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個熱點事件發生，就會有許多的文字跟進，人們把這叫做熱點寫作。

對于這種行為，有兩種最常見的指責：一是沽名釣譽，博人眼球；二是消費他人，如禿鷲酷食腐肉令人惡心。

第一種指責很容易駁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告訴人們，正義不僅本身值得追究，其結果也值得渴求。一種正當的技藝不僅有其獨特的追求，同時也能帶來附隨的好處。正如醫生要追求醫術高明妙手回春，而這種追求同時也能帶來良好的聲譽與可觀的收入，這沒有什么不道德。但如果醫生只是追名逐利，為了名利可以放棄醫療職業本身的追求，那么醫生也就不再是醫生，他放棄了醫術這種特定的技藝。柏拉圖以此來論證從政為官也是一種獨特的技藝，做官不能只是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否則就不再是一種技藝。

寫作也是一種技藝，它既有技藝本身的追求，也能帶來附隨的名利。但如果寫作只是為了名利，那么寫作也就不再是寫作。人們常說“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通常的情況是，為了好事去努力，也就有可能得到所附隨的前程。但如果“只為前程，無所謂好事”，很可能既無好事，又無前程。

《納尼亞傳奇》的作者魯益士也提醒我們，行為有自然結果和非自然結果，追逐自然結果非常道德，而如果追逐的是非自然結果，那就非常的不道德。因為愛情所以想要結婚，這非常道德，因為結婚是愛情的自然結果。但如果因為對方有錢，所以想要結婚，這就不道德，因為金錢并非愛情的自然結果。

因此，寫作帶來名聲，沒有什么不道德，但名聲只是寫作的附隨結果，而非自然結果，不能為了名聲而去寫作，否則不僅不道德，也使得寫作不再成為一種獨特的技藝。

我常常勸有文字特長的同事朋友多多寫作，向民眾傳播法治觀念，但經常得到的回復是：這有什么好處，算核心期刊嗎？算科研成果嗎？有朋友直言不諱地告誡我：別浪費時間寫這些東西，多寫核心權威才是正道，否則沒法躋身長江黃河海河珠江學者之流，一輩子都只是不入流的外圍學者。我其實想勸這些朋友看看柏拉圖，但估計他們太忙了，沒有時間去看。

對于第二種指責，倒要嚴肅地對待。趁熱點寫作經常被論斷為吃人血饅頭，是對他人的剝削。過去的一周有數位名人辭世，朋友圈鋪天蓋地各種文章，養生的、治病的、推銷的，這很容易被解讀為利用他人的不幸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一個著名的事件是“饑餓的蘇丹”（英文：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這是一張震撼世界的照片。一個蘇丹孩子，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兀鷹正在他（最初被認為是個女孩）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獵食。照片在《紐約時報》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方面國際輿論密切關注蘇丹饑荒和內亂的關注，另一方面，不少人譴責攝影師殘忍，沒有放下相機去救小孩。攝影師凱文?卡特因為這張照片獲得了普利策獎，但獲獎后不久卻自殺了，死前留下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 。

很多人喜歡用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來譴責對他人的利用。但是，這種引用經常是一種以訛傳訛的情緒化誤讀。康德的原話是：“在這個目的秩序中，人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遠不能被某個人單純作為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時自身又是目的，所以在我們人格中的人性對我們來說本身必定是神圣的……”（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頁380。）

可見，康德從來沒有主張過人不能是他人的手段，他只是說人不能“單純”作為手段。萬事互為效力，任何人都可以既是他人的手段，又是自身的目的。如果人只是手段，這會走向毫不掩飾的極權主義，如果人只是目的，那也會走向過于放縱的個人主義。

因此不能因為存在對他人的利用就認為這是不道德的，而要看這種利用是否已經變成了剝削。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寥寥數語無法闡明。大致說來，剝削是一種忽視他人尊嚴的不道德利用。在電影《象人》中，馬戲團老板利用頭部畸型的象人牟利就是一種典型的剝削。

該片取材于真實的醫療檔案，講述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醫生特維拉在馬戲團發現了臉部畸形癥患者“象人”，他身體90%長滿了纖維瘤，臉像大象，受盡他人侮辱嘲弄。醫生將其帶回醫院研究治療，但馬戲團老板又將象人搶去，到各地巡回展出。象人后來被其他小丑搭救逃回英國，最終體會到作為人的尊嚴和溫暖。

