，以快速實現自身利益。相比財界團體，它們通常缺乏政治資源和影響渠道，因此采取直接行動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要求。例如，在2007年的“必和必拓公司收購力拓事件”中，日本鋼鐵聯盟（JIST）和日本造船工業會（SAJ）等業界團體對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和反托拉斯監管機構進行了游說，以推動政府對此事進行抗議并出臺相關反制條例，最終影響并阻止了必和必拓公司對力拓的收購。

二、決策參與的作用發揮

促進了日本決策的民主化。首先，經濟團體代表了日本國內較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利益，通過在參與公共決策的過程中表達不同企業之間的需求，使決策過程能夠更好地體現社會的多元參與性。其次，經濟團體也通過舉辦公開政策研討會或論壇，讓公眾有機會直接向決策者表達意見。最后，在參與決策過程中，它們也推動了社會對政府的監督，進一步提升了決策的透明度。

擴大了日本決策機構的信息輸入。伴隨著當前信息化與數字化的發展，政治決策也逐漸復雜化。掌握各類專業知識和信息的經濟團體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希望通過向行政官員和國會議員提供信息資料的方式影響決策，這也是日本政府擴大決策機構信息輸入的重要過程。

維護并發展了日本的政商關系。經濟團體通過向政黨捐獻政治獻金，影響政黨選舉模式，推動了公共決策的傾斜，同時提升企業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推動政府完善企業相關法律與營商制度，創造了企業與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良好環境。

推動了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高速增長。日本經濟團體通過參與公共決策，協調國內企業資源，推動政府經濟政策的實施，穩定了國內經濟的發展，更是創造了戰后至今日本GDP平均年增長率在戰后達到了3.43%的增速。在國際市場中，不斷開展國際交流與分享，進一步擴大海外的直接投資與出口，推動“高精尖”產業在國際保持領先，塑造了日本戰后的經濟發展方向。

三、決策參與的啟示借鑒

進一步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商會團體作為代表企業和商業利益的組織，營商環境的優化有利于進一步推動團體的會員規模和多樣性的增加，促進利益協調與合作的機制，實現不同團體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信息共享，以增強其在公共決策中商會團體的代表性。通過建立透明、公正的法律體系制度為商會團體在公共決策參與中更好的發揮橋梁作用，促進利益協調與合作的機制，實現不同團體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信息共享，以促進營商環境的優化。

持續推進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良好關系。政府與企業保持良好關系，有助于雙方獲取準確信息、了解對方態度，減少中間環節成本，并集中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目標。通過建立合法有序的溝通渠道，可以防止企業違背政策目標的破壞性行為。然而，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需要保持適度距離，以防止權力尋租和濫用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危害。

強化商會團體的組織協調力量。商會團體作為代表不同行業利益的組織，需要強化組織協調力量提高其代表性和影響力以推動商會在公共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進一步聚焦商會內部組織建設，強化與政府、其他商會、行業協會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共同推動整體的利益訴求，協同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

提升商會組織內部專業化能力。專業化能力對于商會在代表行業利益和提供高質量服務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商會組織可以成立相關行業專業委員會或聘請專家團隊，通過提供專業意見、撰寫研究報告、組織專題講座等方式，為會員企業以及行業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支持和服務，為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有價值的建議。

（作者袁方成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商會研究院副院長、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郭申佑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商會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