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戰后建立的魏瑪共和國（1918-1933），延續了威廉帝國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也呈現了多重社會危機，被稱為“經典現代性的危機時代”。在歐洲社會現代化與理性化不斷祛魅之際，當時的中國卻成為戰后德國的異國旅行熱中最為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在魏瑪共和國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中，以圖書形式出版的中國游記或者包含中國敘事的游記多達50余種。對這些異國旅行者而言，既包含中國歷史發展邏輯、又接納了西方現代性的近代中國城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想象空間。本文摘自陳雨田著《魏瑪共和國德語游記中的中國城市鏡像》（商務印書館2024年1月版）第五章第一節“從廣州到北京——霍利切爾與中國革命共同體”。有刪節，注釋從略。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魏瑪共和國德語游記中的中國城市鏡像》書封

阿圖爾·霍利切爾于1869年出生于奧匈帝國首都布達佩斯一戶猶太富商之家。早年試圖通過小說、戲劇及詩歌等創作以確立其作家身份，但卻影響甚微。1912年所作的美國游記《美國的今日與未來》（Amerika heute und morgen）為其贏得了旅行作家的聲譽與可觀的經濟收入，也為霍利切爾后續同費舍爾出版社的長期合作奠定了基礎。美國游記成功之后，霍利切爾又進行了一系列異國旅行并出版了相應游記。

阿圖爾·霍利切爾

事實上，旅行并非在1912年之后才成為霍利切爾生活與創作的重要主題，而是在其放棄銀行職員的工作并決定從文時就是其波西米亞式反市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異國旅行對他而言“不是漫游之趣，不是求新求變，甚至也不是求知的渴望——而是一項重要使命，一項充滿希望的任務”。旅行的“使命”與“任務”在霍利切爾這里是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類遠景，是對“共同體”與“全新的、幸福的人與人共同生活的形式”的追求。從“新世界”美國到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再到猶太復國主義行動伊始的巴勒斯坦和革命中的中國，霍利切爾在遠離歐洲文明的國度探索人與人共存的新形式，想象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形式，他的異文化與文明之旅是一次次“救贖史式的遠征”。在魏瑪時期未來想象的話語之中，蘇聯與美國作為“未來之國”的載體而在不同的學術話語與文學表現之中分別被視作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象征?！被衾袪栆蚱涫忻袢说乐髁x的立場而站到了共產主義與蘇聯的隊列之中。十月革命令其歡欣鼓舞，霍利切爾稱布爾什維克主義為“一個偉大的思想，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值得動用一切政治力量，甚至外交詭術去實現之”。盡管如此，霍利切爾在本質上仍是一名市民知識分子，仍在其傳統唯心主義的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中掘發現代歷史中人類與世界的未來。在此框架之下，對于個體自由的強調是其精神結構中另一至關重要的方面。早年銀行職員的生涯使其感受到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對個體性的剝奪與限制，并由此以一種激進的姿態轉向反市民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p>

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霍利切爾在費舍爾出版社的資助之下開始其為期半年的遠東之旅，主要游歷了印度、中國、日本等國家，并根據其旅行經歷創作游記《動蕩的亞洲》。霍利切爾游歷中國之時，正是北伐戰爭準備階段。盡管霍利切爾在書中稱，受到十月革命影響的中國“通過團結蘇聯，能在何種程度上促進蘇聯思想的發展和鞏固蘇聯及其思想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是其最為關切之事，但在事實上，與其說霍利切爾關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不如說是關注革命作為一種變革社會、自由解放的可能性。無論是在北伐戰爭抑或是局部的工人運動之中，霍利切爾看到的都是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下中國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與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必亡的征兆。革命是貫穿霍利切爾中國游記敘事的紅線，異國的旅行經驗通過與革命主題的關聯而成為傳遞價值觀與意義的整體，而非主觀興趣取舍下零星羅列的印象片段。

霍利切爾的中國游記主要包括廣州、上海、北京三部分，不同的城市景觀給予他看待中國革命的迥異視角。廣州作為“中國南方革命的首都”與“偉大的中國解放戰爭的大本營”，在北伐革命動員階段呈現出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精神面貌；上海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及中外矛盾突顯之地而成為中國革命諸問題的展示臺；北京則因其作為古老中華文明的象征、列強在華政治代理人的聚居之地和北方軍閥的統治中心之一而既有其神秘迷人的一面，又代表著中國所面臨的混亂政局與復雜的外交糾葛。

