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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研究專家黃克武重磅力作,帶你重新認識思想家梁啟超

2024-01-21 22:4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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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9日,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梁啟超去世。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公認的近代中國啟蒙先驅之一。然而關于如何評價其思想成就,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很多學者認為梁啟超雖然學術興趣廣泛,卻思想膚淺、駁雜,沒有深刻的內涵,所以只能算一個宣傳家。

然而《文字奇功》作者黃克武教授對梁啟超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對梁啟超的定位是“思想家”。這是他30年如一日對梁啟超思想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力結論,也是貫穿本書始終的一條主線。

在這本書中,黃教授結合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前后、流亡日本前后及訪問美國前后等重要節點,系統梳理了其在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方面的思想流變和學術成就。所以,這當然不是有關梁啟超的又一本傳記,而是一幅思想地圖,繪制了梁啟超一生的學術探索之路。

都說“文如其人”,對一個人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閱讀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讀懂一位思想家,或許還需要一位領路人。希望所有翻開這本書的讀者,都能在黃教授的引領下,重新認識思想家梁啟超。

現代意義的“格義”工作:

梁啟超的學術貢獻

文 | 黃克武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領軍人物,清末時他所領導的“立憲派”,與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共同推動中國由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又出現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梁啟超與弟子蔡鍔合作,靠著“筆桿”與“槍桿”,兩人組織的護國軍打倒了袁世凱,“維護共和”取得成功。民國初年政治秩序的崩潰,也帶來傳統文化與倫理秩序的動搖。儒家圣賢君子的人格理想以及家國天下的政治理想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就在此一“兩頭不到岸”的時刻,梁啟超以如椽之筆帶動了時代的風潮。

筆者認為梁啟超學術思想的核心旨趣可以歸結到以“鑄造國魂”為核心的政治與文化理想,他強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的獨特性及其崇高的價值,即使在列強的威逼下,仍然堅信“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

那么中國的“必強之道”是什么?梁啟超給出了他的答案。晚清時他主要致力于倡導培養“現代國家”的“新民”,他的《新民說》與同時期研究陽明學、墨子學、新史學的成果,乃至對康德哲學的詮釋都與此一“新民”的目標密切相關。他之所謂“新民”結合了源自西方的“公民精神”與來自傳統的道德修養。

至民初五四運動前后,梁啟超從歐洲返國,有感于戰爭所帶來的對西方文化的破壞,同時受到歐洲“反啟蒙論述”的影響,思想有了新的轉向。他和梁漱溟一樣批評西方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科學文明,并試圖重新找回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他稱為“元神真火”),開始以“國性”“國粹”“立國精神”與“民族精神”來凝聚全民共識,意欲打造一個既具有中國精神特色、又融合現代文明的新國家。

梁啟超能超越同時代其他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兼具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多元知識,并致力于會通中西(這一點和嚴復很類似)。他自幼因準備科舉考試而熟讀傳統經典,在拜康有為為師之后,又兼治西學。他的另一機緣是到日本之后,很快地掌握了日文的閱讀方法,而能利用日本的學術資源認識新詞匯、獲取新知識。誠如狹間直樹教授所說,“日本的翻譯和著作對梁氏的影響要遠超過一般的想象。這種影響并非只是作為一個中間環節,而是深入到了梁啟超思想基礎的‘知層’”;日本因素的加入,使他思想之中的中國、日本、西方等知識來源相互嵌合在一起。

本書中的許多章節都嘗試呈現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這些異質的思想因素如何經過梁啟超吸收、消化而融入一個新的思想脈絡之中。筆者認為,日本知識土壤在不同領域對任公造成了不同的影響。狹間直樹教授所謂作為“中間環節”的“‘日本化’了的西洋的存在”(以及日本的中國研究),有時是深刻地影響到任公思想的取向的;有時卻只是支離破碎的片段,提供給任公思想發揮的素材;有時則是居于兩者之間。

無論哪一種形態,梁任公都是一方面通過譯介日籍而掌握新知,另一方面則嘗試將這些新知整合到他原有的思想脈絡之中,并以他所設定的標準來評估中西理論。如果說中國傳統的“格義”是以中土的思想與典故比擬配合,來詮釋佛理,使人易于了解佛教思想的方法,那么梁啟超所從事的則可以說是一種現代意義的“格義”工作。

這個過程就是本書副標題所謂“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梁啟超所做的詮釋工作至少有三個嶄新的視角。

第一是“現代國家”與“國民”的視角。最好的例子是他的“史學”研究,史學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但是過去的史學是為王朝服務的,是“帝王的家譜”。梁啟超開始意識到歷史學與現代國家的關聯。日本學者森岡優紀即指出,梁啟超大約在1896年《時務報》時期,已將“個人傳記”視為“國家史”,因而開始形成“近代傳記”的觀念。事實上本書所分析的其他學術思想如儒學、諸子學、西方哲學、宗教等,都曾被梁啟超放在現代國家的框架下,來討論它們對形塑“新民”所具有的意義。

