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會開幕式做主旨演講時深情地說：“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個年頭，熟悉這里的山水草木、風土人情，參與和見證了這里的發展。”這6年，在改革開放的浩蕩歷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書記”習近平第一次重訪浙江。他諄諄寄語浙江要再接再厲，“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40年，總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之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范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這片土地上貢獻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數據，更在于其每時每刻所展現出的與舊思維迥異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況下，活潑潑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發，進而綻放中國。浙江，乘著時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東方啟動點”。

正是依循這樣的視角，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梳理采寫了以下一組述評報道，力圖清晰展現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40年很長，40年也很短。

我們一直在改革開放的時光隧道中疾步狂奔。驀然回望，我們被自己已經趕了那么遠的路、翻越了那么多的檻而大吃一驚。

其實，在被稱作歷史的龐大坐標系上，14000多天亦不過是轉瞬之間。40年，我們破解了數不清的改革難題，但尚未破解的難題肯定比已經破解的“數不清的難題”要多得多。

必須首先想清楚的是，為什么要回望改革開放40年？回望，不是為了再一次證明我們曾經有過的正確，也不僅僅是為了一場等待已久的盛大的慶賀。回望必定是一種梳理，是一次充滿理性思辯的反省。

循著曲折蜿蜒的歷史經脈，我們艱難而努力地為下一個40年尋找前行的方位。

新世界的大潮就像錢塘江的涌浪般一路向東，奔騰入海，新與舊的嬗變與轉換是那么得稍縱即逝。浙江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其本質就是一部創新史：觀念之新、機制之新、模式之新，總是在奔跑的浙商群體從不懼怕變化，他們那顆領跑創新的勇敢的心永遠怦然跳動。

新與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段歷史的兩端。當我們后顧前瞻，又一次站立于出發的起點，我們必須面對至少到目前仍沒有清晰答案的“浙江三問”——

一問浙江：什么是傳統中小企業的明天？

毫無疑問，浙江民營經濟之根是傳統企業，中小企業。40年前，它們星火燎原崛起于鄉村，就如同山谷里的野百合，倔強綻放，沒有它們就不會有浙江今天的輝煌。40年后，這一基本省情沒有變。由于起點太低，原始積累微薄，缺乏文化積淀，雖歷經40年打拼，產業層次依然不算高，升級轉型有點累。在一些地方政府快馬加鞭、貪大求洋的發展思維之下，在所謂新經濟的映照之下，傳統中小企業從過去的香饃饃幾乎淪為“落后產能”的歷史包袱。對浙江而言，放棄傳統中小企業是不可想象、難以為繼的“自殺”行為，它們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對充分就業、百姓致富都有著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產業并無先進與落后之分，只有夕陽的企業，沒有夕陽的產業。和所有高新產業一樣，傳統經濟的技術進步大有可為，關鍵是，我們如何去認知以及如何去做？

二問浙江：如何從商業互聯網走向工業互聯網？

某種意義上，近些年推動浙江重燃夢想的仍屬互聯網新經濟一枝獨秀，而且呈現出互聯網商業化的強烈趨向，互聯網創新扎堆于消費端，即便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也依然高度集中于商業流通。商業化互聯網海量流通的是商品、信息和貨幣，活力張揚之余其泡沫化危險真實存在。移動互聯網的時代正加速走向人工智能時代，急切需要的是推動智能制造的工業互聯網與物聯網，“互聯網＋”必須進化為“互聯網×”，唯有信息化與工業化的兩化融合所催生的“化學反應”，才是出路。在這一領域，江蘇和廣東有著更深厚的基礎與探索。浙江，真的準備好了嗎？

三問浙江：能否實現從商人到現代企業家的歷史跨越？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作為浙江商人群體最卓越的領袖，魯冠球幾乎從不參加與“浙商”有關的任何活動，就連2014年首屆世界杭商大會上被評為“功勛杭商”，魯冠球亦告假缺席。他固執地堅持認為：“我不是商人，我是企業家！”在制造業能力全球性過剩的今天，浙江縱橫四海的關鍵“秘密武器”首推強大的營銷能力，其商業力量的發育與成熟，幾乎沒有哪個省市堪與比肩。“銷-供-產”或者稱之為“貿-工-技”基本折射出了40年來浙江經濟生態鏈的因果邏輯關系。尤其在浙江中、南部廣大地區，更是呈現了“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濃郁氛圍。在這一背景下，要警惕短視投機的商業機會主義與商業利潤至上的極端功利主義構成一定區域社會價值觀的基本座標系。40年的“全民言商”，已經使浙江人實現了從普通人向商人群體的跨越。但如何進一步實現向目光遠大、有強烈使命感、一生執著于創新的現代企業家群體的跨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追尋答案，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時間。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浙江。

浙江改革開放40年并非一條平坦的直線，意識形態、產業交替、經濟周期等諸多因素糾纏，風雨跌宕，冷暖自知。在具體發展路徑、格局方面，亦顯現出了耐人尋味的“鐘擺”現象：從南浙江領跑到北浙江二度雄起，從“溫州1.0”到“大杭州2.0”，從實體制造業百花爭艷到互聯網經濟一枝獨秀，有曲折，有回歸，也有螺旋式突破。

“鐘擺”現象同樣呈現于中國。40年間，關于中國改革有過四次大的辯論。辯論的正反方無一例外的均為改革“好得很”派或“糟得很”派，在不同的歷史拐點，兩種聲音的強弱此起彼落。而事實上，觀點如此截然對立的激辯并無實質意義。改革開放40年所創就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解放，已經使堅持改革成為中國未來的代名詞，對此發動挑戰，必將無人喝彩。關鍵在于，下一個40年繼續改革的真實內涵是什么？對所有社會階層而言，其價值取向是否還能完全或基本一致？

無需回避，面對巨大的既有改革紅利，相對分離或彼此交疊的利益團體悄然形成。我們已經告別了改革攻堅目標十分明確的純真年代，大無畏的改革勇氣不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驗藥方。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義同樣開始變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奮的改革口號聲中，我們的眼前卻常常是大霧彌漫。

好在，我們的改革共識已堅不可摧，我們對未來始終心存炙熱的渴望。改革，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重要講話中頻率最高的關鍵詞。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從浙江到中國，下一個40年是一個開放式充滿不確定的懸念。唯一確定的是，我們只有將改革進行到底，別無他途。

（作者為澎湃新聞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