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蕭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備受矚目的作家，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

1911年，蕭紅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932年，結識蕭軍。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成名作《生死場》。后東渡日本，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發表中篇小說《馬伯樂》、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病逝于香港，年僅31歲。

本文是日本學者平石淑子對蕭軍、蕭紅和魯迅一段交游情誼的研究考察。上篇講述了兩蕭抵達魯迅在上海的住處，接受了魯迅在文學上的指導與經濟上的幫助，本篇則具體講述兩蕭在上海的文學創作和與魯迅的深度往來。

在魯迅后來的信中，關于兩人稿件的內容逐漸多起來。在《注釋錄》（1935年1月21日）中，魯迅提到已經收到《職業》和《櫻花》，寫得不錯，準備拿給《文學》試試，還想把《搭客（貨船）》介紹給良友公司。但是蕭軍的稿件沒有被順利采用。魯迅在《注釋錄》（1935年1月29日）中寫道，“先都交給《文學》，看他們要那一篇，然后再將退回的向別處設法”；《注釋錄》（1935年3月1日）中寫道《搭客（貨船）》“其實比《職業》做得好（活潑而不單調），上月送到《東方雜志》”，尚無回信”；終于在《注釋錄》（1935年3月31日）中寫道，“《良友》收了一篇《搭客》”，但投到良友的《櫻花》被退稿，“寄給了文學社，結果未知”。魯迅在4月12日的信中寫道，“《櫻花》已送檢查，且經通過”，在《注釋錄》（1935年4月23日）中通知他《為了活》（執筆時間不詳）和《一只小羊》已經出現在《太白》的廣告中。

向文學雜志投稿在當時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根據《注釋錄》注的內容，“那時，在上海，左翼作家唯一能夠發表文章和比較可靠地拿到較多數目稿費的‘大雜志’，只有《文學》一刊”，但根據審查制度，文章經常會被“刪改得不成樣子”。為了防范被刪改，左翼作家們要常常改變筆名，以蒙混過審查官的眼睛。編輯們無法一一調查投稿者的經歷，對于稿件采取介紹制。這樣，介紹者要對被介紹者的政治態度負責，同時又要保證稿件有一定的質量，有時還會以采用為條件讓介紹者也順帶“陪”上一篇稿子。葉紫也同樣生活困難，于是約上蕭紅一起讓魯迅請客。他們2月3日給魯迅去了信，魯迅對此回復道：“什么時候來請罷”（1935年2月9日）。于是這個計劃在3月5日實現了。盡管蕭軍當初很反對他們的這個計劃，但當時他也一起去了，而且比誰吃得喝得都多。這次宴席上，蕭軍和蕭紅見到了黃源（1906—2003）和曹聚仁（1900—1972）兩人（《魯迅日記》及《蕭軍簡歷年表》）。 

上海的生活有了眉目后，他們想幫助自己東北的朋友們。《注釋錄》（1935年1月29日）中提到他們的朋友金人。金人向他們寄了幾篇自己翻譯的俄國文學稿子。蕭軍為鼓勵朋友，說“盡可翻譯，我可以代他想辦法尋找出版的地方”，這事被魯迅斥責。后來，金人的翻譯經由魯迅介紹發表在《譯文》等刊物上。關于這件事情，蕭軍指出，自己對于朋友總是“熱情過度”，有時會做“感情的奴隸”，這是自己的“弱點”。對于這一性格，有人喜歡，也有很多人討厭。比如蕭軍在《注釋錄》中提到，從葉紫那里聽到大家把蕭軍比作“大兵”或者“土匪”，那簡直是“近于侮辱性的‘評語’”，但自己確實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他評價自己初到上海時的情形為“一個‘東北佬’初到上海灘，‘野里野氣，戇頭戇腦’”。但是來到上海，想要成為所謂文壇的一員，必須成為“斯文”人，才不會被人們視為異類排斥。于是他給魯迅寫信，請求指教。但是魯迅的回信讓他頗感意外。

所謂上海的文學家們，也很有些可怕的，他們會因一點小利，要別人的性命。但自然是無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卻討厭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樣，常常會暗中咬你幾個疙瘩，雖然不算大事，你總得搔一下了。這種人物，還是不和他們認訓好。我最討厭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沒有人氣，不像人樣，現在雖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內容也并不兩樣。其實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壞的，只是各處壞種，多跑到上海來作惡，所以上海便成為下流之地了。（1934年12月26日）