第二是“科學”的視角。筆者在討論陽明學、墨子學與史學等章中都指出梁任公不贊同宋明理學有關陰陽、理氣的說法。他說“以讀科學書之心眼以讀宋明語錄,直謂之無一毫價值可也”,他果斷放棄了傳統的陰陽五行的宇宙觀,而接受嚴復以來所譯介的西方科學(如進化論、物理學、心理學)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在他的思想中,科學是指“根據經驗的事實分析綜合求出一個近真的公例以推論同類事物”,科學方法包括以歸納法、統計學探索事實真相與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在史學方面,他主張以科學、實證的方法作為獲得客觀的、正確的歷史知識之保證,成為近代中國“科學史學”“實證史學”“客觀史學”的先驅之一。在他看來,科學是建構知識的重要基礎。

第三是“超科學”的視角。任公指出歷史文化現象的獨特性是由于個人“自由意志”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有自由意志的因素,歷史不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也無法完全依靠歸納法來加以研究。梁任公因而認為科學(尤其是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有其局限,在“關于宇宙本體或‘天道’……以及實踐規范或‘人道’”方面,例如人生觀、美感與宗教的領域,人類無法在科學之中找到確切的答案,必須依賴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

在本體論方面,梁啟超則以佛家的理論來統攝中外的學說。他舍棄了宋明理學家有關陰陽、理氣的說法,而保留王學之中良知的本體論;再將此一理論與佛教及康德的觀點結合在一起,以此作為功夫論之形上的基礎。其看法與嚴復在《天演論》中結合佛法與天演、遺傳學的觀點非常類似。梁啟超的《余之死生觀》一文即嘗試以基督教“圣靈說”、進化理論中的遺傳觀念、佛教果報輪回說、儒家“家族之食報”“名譽之遺傳”的觀念等,來詮釋“人死而有不死者存”的“死生觀”。

對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今日的學術標準來考察,或許存在一些瑕疵,那么我們還能夠說他的思想是“有其一貫性,而且是深刻的”嗎?他是否能將各種來源互異的思想因子整合成一個較圓融的構想呢?作者嘗試提出梁任公學術思想的七個特點,它們是:

第一,梁啟超主張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說,而摶成一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思想,而在此過程中,每一個個體都要從事評估與調和的工作。換言之,知識的取得是一個奮斗的過程,要“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與“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其中沒有一個現成而完美的真理體系,可以作為改變社會的絕對指南。同時,任公也自覺地了解到,自己的評估能力與知識是有限的,所以對于他人要采取開放的態度,使學術能在相互指正之下逐漸累積、進步;然而梁任公以其有限的評估能力,來看各種不完美的思想體系之時,卻沒有變成一個相對主義者,他反而將這種對知識的看法與人文主義的理想結合在一起。

第二,知識的內涵不僅包括實證性的科學知識,也包括“非科學”“超科學”的知識。后者包括由情感而生發的愛與美,以及宗教信仰等具有神秘性的生活經驗。今日許多學者都肯定此一觀點,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新儒家即持此見。

第三,人類的生活不僅包括科學所處理的物質的方面,也包括超越科學的精神的方面,而尋求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協調是很重要的。他因而批評墨子與馬克思傾向唯物論的主張,而欣賞彌勒所謂快樂不僅有比較具體性、物質性的快樂,也有“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的快樂”。

第四,宗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強調悲智雙修、轉迷成悟,亦即是知而后信,它不但有一套周密的本體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宇宙與歷史,也洞悉人類精神的本質。同時,在佛教、陸王心學、譚嗣同《仁學》與柏格森哲學的影響下,梁啟超特別指出“心力”“心能”的重要性,認為個人精神力量的自主性可以影響宇宙的生滅變化。此一觀點雖然可能會引起爭論,但是現在尊重宗教、肯定精神力量的觀念在西方學術界也很流行。例如社會學家貝拉即強調美國當代文化中《圣經》傳統的重要性。在肯定宗教經驗這方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心理學家與實用主義者——同時也被認為是美國一位重要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所寫的《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第五,所有這些不同的知識結合在一起,有助于澄清人類生活的目標,以及提供達成目標之方法。

第六,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個人與群體是一樣重要的,兩者也應相互調和。具體地說,梁啟超一方面肯定個人與個性,另一方面也要求發揮儒家仁的精神,做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梁啟超從許多方面說明個人的重要性,包括他一再強調的:個人對知識與精神生活的追求有本質性的意義,亦即個人是這種追求的唯一的執行者,是具有“主觀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個體(此一觀點與上述的“心力”概念有關)。因此將梁啟超視為集體主義者,或認為其有集體主義的萌芽,是錯誤的。他的“個性中心之‘仁的社會’”的觀念,是今日許多人會肯定的一個理想。

第七,梁啟超認為為了讓個人追求道德目標,而避免出現自私自利的情形,必須采用不同的說法,使人們認識正確的群己關系。這些說法包括儒家的道德理想,墨子兼愛與“利人即所以利己”的觀念,佛教的各種理論等,甚至也應參考康德的哲學、日人加藤弘之與英人彌勒對邊沁功利主義的修正與發揮。再者,梁啟超也提醒人們要認識群體本身的光輝歷史,并對個人不能在此基礎之上繼續進步感到慚愧。

上述綱要式的七點或許可以視為梁啟超學術思想的特點,筆者認為任公一生之中吸收了東西方的各種知識,因而其學術思想呈現出復雜多變的面貌,但在多變的表層下仍展現出這些不變之處。

BOOK

推薦圖書

《文字奇功》

廣西師大出版社2024年1月

原標題:《梁啟超研究專家黃克武重磅力作,帶你重新認識思想家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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