廣州

霍利切爾的廣州敘事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后舉行的閱兵儀式開篇，極力渲染閱兵式的隆重盛大與謳歌革命群眾的高昂熱情：

所有這些都使我想起莫斯科紅場和列寧格勒冬宮廣場上紅軍那令人難忘的游行：年輕的士兵、年輕的軍官、將軍們和海軍上將們，游行者的熱情和人群中激動不已的歡呼。左右兩邊的側面看臺上坐著委員會的代表們和大學生。每當一個軍團或者一個工會走過講臺時，人群中成千上百個聲音一齊呼喊，呼應著場地上人群的吶喊：

“第九軍團萬歲萬歲!”

……

霍利切爾在觀看國民黨代表大會上的閱兵儀式時想到莫斯科紅場和冬宮廣場上的閱兵，這顯然并非是隨意的聯想。對霍利切爾而言，造就中國群情激蕩的革命熱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革命的影響。他如此描述在會場上看到的蘇聯代表們：

唯一一陣持續不斷的歡呼聲從會場上響起來。無數帽子被扔向空中。在軍隊，在革命的無產階級面前，蘇聯人站在那里，就像一堵墻。他們只是一個很小的團體，一小群人。他們站在那里，這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面對著千百萬異國的民眾。千真萬確：他們是征服者與先鋒，但卻不是數百年前就在中國安下家、筑下巢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而是一種即將征服世界的思想的先行者。東方世界已然受到其影響，西方世界或自愿或被迫，終有一天也要追隨這種思想。

在霍利切爾將無產階級革命視作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而從觀眾對蘇聯代表的熱忱歡迎來看，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此時已然接受并正在實踐這一偉大思想。在這一章節的最后，霍利切爾以一幅色彩艷麗、充滿著活力與動感的畫面結束了他對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閱兵儀式的觀察：

現在，一支綿延不絕的工人隊伍，手里揮舞著旗幟，緊貼著看臺的邊緣，從我們面前走過。在他們中間，可看到以古老著名的廣繡工藝織成的旗標；在南方革命軍的青天白日旗和紅底青日的旗幟之間，許多普通人揮動著孫中山的畫像。工會的旗幟裝飾著鍋爐、紡軸、齒輪等象征勞動的標志。人群中還有一些樸素、凌亂的旗子，那是代表窮人的旗幟，是神圣的無產階級的旗幟。而在人群之中，此時突然又冒出了一個好似代表著衰亡的中國殘余之物的奇異龍頭。

在這里，霍利切爾看到的不僅是五彩繽紛的旗幟構成的節慶景觀，而是中國社會上下各個階層，從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到代表產業工人的工會，再到代表赤貧者的無產階級，甚至于代表舊中國舊社會的人們，都對革命的前景感到歡欣鼓舞。而這也正是他所樂于看到的。隨著閱兵儀式結束，他在此章的末尾寫道：“我在這里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p>

與閱兵場上熱烈昂揚的氛圍截然不同，霍利切爾筆下的廣州沙面租界卻是一片死寂，隨處可見衰敗的跡象：

沙面……在去年夏天還是眾多歐洲人的居住地，現在只是荒涼地佇立著，雜草叢生，只有一小群國際警衛人員還住在那里，死一般沉寂，上帝保佑它。 我……去看荒廢了的“維多利亞酒店”，廣東唯一一家歐洲酒店。這是一個憂郁的地方，一座神秘奇幻的房屋，人們可以在里面寫出愛倫·坡風格的故事……還有銀行大樓——這是英國人的教堂，落滿灰塵的威士忌酒庫，空蕩蕩的俱樂部，以及法國人紀念在戰爭中“為了被壓迫民族的自由”而死的陣亡者紀念碑……

與此同時，在游覽沙面的過程中，霍利切爾發現這個區域的四周布滿了沙袋、機槍和警衛。這在他看來，不過是困獸猶斗的無奈之舉，全然無法改變現狀和未來：

這個微型小島，一直以來就是一種人造的結構，脆弱不堪，毫無根基；如今使中國沸騰的巨浪，已經吞噬了這座小島，并將在可見的未來將它掃除殆盡，也將吞噬英國人統治的香港，那里也開始呈現出同樣一些沒落、衰敗和荒蕪的征兆。

