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馬上衣冠：元明服飾中國的蒙古因素》一書序言，作者為明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毛佩琦，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元朝的建立，使數千年草原民族與中原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的角逐以蒙古族全面入主中原而暫告一段落。蒙古政權對華北地區的統治持續了近一個半世紀，元朝對南方的全局或局部控制又有近百年之久。元朝不僅帶來了蒙古族固有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形式，也將蒙古族的文化習俗帶到了廣大漢族地區。

在元末大動亂中，朱元璋領導的義軍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推翻了元朝政權，把元朝統治集團逐往漠北。明朝政權一建立，太祖朱元璋就著手清除蒙元統治的影響，在政治制度上提出恢復漢唐之舊，在社會生活層面，則下令禁止胡服胡語胡姓。洪武元年(1368)二月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禮部言：‘今國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漢唐宋，服色所尚，赤色為宜。’從之”。明人何孟春說：“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發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褲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發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屯(據《明實錄》當作‘卍’)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纻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補，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截兩胡衣，其辮發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然而，朱元璋可以在戰場上取得完全的勝利從而建立明朝政權，但在戰場之外，“恢復漢冠威儀”卻并不能立竿見影，無法做到何孟春所說的“悉復中國之舊”。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的政令在一些地方遭到抵制。一些讀書人拒絕與明朝政府合作，甚至為了不被征召出仕而自殘。為此朱元璋下令設立“天下士人不為君用科”加以懲治。政治態度如此，文化風俗的情況可知。對胡服胡語的禁令不能得到果斷執行，甚至朝臣中也不乏容忍遷就胡服者。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不得不重新申明禁令：“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名、國子司業龔教參酌時宜，俾存古意。”反映的就是胡服在實際應用中的遺存和朱元璋對其的進一步清理。然而，一些胡服元素在民間被頑固保留，胡服胡語屢禁不止。以至于弘治四年(1491)，刑部尚書何喬新上書請求下令，禁止京師胡服胡語。其時距明朝開國已經120余年，京師尚且如此，邊鄙鄉野其情可知。

近年來，學界對社會史、風俗史的關注越來越多，服飾史的研究也愈益活躍。通史、斷代的服飾史研究不斷有新成果出現。羅瑋君擅長元代史，近日完成大著《馬上衣冠——元明服飾中的蒙古因素》，專注于蒙古服飾的研究，特別是蒙古服飾在明代的遺存。在眾多服飾史研究的專著中，本書尤其令人囑目。

頭戴華麗缽笠帽的元成宗像

山西博物院藏戴覆缽式笠帽的元代騎馬俑

明人繪《射獵圖軸》中戴缽笠帽的明朝皇帝形象

近年來，古代服飾的研究愈加受到學術界關注，也產生了一些有影響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少是工藝美術學或文物、博物學之作。研究者更強調的是服飾本身，如服飾的質料、設計、剪裁、縫制乃至時代特征、民族特征等。就服飾說服飾，服飾背后的歷史文化、制度風俗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服裝專業、工藝美術專業的學者更注重服飾美的價值；歷史專業的學者，更注重服飾與政治制度的關系。而本書作者作為制度史的專家投入服飾史的研究，史學家而具備美術家的視角，則兼得二者之長。作者不僅精到地描述和展現了服飾本身形制的細節，更揭示和闡釋了各種服飾形制背后的制度與習俗的文化淵源。因此，它就成了一部立體的、豐厚的、有整體感的服飾史著作。“讀”服飾，同時可以了解其歷史、其時代。一如郭沫若先生所言，通過對古代服飾的探索，大可對當時的生產方式、階級關系、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等，一目了然。