對于黃源開玩笑地評價他“野氣太重”這一說法，魯迅這樣寫道：

所謂“野氣”，大約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動不同之點，黃大約看慣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覺得你有些特別。其實，中國的人們，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中略）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為古怪，這成見，必須跑過許多路，見過許多人，才能夠消除。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偽。粗自然比偽好。但習慣成自然，南邊人總以像自己家鄉那樣的曲曲折折為合乎道理。（中略）這“野氣”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環境的影響，是略略會有些變化的，除非不和社會接觸。但是，裝假固然不好，處處坦白，也不成，這要看是什么時候。（1935年3月13日）

而且，魯迅說道：

“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亂撞是不行的。（中略）滿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連馬也不會騎了，整天坐茶館。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聽到蘇州話，就令人肉麻。此種言語，將來必須下令禁止。（1935年9月1日）

從這兩封信可以看出，魯迅一向拒絕偽裝。這在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1939年10月1日）中也時有表現。比如，有一天，蕭紅穿了一件新上衣，寬袖子，大紅色，可能是當時的流行款式。她得意地來到魯迅家，見魯迅和許廣平都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衣服，蕭紅便問起魯迅來：“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于是魯迅把她從上往下看了一眼，說：“不大漂亮”。接著就上衣和短裙的配色講了一番。“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魯迅平時對人的衣裳是不大在意的，這種談論很少見。還有這樣一件事情。蕭紅要去赴一個宴會，許廣平開玩笑地給她扎了一個桃紅色的絲帶。魯迅看了之后生氣地說：“不要那樣裝飾她。”

有一次，有個女的坐在咖啡廳里魯迅后面的位置，她穿著紫裙子、黃衣服，頭戴花帽子。魯迅見了之后，生氣地說：“是做什么的呢。”對于蕭軍要加入左聯一事，魯迅持反對態度。魯迅在給胡風的信上這樣寫道：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指蕭軍參加左聯一事——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1935年9月2日）

關于這件事情，蕭軍在1985年來日本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

當時胡風在左聯工作。從該立場來看，在黨的指導下，他有義務組織我加入左聯。他知道我經常出入魯迅家，便向魯迅寫信，問可否讓我加入左聯。但是，他什么都沒有對我講。我是在后來魯迅的那封信發表時才知道這件事情。不過，魯迅也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沒有問我“你準備怎么辦”什么的。他當時是這么說的，“不要加入左聯。你只要在外面寫就行”。［《問作家蕭軍》1985年12月］

作為一個新晉左翼作家，蕭軍在當時應該也想過加入左聯。但是他卻越來越感到上海的文壇不對勁。他在后來這樣寫道：

我之被中國“文壇”上的某些作家們看不好，在我剛到上海不久就開始了。他們把我算為“外來者”、“東北佬”、有“土匪”氣、有“流氓”氣、有“野”氣，……總而言之是“不順眼”！

（四）

對于蕭軍、蕭紅兩人而言，福顯坊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創作場所。

但是，還沒過三個月，他們就不得不搬離那里。他們在青島的幾個朋友突然來到上海。每人都懷著要在上海大干一場的野心。前來拜訪的朋友對兩人的“寒酸”生活十分不滿，建議由朋友們出錢，租個更大的房子住。蕭軍本想找些理由拒絕，但是朋友挖苦說，他們成了“成名的大作家”就不屑于跟自己一起住了。“我們全是第一次到上海來，人地生疏，只認識你這位唯一的朋友，希望你從各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并不求您的銀子，錢。”（《上海拉都路》）

大約1935年3月末的時候，兩人終于同意搬家了。條件有兩個，一是自己的那部分房租由自己支付，二是可以隨時搬出。這回搬到了拉都路的正中央，位于拉都路三五一號（現在的襄陽路三五一號）的一座三層洋樓里。西面靠著馬路，有一個大大的鐵柵門，南面與隔壁房子之間隔著墻，里面有個長方形的空地，空地和門附近種著花和樹，好像還有個池塘（丁，1981）。朋友們住在一樓和二樓，他們兩個住在三樓。一戶的租金是每月五十六元，與福顯坊相比簡直太奢侈了。可由于失去了那片綠油油的田地，蕭軍失去了創作熱情。

5月2日，魯迅和許廣平、海嬰一道造訪兩人，蕭軍與朋友之間因此產生了矛盾。魯迅一行在房間休息了大約一個小時后，請二蕭到法租界的西餐廳（盛福西餐館）用餐。但是由于事情突然，而且兩人已經多少了解了一些上海的情況，便沒有把魯迅介紹給他們的朋友。對此，朋友們很有意見。此外，對于朋友們的一些請求，他們也沒能一一滿足。最終，5月6日，兩人搬到位于新租界薩坡塞路一九〇號（據丁言昭考證為現在的淡水路二六六號）的一個名叫唐豪的律師朋友的事務所的二樓。