懷著對中國革命的無限熱情，霍利切爾與蘇聯顧問——時任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的鮑羅廷——進行了一次促膝長談，以考察“在中國貫徹蘇聯思想的進展及其未來”。鮑羅廷指出，要消除中國土地私有制，組織農民階級進行革命，以及徹底改變軍閥混戰、盜匪肆虐的混亂局勢難上加難，因而認為，“判定中國有某種確定的結局還為時尚早”。與鮑羅廷對中國革命問題理性審慎的態度相比，霍利切爾則飽含熱切期待……：

中國一定是一場新的世界之變的中心……中國這個冷靜、具有千年智慧的民族，知道這一點……或許中國是決定整個東方世界命運的國度，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發源地。它將成為這一偉大事業的一部分，這是命中注定的，也可能并非出于它的意愿。

至此，霍利切爾以《廣州的紅色閱兵》《沙面》和《廣州的蘇聯人》三章內容，分別從革命主體、革命對象、蘇聯革命視角下的中國革命形勢與前景等方面呈現出中國紅色革命的多重面貌。從現象描述到理性探討，霍利切爾將旅行見聞納人到“如火如茶的中國革命與西方列強的式微”這一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下的革命異國情調的敘事之中。與《廣州的紅色閱兵》和《沙面》這兩章聚焦于特定場景與區域的特寫不同，《廣州全景圖》則是對異國城市生活的廣角掠影?；衾袪柾ㄟ^對靠近“廣州外灘”的珠江船民的生活，廣州市區內猖獗的偷盜、綁架等犯罪活動，纏人的乞丐以及手工業一條街上技藝精湛的手工藝術的描述，呈現出一幅光怪陸離的異國城市風景圖，既表現出廣州的生機與活力，又揭示了這座城市動蕩、混亂、墮落與危險的一面。此外，在這座城市燈火輝煌的外灘大道上，則活動著“這座動蕩城市里的政治游行者、學生、工人與市民”，他們揮動著“白色旗幟”，發出“狂熱的喊聲”，投放“爆竹”，充滿著“天真的活力”；這座“人口豐富、活力非凡、日夜燈火輝煌的城市真正的音樂”是“受壓迫者”苦力勞作時發出的“呻吟的、單調的，有時狂野的歌唱聲”。所有這一切——無論是犯罪的廣州還是革命的廣州，骯臟的乞丐或是精美的手工藝品——都構成廣州“這座熙熙攘攘、迅猛動蕩、永久年輕的城市”；而它的對立面沙面，則將“獨自繼續沉睡、自我麻痹，以珠江水面上冒著蒸汽、軟弱無力的戰艦做困獸之斗”。與前三章聚焦革命主題的敘事不同，《廣州全景圖》以斑駁多彩的城市印象為霍利切爾的革命想象增添了異國情調，也在全景式的城市敘事之中為其增添了現實性與可信度。

上海

中國革命的前景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統治體系行將滅亡的征兆的對比是貫穿霍利切爾中國敘事的結構性原則，不僅體現在對廣州的城市敘事上，也體現在對上海與北京的描述之中?！c廣州敘事對革命本身的關注不同，上海敘事更多的是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探索中國革命的可能性。

霍利切爾游記中共有兩章篇幅記錄其上海見聞并論述與上海相關的問題。這兩篇分別冠以《上海及革命諸問題》以及《東方芝加哥》的標題，由此道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雙重歷史邏輯市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反抗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具體而言，《上海及革命諸問題》一章借上海見聞探討和呈現了與中國革命相關的諸多問題，如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與中國傳統社會組織形式的關系、知識分子階層與無產階級的關系等?！稏|方芝加哥》則充分揭示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腐化的物質主義?；衾袪栐谔接懮虾８锩淖呦驎r如此評述道：

說到底，中國的問題（如前所述）在于兩種同時存在但卻截然相反的影響：美國和日本的影響使得中國越來越趨向于現代工業主義及其體制；與此同時，從莫斯科傳來工人們反對這種制度的口號，盡管這一制度正是以他們為根基。

