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上一篇解析自己為何九年沒回家的報道后，楊軒（化名）發來消息說：千萬不要把鏈接告訴我的父母和親戚，不想他們看到。

此時，距離他成為新聞中的“失聯高考狀元”已經三個多月了。

他到重慶堂弟開的公司做會議營銷，這不是他喜歡的工作，但覺得能開闊眼界。最重要的是，有三四個堂兄妹也在這家公司，母親放心。

新的工作并未帶給他新生感，他的內心依舊是不安的。10月17日，身患子宮平滑肌瘤的母親癌癥復發，到南昌市腫瘤醫院住院化療，費用至少需要12萬。家里沒什么積蓄，妹妹楊莉（化名）在網上發起眾籌，目前籌到了不到4萬元。

楊軒是最后一個知道母親病情的。他心里難受的慌，翻出《理性樂觀派》，一遍遍地看。只有這樣，才不至于被心里翻卷的愧疚感和痛苦淹沒。

“要對未來有信心。”他告訴自己。

“這就是你剛回來那個兒子嗎？”

失聯的第九年，楊軒回家了，以他從未預料過的方式。

32歲的他在西安一家酒店做中層管理人員，一個月工資5000多元，正準備和同事合伙做點生意。

9月3日，他像往常一樣刷手機，看到一條新聞中有自己的名字。點進去，發現是母親吳梅（化名），她身患癌癥，想見自己一面。

楊軒立馬聯系老家的公安局，輾轉要到了父親的電話。下午一點多，電話撥通，一聲“爸媽”后，內心積壓數十年的情緒傾瀉而下，他哭著向父母道歉。電話另一頭，吳梅和丈夫楊崇（化名）覺得像做夢般不真實，眼淚撲簌而下，“九年了，天天會想他”。

那時，吳梅正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看病——今年2月開始，她經常感覺腹部痛。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她痛得在地上打滾，第二天被送到醫院，查出子宮有肌瘤，腎間有積水，之后做了子宮肌瘤切除和尿結石手術。

醫院里有許多跟她病情類似的病人，都有孩子在病榻服侍，想到她的兒子九年沒有消息，吳梅心痛不已，不想治療。

8月14日，侄媳婦幫她在網上發出了那封引爆輿論的家書《孩子，讓我再看你一眼》，傾訴一位癌癥母親對兒子的思念。23天后，楊軒辭掉工作，趕赴蘇州與家人相見。

吳梅難以忘記那天的情景。一夜激動未眠的她，和丈夫早上五點多便趕到火車站，一人守一個出站口，等待兒子出現。

人群中，她一眼就認出了他：穿著黑色T恤和牛仔褲，背著包，拉著行李箱，快步向自己走來，然后張開雙臂，緊緊抱住她。吳梅眼淚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丈夫從另一個出口趕來，也和兒子抱在一起。

9月11日，看完病后，一家人回到江西老家。楊軒有些害怕，擔心回家后“所有人看你的眼光都有點恐怖”。

江西歷史古鎮宜黃縣棠陰鎮，大片的水稻、白蓮將村莊掩映，板栗、橘子樹遍布。楊家所在的雷灣村有2000多人，10個村小組，村民大多姓楊。

楊崇有六兄弟一個大姐，他排行老四，吳梅有一個姐姐，整個大家族有三四十人。幾兄弟的房子緊挨著，不足百米處便是楊家祠堂——這里曾供著一份村里走出的大學生的碩士畢業證。

楊家人原想放鞭炮迎接楊軒回家，怕他有壓力沒有放。十幾個人圍在家門口等著楊軒，很多他不認識，父母便指著教他一個一個認。親人們熱情地跟他打招呼，輪番邀請他去家中吃酒。

他主動敬酒，和家人說笑，詢問他們的情況。關于過往，家人們默契地回避，他也不愿提。父母偶爾問下，他輕描淡寫地帶過。“那段是傷疤，不想觸碰它。”

棠陰鎮不大，走在街上，幾乎都是熟人。楊軒和母親去買東西，碰到熟人，對方第一句話就是“這就是你剛回來那個兒子嗎？”

“現在都成家族的恥辱了。”他覺察到旁人或驚訝或打探的眼光，躲也躲不過。

“楊家的驕傲”

楊軒給人斯文的印象，他皮膚白凈，說話不疾不徐，條理清晰。

楊崇夫婦感覺，他不再像以前內向，也成熟了許多：出門時會主動牽媽媽的手，家里有事都是他去跑，還好幾次給同學打電話詢問癌癥怎么治。妹妹的兩個女兒纏著他，他也會耐心陪她們玩，還說“她們以后都是我的責任”。

笑容爬上了楊家人的面龐，55歲的吳梅終于不再整日與淚水相伴。

吳梅23歲時和同歲的丈夫結婚，生下一兒一女。兒子楊軒聽話懂事，五六歲時就會幫忙割稻子，剝白蓮，燒火做飯。女兒楊晴（化名）比楊軒小三歲，從小身體弱。滿周歲后，幾乎每個月都會發高燒上醫院。6歲時發燒住院，出了醫療事故。