之后，蕭軍逐漸恢復了創作熱情。寫成《〈商市街〉讀后記》（5月10日）、軍中》（5月13日）、十月》（5月20日），蕭紅也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5月15日）。不過，蕭紅留下了《商市街》等許多描述哈爾濱生活的文章，卻沒有寫過在上海的生活。

剛好在這個時候，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要出版了。

1934年11月30日蕭軍將稿件交給魯迅，1935年3月28日魯迅終于看完了，也寫好了序（《魯迅日記》）。根據《蕭軍簡歷年表》中的記述，蕭軍將這部《八月的鄉村》也給葉紫看了。葉紫看完后十分感動，緊緊抱住蕭軍，把蕭軍帶到位于公共租界的民光印刷所，這里曾印刷過他的小說集《豐收》（1935年3月）。蕭紅的《生死場》也一直通不過審查，遲遲沒有進展。于是，在蕭軍的建議下，決定由他們三人創辦奴隸社，秘密自費非法將這三部作品作為奴隸叢書出版。這一決定也得到了魯迅的認可。為騙過敵人耳目，他們將奴隸社的發行所設置在四馬路的容光書局。他們決定8月出版《八月的鄉村》，先交三十元定金，出版后再交其余款項。那三十元是將零星的稿費湊在一起交出去的。

不過，蕭軍關于奴隸社的記述有些問題。魯迅1935年1月4日寫給葉紫的信中提到，將《豐收》委托給內山書店來賣，序由自己來寫，還提到與制作插圖的木版畫家聯系的事情。也就是說還沒有討論《八月的鄉村》（1935年2月12日）時，已經開始聯系《豐收》的出版事宜了。而且這時還沒有失去由生活書店來出版《生死場》的可能性。魯迅在《注釋錄》（1935年8月24日）中通知他們《生死場》無處出版，他準備把它拿到《婦女生活》試試。根據《注釋錄》注的內容，《婦女生活》也拒絕出版，這才決定由奴隸社出版，結果比《八月的鄉村》出版得要晚一些。

遺憾的是，葉紫的《豐收》在當時未能獲得關注。“因作者正苦于無人知道，因而沒有銷路”也讓他很痛苦（1935年3月29日魯迅寫給曹聚仁的信）。葉紫向魯迅傾訴自己的窮困，希望可以結清《豐收》的稿費，還想讓他幫忙問問給鄭振鐸（1898—1958）的那篇短篇進展如何，如果不行的話請借給他十至十五元錢（［三二］注）。但是魯迅回信說，《豐收》的銷售額可謂微乎其微（1935年6月7日），因此無法結賬，他把十五元錢帶到書店，讓葉紫去取（1935年7月30日魯迅寫給葉紫的信）。即使如此，魯迅在給胡風的信中仍舊寫道：“葉君他們，究竟是做了事的，這一點就好。”

（1935年8月24日）

不過，《八月的鄉村》和之后出版的《生死場》的銷量好像還不錯。《八月的鄉村》的出版時間比預期的8月要提前了一些。魯迅在《注釋錄》（1935年7月27日）中提到，讓蕭軍送來的十本，除了一本留作自己用之外全都贈送給人了，方便時讓他再送來五六本。《注釋錄》（1936年2月25日）中提到，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三十本都已經賣完了，讓他們將兩種書各送幾十本到內山書店，也給自己各送五本。《八月的鄉村》在1936年2月再版，3月三版，4月四版。《生死場》在1936年6月再版，同年11月出版了第六版。

兩人成功的消息也傳到了他們遠在東北的朋友耳中。兩人的老友梁山丁（1914—?）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在東北淪陷時期，從南滿鐵路秘密輸入的上海文藝刊物上，帶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東北出身的作家蕭軍和蕭紅，在上海和魯迅先生在一起，蕭軍以田軍筆名發表了《八月的鄉村》——我早已知道這是在哈爾濱構思的小說，蕭紅以悄吟筆名發表了《生死場》。魯迅先生給這兩個東北青年作家的書寫了序文（這兩本奴隸叢書，我在淪陷時期沒有讀到，是東北解放以后才讀到的）。我卻讀到了秘密輸入的巴金編的《文藝叢刊》，其中蕭軍的《綠葉底故事》一書中的詩篇（中略）都是在東北淪陷時期報刊上發表的。可以想象，我當時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上海文壇上闖出一條路來是多么高興，不僅我自己，在我周圍的文友們也都感到高興。記得我在編輯《文藝叢刊》時，益智書店的經理宋毅，曾在信上說：“不要讓你老朋友獨步文壇！”這老朋友就是指蕭軍。（《蕭軍精神不死》，見《蕭軍紀念集》） 