通過對革命的上海與頹廢的上海的并置敘述，霍利切爾為中國問題找到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即“通過蘇聯與中國的協力合作，人類將進入共產主義的未來時代之準備階段，即，殖民帝國主義列強的削弱及其毀滅”。所謂“蘇聯與中國的協力合作”指的是中國革命的內因與外因。對霍利切爾而言，中國歷史文化本身便蘊含著革命成功的重要條件，《上海及革命諸問題》這一章對這些條件進行了梳理、匯總與分析。

霍利切爾在關于上海章節的開篇中如此說道：“生活教導我，一定要相信最初印象，即使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所留下的印象。這不僅適用于個人，也適用于城市、國家與民族?！被衾袪枌τ谌粘Ｉ畹年P注與刻寫使得其游記有種切進現實的真實感以及“近乎民族志式的可信度”。這種敘述與觀察的直接性并非僅僅停留在描述與呈現的層面上，而是導向深刻的理性分析與見解。在探討中國革命之前，霍利切爾回溯在香港與廣州的經驗與體會，對兩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F象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描述。一是家庭經營的個體商鋪的日常生活：

在集市街道上顧客罕至的一些小商鋪中，常常圍坐著10個或12個中國人，抽著水煙，或圍著煙灰缸閑談、吐痰，閑散悠然；到了晚上，所有人圍攏著一個飯盆蹲著，用筷子迅速向嘴里送飯；再過些時候，當卷門落下，一天的勞作結束，街巷里就傳來麻將噼里啪啦的響聲……

二是在作家看來十分特殊的一種商業組織形式：“整條街道都是布局類似的商店，彼此相鄰的絲綢商鋪，彼此相鄰的象牙雕刻人……”霍利切爾由這些看似平常的現象聯想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在他看來，家庭是中國社會最為原始的基礎，而行會（Gilde）的形成及其特征又與家庭緊密相連。他認為，代代相傳的手工藝技術、某些家族在思想傾向與杰出能力上的延續性和中國古代官場上的裙帶關系都證明了此二者的密切聯系。由此，在霍利切爾的認知中，行會是家庭之外中國傳統社會另一基本組織形式。中國的行會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幾世紀，歐洲人必須稱之為史前的時代”?；衾袪柛爬酥袊袝娜缦绿攸c：

中國行會的外部特點由這種緊湊的集中所決定，即手工業者的相鄰而居與手工行業的相鄰而市。行會自古代以來就有以下職責：保持街道整潔、自掃門前雪（并借此偷窺鄰家店鋪）、共同捐助學校、由管理者發放工資、抓捕小偷……競爭者緊密集中的另一個意義是：防止行會成員提供比鄰居更低的價格!

霍利切爾所描述的大致是明清時期，甚或唐宋時期城市手工業行會的特征，是小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同行間的商業競爭，維護其成員的共同利益。事實上，中國行會制度演變至近代，“對同業團體的認識趨于理性，主張行會既應保護同業、亦不排斥競爭”。此外，盡管“家庭勞動”的生產方式在近代仍普遍存在，但隨著商業資本對傳統手工業的滲透，這種遺留的封建生產方式不過是商業資本“在原有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占有手工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的一種手段。顯然，霍利切爾筆下的中國家庭與行會并非深入體驗與考察或科學研究后的結果，而是直觀的經驗感覺、書本知識與主觀想象的綜合物。在對歷史與傳統的凸顯與強調之中，霍利切爾忽視了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近代中國行會制度的滲透，從而借“家庭”與“行會”這兩種機制構建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結構的對立面。在霍利切爾的想象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作為社會機制的“家庭”與“行會”里并非抽象的金錢與利益關系，而是以血緣或地域為聯結的、或天然或自發的互助互利的關系；其目的也并非個體的利益與個人財富、資本的積累，而是家庭或行業共同體的利益與福利。