吳梅大受打擊，在床上躺了兩個月，整天哭。丈夫擔心她想不開，抱來2歲多的養女楊莉，她才慢慢好轉。

早些年，她和丈夫種著15畝地，后來又種幼苗、白蓮，下河捉甲魚賣，家里經濟條件漸漸好轉。四五年前，夫婦兩開始在鎮上建房子，做泥工。

楊崇二哥楊崇華說，弟弟和弟媳都很會干活，能吃苦，家里條件在六兄弟中算最好的。

在侄子楊仁廣眼中，楊崇夫婦性格好，幾乎從不打罵孩子。他們那一輩有13個兄弟姐妹，大多頑皮不愛念書，楊軒“絕對是我們楊家的驕傲”，“非常乖非常聽話讀書非常勤奮”，家人覺得他“將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楊家老房子墻上，至今還貼著6張楊軒讀書時的獎狀，楊崇夫婦舍不得撕。中考時，他是全縣第七名。高中時，進了縣重點高中尖子班，成績在班上前五名，也拿過第一，經常有家長到家里借他的書，說他的“筆記優秀”。

高中同學羅來文形容，楊軒就是家長口中的“別人家的優秀孩子”，他喜歡看書，但很少主動跟人交流。

楊軒記憶中，上中學后，他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學習，父母雖不會說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他們的期望。考試沒考好，他會很沮喪，不敢把卷子給家人看。

高一有一次放假回家，吳梅見到兒子哭了，一問，才知道原來他考試只考了年級23名，跟之前比掉了幾名。

吳梅知道，兒子自尊心強。小時候他和叔叔家的孩子一起玩，不小心把人腳劃破了，叔叔打了他一巴掌。等他考上大學后，叔叔請他去家里吃飯，他不去，說叔叔小時候打過他。

2003年高考前，楊軒對父母說，“等我考取大學以后，你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妹妹的學費包在我身上。”

那一年，他以570多分的成績成為宜黃縣高考理科狀元，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錄取。楊家人請來老師和村民，大擺宴席。

“好多人為我驕傲，說你生了個狀元兒子。”吳梅毫不掩飾內心的歡喜，每天在田里干活，再累，想到兒子就開心，“就想天天掙點錢給他”。

遲來的叛逆期

從縣城來到北京，楊軒感覺像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有種把握不住的感覺。

他被調劑到飛行器環境與生命保障專業。這個專業在北航屬于特色學科，比較小眾，只有1個班，30個人。

楊軒覺得專業偏重于實踐，他更喜歡理論物理、流體力學，想成為愛因斯坦、牛頓那樣的物理學家。一位知名科學家校友回校演講時說“一個男人最大的成就，是用思想把宇宙囊括起來”，他想成為那樣的人。

大三時他旁聽了一堂物理課，教授提出了一個跟衛星軌道有關的問題。課后，他獨自坐在校園荷花池邊，陷入沉思，由這個問題延伸到宇宙飛船、第三宇宙速度、宇宙爆炸原理……渾然沒有察覺周圍人來人往。等到晚上十點清醒過來，抬頭一看，天上已經繁星閃爍，“當時感覺特別有意思，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義”。

大二開始，他自學理論物理，發現很費勁，沒人敦促，自己又缺乏自制力，很難堅持下去。大學室友毛曉東記得，物理實驗課需要做十個實驗，楊軒有一個實驗沒去。問他原因，他說在圖書館看書忘了。之后每年毛曉東都會提醒他去補實驗，“他說好，我知道了，最后一直也沒去補。”

楊軒自覺晚熟，上大學才進入“叛逆期”，不喜歡學的專業，就經常不去上課，考前才突擊，成績在班上處于中下水平。大學物理掛科了，畢業時只拿到肄業證。

十多年后再回憶，他有些悵然，“如果能選到自己滿意的專業，如果當時一心撲在學習上面，人生肯定不一樣。”

楊軒沒有將內心的苦悶告訴父母，“以我媽那種性格，我掉根頭發絲，她都會關心”。他只告訴過父親一次，父親勸他不要太過悲觀。上大學后，剛開始他每天給家里打電話，漸漸的，半個月一次，一個月一次，問問家里情況，很少提自己的學習生活。

偶爾，吳梅會從兒子的話中感受到他的自卑。她記得兒子讀高中時，二三十塊錢的衣服都會穿很久，上大學后卻對她說：“媽媽，人家的兒子去上大學，身上都帶三萬四萬的，我去外面的時候，只能帶幾千塊。人家的孩子是爸爸媽媽開小車子送去，我家只有爸爸送去。”

大四寒假回家時，兒子說“我真的不想在家里”。她吃了一驚，說“你不想看到媽媽啊”，楊軒笑笑不說話。

“本人生活方式接近自省”

“本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于自省狀態，即只專注于自我，對于外界的存在都漠不關心。”大四時，楊軒在同學曹學偉的留言本上寫道。