而且，他還發現蕭軍的《羊》被翻譯成日文，發表在日本雜志《改造》上。

是魯迅先生推薦的，蕭軍被稱為中國的新晉作家。朋友們奔走相告，從東北闖進上海文壇的蕭軍，又展翅翱翔在外國文壇上，這使我們這些在淪陷區的朋友們有一種自豪感。（《蕭軍精神不死》） 

劇照 | 《黃金時代》，馮紹峰飾蕭軍

他指出，“蕭軍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成就，增加了我們的志氣”，羅烽、舒群等許多年輕人來到上海，形成東北作家群。 

東北作家們圍繞在魯迅先生身旁，受到先生的哺育，成了一個群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稱這一群作家為“東北作家群”。這些曾經活躍在哈爾濱的文學青年，一旦沖出夜幕下的哈爾濱，而在祖國的左翼文壇上嶄露頭角，這怎能不引人向往呢？（《蕭軍精神不死》）

但是，翻譯蕭軍的《羊》的鹿地亙（1903—1982）在翻譯時并不認識蕭軍，兩人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前夕才在上海相識。他這樣寫在那之后的印象：

住得近了起來之后，突然與這兩個人（蕭軍、蕭紅）來往密切起來。我對于初遇時的尷尬是相當掃興的，不愿主動接近，是他們主動接近我的。后來發現，他們是脾氣很好，很值得愛的朋友。也有讓人困擾的時候，那是因為與我們這些外國人相比，他們與本國人之間的交流很少。這不但因為他們流亡至此的時間尚淺，也因為他們與胡風等人一道，以魯迅派自居，在當時的上海文學界，故意將自己的圈子弄小。之所以接近我，好像也是因為有意將我發展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實際上并不明確存在所謂的魯迅派，但是報紙上無一例外地寫著這種說法。（中略）完全可以理解，有些輕率、無政府主義和自命不凡的蕭軍，一經“只有我們才懂文學”這樣的話語鼓動，就會由伙伴們帶領著走下去。

魯迅是愛他的。不過那是對血氣方剛的善良的年輕人的才華的熱愛。與此同時，魯迅也會流露出他獨特的苦笑，這也可以從給蕭軍的書簡中看出。由于被魯迅發現，年輕人們擁戴魯迅為導師。他們在魯迅的旗幟下，形成一個小團體，彼此特別關照，這可以說是某種小布爾喬亞的行為。遠離戰線躺在病床上的老師對此毫不知情，魯迅派的流言四起，而且有一個以此得利的團體正在形成。這也表明了他孤獨、不幸的晚年生活。（中略）

但是我對于他，與對胡風的消極印象不同，我欣賞他的稚氣，他身上有值得人去愛的地方。孫悟空雖然被套上了緊箍咒，依然值得人同情。他是個好男人，意氣風發。他的這種優點在《八月的鄉村》中變成對祖國的熱愛，認真地表現了出來。［《蕭軍與蕭紅》］

這里所說的“初遇時的尷尬”，他具體提到過在魯迅去世時，來的人之中，有個“穿著破舊的寬松皮夾克的年輕人和發散出吉卜賽女郎氣質的奇怪的娃娃頭姑娘”，緊挨著遺體哭泣，表現得與家屬十分親昵，他認為那兩個人就是蕭軍和蕭紅。但是魯迅去世時，蕭紅還在東京。蕭軍自己提到，黃源夫婦給他帶來了魯迅去世的消息，蕭軍和他們一道匆忙趕來，“顧不了屋里還有什么人，我跪倒下來，雙手撫著他那瘦得如柴的雙腿，竟放聲痛哭起來”（蕭紅寫給蕭軍的書簡第二十五封信注），這從下面海嬰的回憶中也可以證實。

七八點鐘以后，前來吊唁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但大家的動作仍然很輕，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聽到樓梯咚咚一陣猛響，我來不及猜想，聲到人隨，只見一個大漢，沒有猶豫，沒有停歇，沒有客套和應酬，直撲父親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般的號啕大哭。他伏在父親胸前好久沒有起身，頭上的帽子，沿著父親的身體極速滾動，一直滾到床邊，這些他都顧不上，只是從肺腑深處旁若無人地發出了悲痛的呼號。 