除家庭與行會之外，霍利切爾將秘密社會（Geheimbund）視為中國傳統的社會又一組織形式。他認為，秘密社會“屬于中國各個歷史時期，但其對于構建新國家的意義自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將革命運動引入當下中國以來才得以凸顯”。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得廣大農民群眾缺乏凝聚性和組織性，呈現出一盤散沙式的局面”，而秘密社會則因能夠給農民群眾提供共同的信仰與風俗而具有整合與凝聚大眾的功能。由此，霍利切爾認為，從太平天國運動到義和團運動，再到辛亥革命，最終到1925年全國范圍內的工人運動，秘密社會的革命運動極大推動與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家庭、行會、秘密社會等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形式均是農業文明中共同體的表現與組織形式。家庭、行會、秘密社會分別對應著血緣共同體、勞動共同體、信仰共同體。這些古老的封建共同體組織形式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社會之中已然遭到破壞，但其悠久的傳統仍然孕育著巨大的力量?；衾袪栒J為，中國古代社會悠久的共同體傳統將中國人造就為“一流的社會組織材料”，這些組織在“蘇聯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引導之下，就能釋放巨大的政治勢能：

自從俄國人組織起中國工人進行反抗，自從他們激發起中國工人的自信感與團結感，為共同目的而建立聯盟的古老原則以一種強有力、堅決的方式在中國的無產階級身上顯現出來。

此外，這種潛在的變革力量只有同共產主義思想與革命運動相結合，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殖民主義，從而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在對秘密社會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革命歷史的回溯中，霍利切爾如此評價道：

觀察這個生機勃勃、堅韌不拔、勤勤懇懇的中華民族一段時間，人們就會感到不解：為什么它能夠如此長久地忍受列強肆無忌憚的非分要求與明目張膽的巧取豪奪呢？人們只要探究一下，自俄國革命勝利以來，那在中國群眾間組織與實施反抗的力量源泉來自何處，答案便不言自明。

言下之意是，中國人民在受到十月革命與“蘇聯思想”影響之前，沒能夠有效組織起大規模的對抗外侮的革命。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無法阻擋西方列強侵占中國的腳步，而1912年建立的共和國同樣無法將日本抵擋在國門之外，所以只有“蘇聯思想”指引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才是中國的未來與希望。因而以上海與廣州為主要發生地的五卅運動不僅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就其影響與前景來看，甚至可能是人類文明史的轉折點”。

作為左派知識分子，霍利切爾對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尤為感興趣。當他在上海了解到日本紡織廠的工人在組織罷工活動時向上海的大學生尋求幫助，以及五卅慘案后，所有的中國學生都團結和統一在莫斯科的革命口號下時，他感到十分震驚。就此，他提出了以下問題：“中國的大學生來源何處？他們同中國工人階級聯合的前提條件是什么？什么原因使得有組織的城市無產階級與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主力軍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兩大支柱？”為解答上述疑問，他同上海的大學生組織和工會組織取得了聯系，并就這些問題進行了交談，再結合自己的所見所聞與思考，分析和闡述了中國知識分子（學生）階層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聯。

霍利切爾首先注意到的是從歐美及日本歸來的大批中國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攜帶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觀和文化觀回到中國，且曾經對中國的政治產生過極為重要的影響……這些外國留學生成立的俱樂部是“各種思潮、倡議和先驅思想”的發源地：日本歸來的留學生由于日本對中國的欺凌而最具有民族主義的反抗精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由于被美國先進的工業文明所震撼而提倡將美國工業主義的方法引入中國；法國歸來的學生具有民族沙文主義的傾向，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而在中國的德國學校受教育和教書的師生則是“蘇聯自由思想的熱情積極的追隨者”。隨著五卅運動的展開，中國民族解放斗爭越來越立足于中國本身的條件和革命經驗，因而這些留學生所帶回來的他國經驗逐漸失去其重要性，留學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作用也逐漸減弱，只有那些最為激進的思想——即將中國革命引入“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還在所有學生和工人間有著重要影響。

為證明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性影響，霍利切爾舉出了兩個例子。一是英美在華創辦學校中的學生在思想上的轉變。這些主要受到美式教育的學生此時終于認識到，他們所受的與中國古老文化和千年傳統完全相異的教育與被灌輸的基督文化世界觀不過是意欲將其變為順從外國資本家的工具。覺醒了的中國學生不愿再受到校方的逼迫，紛紛罷課離校，或轉到新建立的中國學校就學。另一個例子是在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大學內，學生對親國民黨右派的教授的抵制。在他看來，這些現象切中了他在歸國途中停留莫斯科時所聽聞的對中國當前局勢的觀察，即激進的學生階層與初步有組織的產業工人協同共進的情形與蘇聯十月革命前夕的情形十分相似。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之所以能夠如此團結，是因為“中國沒有明確的階級區分，因此學生同工人聯合不像在歐洲那樣，意味著離開他們原本的階層而融入一個更低的社會階層中”。換言之，中國的學生和工人在組織基礎上“發展出了一個相對同質化的新階層”，中國的“民族解放斗爭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界限也因此不再明晰”。