作為歷史的服飾，并非靜止的存在。服飾史是一條流動的長河，其發展流變、分裂融匯一刻也沒有停止。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歷史研究的最終階段歸納為明變、求因、評判。本書的研究，是對流動的服飾史長河做跨時代的觀察。作者截取了由元流動至明的一段，不僅明其變，而且求其因。正如作者所說：深入發掘服飾形制演變過程中的民族文化互動因素、服飾形態背后隱含的社會心態乃至政治社會背景等更廣闊的重要歷史問題，則是對歷史的思考和評判。以往的服飾史研究更多地強調時代劃分，強調各時代的特色和區別。即使是號稱通史的服飾史著作，也不太重視各個不同時代之間的關聯，因而有通史不通之嫌。本書則聚焦元明之間斷而不斷、斷而有連的現象。這種斷而不斷、斷而有連的形態，在民族大變動的元明之間是如此，在其他各代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作者跨代的研究視角，不僅可以用于由元入明的服飾史研究，對于整個服飾史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意義。作者本身就是元史專家，對明代服飾中存在的蒙古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辨識和解讀。

如前所述，明朝建國后，盡管朝廷一再頒布禁令禁止胡服胡語，但胡服胡語仍然難以禁絕，以至于過了一百多年，明朝政府還在下令禁止胡服胡語。那么，在明代，胡服具體說是蒙古服飾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存在，它的政治的、文化的、風俗的意義何在，就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考察。這種研究超出了服飾史的范圍，它可以使對明朝歷史的認識更加豐滿。

本書的研究是在中華傳統文化熱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它從一個側面，一段服飾史的側面探尋“我從哪里來的”問題，也從歷史曾經的走向為要到哪里去以及怎樣到那里去提供借鑒。本書的研究還有一個背景，就是21世紀以來青年人中興起的漢服文化現象。這些并不完全是追逐時髦和張揚個性的行為，有必要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尋繹其緣由，從對歷史的準確認知中給予正確的引導。

前輩學者說過，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學術研究，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都會隨時代變遷而改變。甲骨學、敦煌學是因為新的發現而誕生。二重證據法，則是由于科學考古的出現而成為可能。前些年，學界又提出了傳世文獻加考古材料加社會調查的三重證據法。如今的科技昌明，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便，歷史研究可以采用更多的方法，其證據豈只限于二重、三重？我將廣泛使用各種材料證據研究歷史的方法概括為“整體研究法”。2003年，鄭欣淼先生提出“故宮學”的概念。故宮學不僅界定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建立了一門新的學科，也在方法上確立了整體研究法的范式。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有助于學術研究。就史學而言，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其規模是空前的；考古事業的蓬勃開展，使越來越多的地下遺存重見天日；攝影、印刷業的進步，使各種歷史文物的面貌得以廣泛傳布，研究者很容易看到；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使研究者能夠更多地親近文物；交通工具的發達，使研究者能夠更方便地到各地去考察文物遺存；再加上互聯網的無所不能。這一切，都使得學者的研究不再囿于紙上，不再拘于斗室，使對歷史做整體研究，或曰以整體研究法去研究歷史成為可能。

本書作者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多重史料的相互比對，并不專注于文獻、圖像或實物三大類史料中的一種，而是綜合比對，擇善而從。其次，對于服飾背后隱含的社會心理以及政治文化問題則主要使用文獻方法，廣泛收集文集、詩詞、碑刻等有關記載，鉤沉索隱，發前人之所未發，從而避免了傳統工藝美術研究模式對歷史文獻的重視不足，以及歷史學者的研究重于文獻的引述而不擅長使用圖像史料的缺憾。可見，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的理念和具體操作都是與整體研究法相契合的。也正因為如此，在整體研究法之下所取得的成果也不是單一的。其成果不僅僅是服飾史、工藝美術史，也包括了文化史、社會史，乃至制度史、經濟史，其研究成果也是整體的。

本書是一部學術著作，也是可以賞玩的藝術品。全書不僅以嚴謹的敘述和論證講述了一段精彩紛呈的服飾史，也向讀者展現了賞心悅目的古代服飾的具體形象。本書選圖保證了清晰、高質量，作者盡可能地收集和運用各種類型的圖像史料，包括考古發掘的實物、文博機構的傳世藏品、古籍版畫插圖、古代繪畫、宗教水陸畫、古代墓葬壁畫以及現代高質量的復制品等，可以說目前存世的相關圖像史料應有盡有。此外，為了便于理解，作者還動手繪制了一些簡潔明快的衣冠服飾示意線圖。這些，使本書兼具了學術性、觀賞性、趣味性和普及性。

總之，這是一部嚴謹的有學術質量又好看的書。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