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會開幕式做主旨演講時深情地說：“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個年頭，熟悉這里的山水草木、風土人情，參與和見證了這里的發展。”這6年，在改革開放的浩蕩歷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書記”習近平第一次重訪浙江。他諄諄寄語浙江要再接再厲，“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40年，總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之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范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這片土地上貢獻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數據，更在于其每時每刻所展現出的與舊思維迥異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況下，活潑潑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發，進而綻放中國。浙江，乘著時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東方啟動點”。

正是依循這樣的視角，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梳理采寫了以下一組述評報道，力圖清晰展現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浙江始終吸引著太多人好奇而驚羨的目光：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溫州參觀潮，21世紀初中國第一商幫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馬云和他身后的互聯網神話等等。來浙江看什么？究竟什么才真正是浙江“最驕傲”的？民營企業、浙商群體，或者義烏小商品市場與市場經濟，它們都是浙江的“驕傲”，但它們同樣僅僅是發展的載體和手段。浙江“最驕傲”的，應該是也只能是其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與結果：人民尤其是千百萬底層民眾，成為了改革的主體和作為改革成果的財富的主人。

在過去40年全國各項經濟數據的排行榜上，浙江總是能名列前茅。但有一項數據最為亮眼，可以說是一直被追趕，從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

以2017年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2046元。由于直轄市市域面積較小、區域特征趨同、農村比重不大而呈現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區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如果再做細分，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261元，同樣摘得各省區之冠。最為關鍵的是農民收入，這一群體龐大而弱勢，千百年來都是貧窮和憋屈的代名詞。2017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4956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僅遙遙領先于各省區，甚至超過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轄市，廣東、江蘇、山東等GDP大省亦難以望其項背。

繼續追溯可以發現，自1985年始，浙江農民人均收入已連續33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這一巨變背后更多的事實是：1997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2002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鄉鎮；200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批取消農業稅，延續了2000年的“皇糧國稅”劃上句號；201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實現絕對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浙江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同樣高居全國之首。2017年度的統計公報還告訴我們，中國各省市區中城鄉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鄉收入比僅為2.054。

以千百萬農民為主體的底層民眾財富的普遍增長，與浙江式市場經濟密切關聯。　

改革40年間，浙江市場機制發育及民營經濟勃興的全民參與的廣泛性是其他省市區難以比擬的，這與浙江人的解放的廣度和深度呈正相關。全民參與的廣泛性決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導者不再是少數背景特殊的上層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曉聲所描繪的這樣一大群人：“他們原本不過是些普通的工人、農民，脫去軍裝復員的下級軍人，甚至是一些失業者，某一個時期內幾乎窮途末路的人”。于是，符合邏輯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民眾參與改革并獲取財富的機會相對均等，財富的累積亦相對均富，并更容易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再進一步的合理推論是，在浙江，千百萬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贏得了應有的尊重，仇富心態難以成為普遍的主流意識，因財富裂變可能產生的社會結構性壓力消融于無形。

由此，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追問：為什么要改革？改革將向哪里去？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又是什么？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實現中國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構建了中國夢的基本內涵，其核心與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國家富強則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國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緣于中國的鄰居——國土面積約為浙江一半的小國不丹。20世紀80年代末，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創了“國民幸福總值”（GNH）體系。該體系主要涵蓋了發展經濟、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環境和實行良政等4方面，其核心價值指向為人民幸福。

美國《洛杉磯時報》曾在一篇題為《追求另一種經濟發展》的文章中說，很多年以來，我們一如既往地把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增長與幸福當成同一件事。但與半個世紀前相比，美國的財富增加了兩倍，美國人的幸福感卻并未增加。“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重新提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是一個國家為最多的公民謀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中國，在浙江，從普遍貧困起點上出發的40年改革的基本脈絡，顯然是堅韌不拔地走向民富國強。與不丹人理想境界的幸福觀相比，低起點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改革的所謂幸福感，在相當時期內仍必須緊緊圍繞如何加快經濟增長來展開，而這一經濟增長又必須最終積淀于民眾財富的普遍增長。否則，改革便是偏離了方向，便是失敗。

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向的激勵下，財富總量的爆發式膨脹，既是中國改革突飛猛進的最優質助推劑，也可能成為扼殺改革最危險的漩渦。關鍵在于，財富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財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進而惠及最廣大人群。

既往40年浙江所發生的事實是，不追求疾風暴雨式的改革演進，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妥協與平和的姿態，面對財富的生產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題。以機會均等的市場經濟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為調節，浙江展現了溫和派改革的成功實踐。在這一理念的主導之下，使得最大多數的社會群體普遍成為了改革的受益者，并努力減緩了改革裂變所可能帶來的惶恐與震蕩，從而實現最廣泛意義上的身心和諧。

在努力讓百姓致富并將財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體傾斜的同時，由于得到了執政者的鼓勵，浙江民眾開始舒展傳達自我主張的空間，民主新芽稚嫩而鮮活。從經濟、社會、政治的多維層面，越來越多的浙江人匯聚到了政通氣順、榮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幟之下。

可以確信，中國改革不歡迎顛覆性對抗，根本目的是在溫和變革中推進和諧進步。它肯定不應該僅僅是一場少數人的盛宴，而需釀造最大多數人得以分享的幸福。惟此，改革方能顯現出其永久迷人的魅力。

在浙江，我們已經率先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

（作者為澎湃新聞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