就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在世界發展兩大潮流中的選擇問題，霍利切爾如此答道：“中國人有足夠的抵抗力與生命力，因而不至于在兩種敵對的力量的沖突下毀滅；相反的，中國會在兩者身上汲取必要的進步因素。”不難聯想，中國革命從蘇聯道路上能夠汲取的力量是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力量；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壯大了中國的工人階級。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霍利切爾盡管反復強調“蘇聯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以及中國工人階級在這種思想引導下爆發的巨大革命能量，也描述了上海工人極為低廉的工資及工會與資本家之間所做的斗爭，但他所熱情呼喊的未來世界的新人，卻不是現代工業時代文明造就的產業工人，而是具有盧梭式自由精神的苦力：

人們不能要求中國人進行高強度、無間斷的工作……他們的本質與天性使其無法如同機器一般嚴肅、長時間地從事一項機械化的工作。這并非因其如印度人那般疲弱、無力與頹廢，而是因其體內與精神結構之中有著反抗工業主義的自由天性……百折不撓、卓越非凡，張開的強健雙腿上是捋起袖子的雙臂——站立在中國革命新時期入口的是一個至今飽受屈辱、默默無聞、充滿威脅的偉大人物：末人中的末人，新人中的新人，苦力!

霍利切爾對上海的描述還包括批判美國主義的《東方芝加哥》，既作為“革命的上?！钡姆疵妫诸A示著資本主義墮落世界必然消亡的最終命運。他堅信，上海的一切繁華景象……必將走向衰亡，因其本質是膚淺的“美國主義”，也因為中國人民正在覺醒。覺醒了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共同體具有秋風掃落葉般的力量，“在五月第一次沖破岸堤的浪潮，隨時都有可能帶著鮮血、巨浪與毀滅沖向高空”……外灘邊上輕蔑地對著外國士兵吐痰和揮舞拳頭的苦力工人和中國城內對毫無尊嚴的白俄乞丐嗤之以鼻的苦力車夫則表明，在中國民眾面前，西方人不復擁有居高臨下的威嚴。通過上述場景化的敘事，霍利切爾再一次強調了中國人民必勝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必亡的未來遠景。而中國的勝利不僅僅是一場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也是共同體、文化與民族精神對膚淺墮落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勝利。

北京

與上海、廣州相較，北京是最少受西方文明侵染的城市，還是隨處可見東方朝圣者心所向往的“真正的中國”?；衾袪柕诌_北京之日，正值除夕之夜，因而有幸親歷“中國歷法中最為重大的事件”的全貌：“徹夜轟響的鞭炮聲”宣告了農歷新年的到來，北京城內“五彩繽紛，和樂喜慶”，“甚至那些將軍們也將部隊從前線召回”，家家戶戶裝飾一新，“就連最貧窮的家庭也張貼著紅、金兩色的招貼畫，裝飾著圣人、賢者、武者的畫像，以保住宅、門戶和家庭平安”，街道上“懸掛著一排排薄紙糊的彩繪燈籠，極具藝術性地呈現出魚、雞、駱駝等動物形象”；而請灶神、逛廟會、放風箏、舉行年貨市場，在寺廟中焚燒金銀紙錢祈求福佑，街道上吹吹打打以驅邪避害等節日禮俗，舊貨市場上的“銅佛像、花瓶、首飾、玉器、寶石、符咒書……”，廟會上的露天流動廚房、香爐熏香、綢花紙鞋等稀罕什物，也逃不過霍利切爾民族志式的“參與觀察”。