影片的高潮部分是象人逃回倫敦，希望能夠重回醫院，卻在車站被人戲弄。人們摘掉了他頭上的罩子，他在絕望中向圍觀的群眾怒吼：“我不是象人！我是一個人！我不是動物！我是一個人！”

一種行為是否屬于剝削，也許可以從后果和動機兩個方面進行判斷。

從后果的角度，如果一種對他人不幸處境或人性弱點的利用，沒有傳遞任何積極正面的道德價值，那它就屬于不道德的剝削。這種剝削即便得到了被剝削者的同意，在道德上也值得譴責，嚴重的甚至可以犯罪論處。如組織賣淫行為，和強迫賣淫不同，在組織賣淫的情況下，賣淫者往往是自愿的，組織者利用了賣淫者經濟上的不利地位或者道德上的缺陷。如果不考慮道德價值，組織賣淫這種行為對賣淫者、嫖客、組織者都是有利的，如果允許國家征稅，甚至會造成四方共贏的局面。但這種利用行為沒有任何積極正面道德價值，因此屬于剝削，值得譴責甚至可以犯罪論處。

但在“饑餓的蘇丹”事件中，照片觸動了民眾的憐憫情感，讓世界關注蘇丹饑荒和內亂，傳遞了正面的道德信息，在結果層面上，很難說這屬于剝削。類似的情況是教皇保羅二世遇刺事件。1981年5月13日，保羅二世在羅馬圣彼得廣場為信徒們祈福，當教皇乘坐的敞篷汽車駛進人群時，混在人海里的阿里?阿格卡（Ali Ag?a）突然向教皇開槍，教皇幸免于難，但腹部受重傷。新聞攝影師恰好目睹此事，以一張生動的照片捕捉了這一場面，他將照片高價賣給了新聞機構。我們不能以剝削來指責攝影師，認為他利用了別人的不幸。攝影師的照片為全世界記錄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為此獲利無可厚非。

當然，最能精準地判斷出一種利用是否屬于剝削主要取決于利用者的動機。但是，無人會讀心術，我們無法得知他人背后的隱情，無法洞察他人內心的動機。因此動機的判斷只能留待利用者本人進行自省，而無法作為他人評價利用者行為的依據。

在電影《象人》中，有人指責醫生出于研究的目的治療象人，浪費醫療資源，沽名釣譽，卑鄙可恥。以致醫生不斷地追問自己的內心，“我真的只是在利用他嗎？”

我們很容易對他人的動機作為惡意地評價，嚴于律人寬以待己是人之本性。批評他人可以讓我們輕易地掩蓋自己的道德丑陋，從容地逃避自己的道德責任。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畸形的不是象人，而是人心。

因此，每當我們想對他人的動機作為惡意地評價，我們要先有一個代入，去想一想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的行為舉止是否會比他人更高尚。

在這次萬州公車墜江事件中，很多人指責同車乘客沒有起身制止互毆。但我不敢進行這種指責，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在類似情況中有沒有我想象中那么勇敢，那么負有責任心。

巴克斯特說：我們時常妒忌比我們地位高的人，藐視地位不及我們的人；垂涎別人的名望、財富，或者傲慢、冷酷地看待別人的貧寒窘迫。看到外形姣好的人，則誘發我們的情欲；看見有殘疾的人，就引發我們的鄙夷之心——我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網羅。

我們永遠沒有自我想象中那么高尚。

所以，判斷行為是否屬于剝削，只有利用者本人可以進行動機上的自省，他人只能從后果上進行判斷。

有朋友提醒我，從事文字寫作要把自己看成一支鉛筆。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為何寫作，要知道鉛筆在誰的手中。

對于鉛筆而言，最重要的是筆芯，因此要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良心是唯一不能從眾之事。寫作不是為權力的垂青，不是為獲得群眾的掌聲，而是向自己的良心負責。

對于鉛筆而言，字跡是可被擦去的。我們的觀點可能有錯，需要隨時被糾正。

對于鉛筆而言，它是有限的，有一天它會寫到盡頭。作者也許會發現自己所寫的其實沒有太大價值，我們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擅長寫作，寫作的能力屬于作者又不屬于作者。如果寫作只是成為作者謀取名利的工具，那么寫作也就不再是一種獨特的技藝，作者也就無法逃離虛無和虛榮的惡性循環。只有發現了自己的使命，我們才能超越這種循環。

如果法律人的熱點寫作能夠促進法治理念的普及，這沒有什么不正當，只是作者應當時常審查自己的內在動機，不要陷入自我的網羅。愿更多的法律人能夠為法治的進步從事寫作，每一個微小的文字都可以為法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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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翔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