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2年10月-2007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會開幕式做主旨演講時深情地說：“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個年頭，熟悉這里的山水草木、風土人情，參與和見證了這里的發展。”這6年，在改革開放的浩蕩歷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書記”習近平第一次重訪浙江。他諄諄寄語浙江要再接再厲，“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40年，總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之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范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這片土地上貢獻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數據，更在于其每時每刻所展現出的與舊思維迥異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況下，活潑潑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發，進而綻放中國。浙江，乘著時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東方啟動點”。

正是依循這樣的視角，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梳理采寫了以下一組述評報道，力圖清晰展現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1994年后，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省構成的第一經濟方陣雖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遙遙領跑于中國的格局從未改變。今天亦如此：2017年，廣東GDP8.99萬億元；江蘇GDP8.59萬億元；山東GDP7.27萬億元；浙江GDP5.18萬億元。

如果從省域經濟運行質量的維度考量，則可以把山東列于其外，而將廣東、江蘇、浙江單獨尊為更具優勢的“強省俱樂部”。一個可資參考的數據是，在中國各省區中，廣東、江蘇、浙江給中央貢獻了最多的凈上繳財政收入。以2016年度為例，三省貢獻率均為幾千億級，分別是山東的數倍。更重要的在于，這一強勢的形成與上述三省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深度有關，其核心則是作為中國改革取向的市場經濟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為既往40年最經典的樣本，中國開放看廣東珠三角模式，改革則花開兩朵：浙江的溫州模式與江蘇的蘇南模式。由于歷史背景和改革開放路徑的差異性，三省市場經濟的發育亦呈現了相對不同的顯著特征：

——廣東是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市場經濟。來自港澳臺的資金、技術、理念，來自中央改革派領導者旗幟鮮明的鼎力支持，以及被生機勃勃的開放吸引而來的外省市人才，對廣東的市場經濟生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效應。

——江蘇是從腰部發力的漸進式市場經濟。蘇南經濟的起點是鄉鎮集體企業，比國有經濟更市場，比私營經濟更計劃。產權制度安排的模糊，決定了其改革發展之路的曲折。20世紀90年代末，舉步維艱的蘇南模式一手學“溫州模式”，更多的卻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質勞動力充沛的優勢，全力轉向了珠三角式的開放并大獲成功，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昆山之路大放異彩。

——浙江則是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市場經濟。以早期溫州的崛起為代表，浙江式市場經濟擁有三方面率先突進的典型氣質：一是所有權極為清晰的產權制度；二是民間力量而不是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最關鍵培育主體；三是異常活躍繁榮的市場交易體系。很顯然，浙江市場經濟的發育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底層的星火燎原般的內生性力量，而且一開始就深度觸及中國改革最本質的所有制核心問題，因此浙江市場經濟的發展最為徹底，也最為艱難。在很長時間，浙江現象尤其是溫州現象呈現出所謂的“臭豆腐效應”：由于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邊界，所以聞著很臭；但由于真真切切推動了生產力的爆發式增長，所以吃著很香。

改革開放40年，浙江絕非一路高歌。從20世紀80年代備受質疑的“奇怪崛起”，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的大紅大紫，2004年-2014年前后遭遇成長的煩惱，再到近5年的重燃夢想，貫穿浙江發展始終的，是永遠高揚的市場經濟之魂。

一些觀察者往往容易將浙江市場經濟簡單理解為義烏小商品市場式的專業市場或無數專業市場的組合，事實上，浙江市場經濟的超級發育無疑是宏觀市場層面的——--包括市場主體發育狀況、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市場經濟價值觀與行為規范確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轉變程度等綜合范疇。廣東和浙江很可能是當下中國市場經濟最成熟完善的兩個省份，其進化路徑一個自上而下一個自下而上，但都抵達了生機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廣東式市場經濟離不開難以復制的歷史機緣和時間窗，浙江式市場經濟更具學習的共性和普遍意義。

而在其他有些地方，我們不難嗅到值得強烈擔憂的非市場經濟的氣息：在市場中交易的是權力，而權力被交易的價值恰恰在于其掌握了最優質的社會資源。這種非市場經濟唯有真正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才能加以遏制。

某種意義上，浙江改革開放40年的勝利是市場經濟的勝利。從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在未來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小省浙江必須承擔更大的使命。        

（作者為澎湃新聞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