阿圖爾·霍利切爾拍攝的北京

列維-斯特勞斯曾說過：“旅行不但在空間進行，同時也是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任何印象，只有同時與此三個坐標聯系起來才顯示出意義?！比粽f霍利切爾萬花筒般的民俗風情圖在共時層面上繪制了一幅異國的日常生活風景畫，他對舊皇城內歷史古跡的走訪則是一種在時間之中往返穿梭的精神之旅。凝視著白云觀內三清尊神年輕的面貌“神情莊重地沉浸于超然物外的冥思之中”，霍利切爾陷入了神秘主義的遐想中：這些“在生前便已棄絕塵世生活，退守內心深處”的道教之神是因已然仙逝而沉默不語，還是“超脫身外，云游四方”而巋然不動？’喇嘛廟內“身穿黃袍”“頭戴奇特繭形帽”“的和尚在主祭壇前虔誠地念誦著經文?；衾袪柨吹椒蜃訌R里供奉著“被神化了的英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牌位，回溯歷史長河中中國人為各行各業賢能者建祠立廟的傳統，深感這種世俗性的宗教“與以未知和我們難以解釋的‘仁慈’為側重點的宗教形而上相比，更能在現實生活的人們中間產生深刻的聯結”。

正如霍利切爾所言，他“并非以可能性為尺度來衡量現實，而是在現狀之中發現未來”，他考察與反思他國風土人情、人文歷史、精神思想的“異”與“奇”，并非為文學尋找異域情調的素材，其根本目的仍是借此考量這一國家的現實命運與未來。因此，在呈現了北京的春節熱鬧非凡的景象后，霍利切爾隨即補充道：“第16天開始，一切恢復如常，負債、交通、貿易、仇恨、背叛，前線戰爭、陣地戰和順從人性之惡的不斷交火。”所指的正是其時軍閥混戰的背景，與其后《九頭蛇》中對中國軍閥的分析和介紹交相呼應——“人們砍掉這個九頭蛇（指封建軍閥）的一個頭，就會長出九個新的”?；衾袪栐谌?、道、釋寺院中對中國傳統精神財富的神往并沒有阻礙他看到現實：“日漸深入的啟蒙與革命運動和越來越物質化與艱難的生存環境大大改變了寺廟的存在方式”；變作“茶館、賭場、攤位、照相棚”的寺廟無疑已然失落其精神財富。而年輕的中國革命黨人對神像、佛像具有象征性意義的破壞與損毀則標識出中國傳統精神思想的沒落。舊日的神祇被趕下了中國人的精神祭壇，但中國人卻不是失去信仰的民族，一位新的偶像“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進駐中國歷史的先賢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一個紀念堂內樹立起一座“今日信仰和當代宗教形式的豐碑”。

在霍利切爾這里，孫中山與其說意味著一種政治方向或一個黨派，倒不如說是一種象征性的革命精神。在《九頭蛇》一章中，他分析了中國軍閥的成因及其在中國得以橫行霸道、壓榨民眾的深刻原因，認為帝國主義列強基于利用混亂的政治局勢來拖垮中國從而維持自身殖民利益的策略而對軍閥施以經濟或政治支持的做法，正是中國軍閥混戰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真正“致力于消除中國人民所受的外國列強和本民族強盜的空前壓迫”的，不是國民黨，而是“革命的知識分子階層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在廣州篇中，霍利切爾將深夜受到壓迫的苦力勞作的聲音視為這座城市真正的音樂。在上海篇中，論及中國的無產階級，他又濃墨重彩地塑造出盧梭式的具有天然反工業主義精神的苦力形象；在北京篇的《編號204的苦力》一章中，霍利切爾進一步塑造和強化了作為中國革命精神化身的苦力形象。游歷北京的霍利切爾雇用了一名編號為204的中國苦力。在幾天的相處之中，霍利切爾發現他“天生聰慧，是個健康、強壯、整潔和有條理的人”，有著革命者諸多的優良潛質，是天然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苦力們，也就是上海和天津的重體力勞動者、打黑工者、裝船工、鐵路裝運工和倉庫搬運工，是相當容易組織起來的一類人。他們清醒、儉樸、堅強，習慣于戶外勞動、有自己的秘密團體。”“204號苦力代表了一種天然的同志情誼，當談及北京的黃包車競爭激烈，他的同伴是否會因為獲得霍利切爾的優厚報酬而嫉妒他時，他答道：“我當然會把我的工錢分給他，我們總是相互幫助?！彼坎蛔R丁，但卻具有一種樸素的政治直覺與正義感：走過蘇聯使館時，他“激動地看了空中的紅旗，好一會兒”；而在英、日、法使館前則表現出了深深的敵意。由此，霍利切爾在表現主義式的吶喊之中所熱情呼喚的、充滿自由意志和原始活力、堅強不屈、極具反抗斗爭精神和友愛互助的同志情誼的苦力，與其說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倒不如說是受到壓迫和侮辱的所有中國人民的代表。而中國人民反抗的原動力并非源于其階級屬性，而是來自于自由的民族天性。苦力們的團結互助和自發反抗精神促使中國的革命群眾成為具有凝聚力的革命共同體，而非分崩離析的利益共同體。