我從充滿淚水的眼簾之中望去，看出是蕭軍。這位重友誼的關東大漢，前不幾天還在和父親一起談笑盤桓，為父親消愁解悶呢！而今也只有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對父親的感情了。

我不記得這種情景持續了多久，也記不得是誰扶他起來，勸住他哭泣的。但這最后訣別的一幕，從此在我腦海中凝結，雖然時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終難以忘懷。（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2001年9月）

或許鹿地見到的那個“年輕人”的確是蕭軍。蕭紅與鹿地的妻子池田幸子（1913—1976）熟悉起來，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幫助鹿地他們躲藏，在重慶時還與池田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鹿地提到，蕭紅是一個“多愁善感，像小鳥振翅一般高興、悲傷、訴說、歌唱的可愛的女孩”。

1935年夏，羅烽被釋放后立即與妻子白朗一道來到上海。7月15日，他們乘坐蕭軍、蕭紅曾經坐過的“大連號”到達上海，暫時住在蕭軍他們家中，蕭軍和蕭紅本想將羅烽他們介紹給魯迅，但是沒能實現。舒群在蕭軍他們離開青島前被捕，1935年春被釋放，之后輾轉各處，也于7月前后來到上海。根據曹革成的記述，舒群到上海后，先找到塞克，但是不巧塞克也正失業，無奈只好搬往別處。后來找到蕭軍，希望蕭軍安排他與魯迅見面，讓蕭軍幫忙將他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呈給魯迅過目。后來，那部小說在極偶然的情況下被女作家白薇發現，1936年5月在《文學》雜志發表。不久，舒群加入左聯，年末恢復與黨的關系。9月中旬，羅烽夫婦搬進舒群在美華里的亭子間。11月，羅烽通過周揚恢復了與黨的聯系，也加入了左聯（曹，2005）。

或許是在忙著奴隸叢書出版的事情，兩人在那段時期都沒怎么寫作。9月初，“文學叢刊”中要加入蕭軍的作品集，蕭軍將自己來到上海后寫成的幾篇短篇以《羊》為題在1936年1月出版。蕭紅這邊沒有什么值得書寫的活動。魯迅也很擔心，寫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寫什么了吧”（1935年9月19日）。或許是擔心兩人的狀況，11月6日，魯迅第一次在家中招待他們。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魯迅先生的客廳里擺著長桌，長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鮮，但也并不破舊，桌上沒有鋪什么桌布，只在長桌的當心擺著一個綠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長著幾株大葉子的萬年青。圍著長桌有七八張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點什么聲音也聽不到。那夜，就和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道坐在長桌旁邊喝茶的。當夜談了許多關于偽滿洲國的事情，從飯后談起，一直談到九點鐘十點鐘而后到十一點鐘。時時想退出來，讓魯迅先生好早點休息，因為我看出來魯迅先生身體不大好，又加上聽許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傷風了一個多月，剛好了的。

但魯迅先生并沒有疲倦的樣子。雖然客廳里也擺著一張可以臥倒的藤椅，我們勸他幾次想讓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沒有去，仍舊坐在椅子上。并且還上樓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魯迅先生到底講了些什么，現在記不起來了。也許想起來的不是那夜講的而是以后講的也說不定。過了十一點，天就落雨了，雨點淅瀝淅瀝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沒有窗簾，所以偶一回頭，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著急，幾次站起來想要走，但是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再說再坐一下：“十二點以前終歸有車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將近十二點，才穿起雨衣來，打開客廳外邊的響著的鐵門，魯迅先生非要送到鐵門外不可。我想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對于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嗎？雨不會打濕了頭發，受了寒傷風不又要繼續下去嗎？站在鐵門外邊，魯迅先生說，并且指著隔壁那家寫著“茶”字的大牌子：下次來記住這個‘茶’字，就是這個‘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幾乎是觸到了釘在鎖門旁邊的那個九號的“九”字，“下次來記住茶的旁邊九號”。

在《注釋錄》（1935年11月16日）中魯迅還寫道“有空望隨便來玩”。許廣平在《憶蕭紅》中寫道，“我們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樣的感情招待了他們，公開了住處，任他們隨時可以到來”。前面已經講過，公開住所在當時是一件多么特別的事情。

插圖來源：視覺中國

節選自《蕭紅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