穿行在古老的名勝古跡間，霍利切爾感到中國文化具有一種“神秘的，近乎不可思議的同化力量”，以至于同行的德國友人“從骨子里被中國的氛圍改變了”。這位擁有“中國姨太太”和中國血統后代的年輕德國人在寺廟里上香、拜佛、磕頭，令霍利切爾發出了“同化了!”“的驚嘆。見微知著，霍利切爾堅信，這種神秘的同化力量也賦予中國文化與文明以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歷史教導他們，那些友好地或圖謀不軌地接近他們的一切事物遲早都會被吞下、消化與吸收。”……盡管中華文明暫時還無法“同化”入侵的西方文明，但“如同當今的耶路撒冷……北京也蘊藏著可追溯至遠古神秘時期的厚重的信仰力量”。這種力量如同古建筑的照壁、紫禁城附近的煤山一樣，以一種神秘、不可知的方式守護著中華文明的根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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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廣州篇呈現出共產主義思想引領下中國革命勢如破竹的形勢，上海篇理性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社會階層與制度結構上的基礎，那么北京篇則從文化底蘊與民族特性上展望了中國革命必勝的前景。借助對這三座中國城市中見聞的描述與反思，霍利切爾實際上探討了中國革命最為重要的內因與外因，即中國社會本身蘊藏的巨大凝聚力和“蘇聯思想”……對中國社會和民眾的組織性。

從他對家庭、行會、秘密社會等中國傳統社會組織的推崇備至，對苦力的熱情贊美，以及對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發展狀況的知之甚少可知，他的中國革命圖景是一種簡化了的、烏托邦式的未來遠景，而非客觀性的描繪和展望。他所想象的中國革命的內因首先并非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與壯大，也并非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各種復雜要素的角逐糾葛，而是中國社會、文化與國民性中原本就蘊含著的巨大的團結精神與凝聚力。這種力量與其說是階級性的，倒不如說是傳統的、原始的和人性的。無論是家庭、行會和秘密社會等中國傳統共同體，以及苦力間樸素的同志情誼，都是他主觀性的想象和建構。而“蘇聯思想”或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組織團結大眾的要素，在霍利切爾這里本質上是精神性的，而不是一種科學的、可以加以實踐的社會學理論和假說，這從他反復強調這種精神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而很少探討這種影響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影響了中國革命這一點上可以看出。

另外，他認為當時的中國面臨著是走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資本主義，還是走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道路的問題，但并沒有意識到這事實上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解體后，建立何種形式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問題。推翻資本主義列強加諸其身的壓迫后的中國是何種形式的社會并非霍利切爾所關注之事，他所關注的是革命作為一種改變中國社會現狀乃至資本主義當道的世界秩序的顛覆力量。

他對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走在前列的資本主義世界充滿著敵意，對有著傳統人情溫暖的共同體充滿著懷戀，對他而言，整個中國就是“蘇聯思想”精神引導下的革命共同體：

無論是緊張頹廢的南方人，還是粗壯強健的北方人；無論是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只有不到10%的中國人能夠閱讀，書寫就更不必說了），還是占絕大多數的受過極少教育或未受過教育的苦力、小商人、船民、農民，抑或是學者、大學生和牧師——所有人都統一在一個共同意志下，所有人都勤奮地向老師學習追尋解放的道路與方法——但在這機械的應對策略之外與之上是一個思想，是這個時代的偉大思想。這個思想卷席了這個巨大的國度，也攫住了45萬人的心，將他們拋向前方，投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