不玩游戲，不愛體育運動，不參加班級活動，不怎么說話，讓他在同學眼里不那么合群。

大二剛分到一個宿舍時，毛曉東和其他兩位室友會找楊軒聊天，后來感覺越來越聊不到一起，“很難找到他感興趣的話題，有時我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話題，他就覺得太低俗了。”

曹學偉記得，楊軒曾對他說，“群居的動物都是低智商的”。他沒明白，楊便解釋：“你看母雞，都是一窩一窩的，你看那個雄鷹，你啥時候見過它像大雁一樣，一排一排地飛？”這讓他感覺楊軒心氣挺高的。

室友蘭江回憶，有一次，一個室友在宿舍通宵玩游戲，鍵盤發出的聲音比較大。楊軒突然大聲喊了一嗓子，然后從床上跳下來，勒住那個同學的脖子，說要弄死他。蘭江和另一個室友嚇得趕緊將他拉開。

楊軒說，那是他大學期間唯一一次爆發，“當時真是氣瘋了，就特別想睡覺，而且那個聲音不是一天兩天”。他如今回想，大學時人際關系確實差，朋友很少，不過并不覺得孤獨，“弄懂一個問題比跟朋友聊天更有意思。”

大多數時間，他一個人泡在圖書館，看各種科幻小說和哲學書，偶爾也看黃易的武俠小說。有時也會一個人爬香山，逛軍事博物館，或是網上買來材料，自己動手做航模。

2007年畢業時，楊軒沒有參加班級聚餐，也沒拍畢業照，班級QQ群、微信群里也找不到他。他像個謎一樣，“消失”了。

失聯

畢業前，楊軒曾簽約江西昌河飛機制造公司，后來覺得在里面得熬一二十年，便沒去。

之后他繼續自學理論物理，同時準備考北大的研究生。剛開始時熱情高漲，每天自習到很晚，但英語和數學讓他頭疼，考慮到生存壓力，他決定先去工作。

由于只拿到肄業證，找工作時他通常會說自己是高中畢業的。朋友說保險行業掙錢，他便去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賣保險，干了一個多月，一份保險都沒賣出去。

曹學偉記得2007年9月，楊軒來學校新主樓，給班上讀研的同學一人贈送了一個月的意外保險。那一次，他感覺楊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比較客氣，跟你拍個肩膀，就感覺很和善、想跟你搭訕。”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楊軒透露，自己的第一份面試來自一家大廣告公司，需要半小時內寫一份產品推銷文案，他隨意寫了篇，對方看了后，直接讓他走了。還有一次，面試時被問到專業的機械方面的問題，他答不出來，而一起面試的同學學校一般，卻都答上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賣軍工產品的企業做文員，不到一周就不想干了。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兩三年時間成為千萬富翁，就能回家光宗耀祖。”楊軒說，畢業后，他出人頭地的信念特別強，一心想憑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優秀，也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卻一路跌跌撞撞，經歷了多次失敗，一度靠銀行借款維生。

2008年5月，楊崇接到北京幾家銀行的電話，說兒子借了錢沒還。他很震驚，打電話問兒子，楊軒說“不用你們管，我自己會還的”。

吳梅不放心，8月時去北京，想看看兒子在做什么。那時，楊軒與人合租在回龍觀的一個五室一廳，他住的那間不到10平米。

吳梅在那兒住了半個月。每天，楊軒早上七點多背著包出門，下午三四點回家。吳梅問他出去做什么，他說是找工作。吳梅便每天到小區附近的公園，等他回來。幫忙收拾房間時，她看到兒子衣服沒幾件，知道他很辛苦，心里有些擔心。

直到第三天時，她翻出了兒子的大學肄業證，瞬間崩潰，“辛辛苦苦賺錢給他上大學，他連一個畢業證都拿不到，你說會痛苦嗎？”

等兒子回來后，她問兒子怎么沒拿到畢業證，楊軒說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吳梅追問他喜歡什么，他說喜歡理論物理，“她不懂，覺得你現實生活都搞不定，想這個是瞎想”。這讓楊軒覺得跟父母的關注點不一樣，沒法深入交流。

吳梅想讓兒子跟自己回家，楊軒不愿意：“我初高中很聽你的話，我現在大學（畢業）了，不會聽你的話。我要在北京找份工作。”

吳梅只得自己回了家，這讓她在之后的十年里，悔恨不已。

臨走前，她將身上多帶的一千塊錢偷偷塞進兒子包里。在車站，楊軒對她說：“媽媽，你回家了我會打你電話。”但再接到這個電話，已經是十年后。

當年11月，楊崇也去北京待了兩天，他對楊軒說：“如果想爸爸媽媽死掉，你就這樣下去。”楊軒回他：“我一定去找工作。”

等到2009年3月12日下午，楊崇收到兒子用別人手機發來的短信，說“爸媽你們不要擔心我，我在北京一切安好”，還告知了自己的地址。

楊崇趕緊打過去，另一個男生接了。楊崇說讓兒子接下電話，對方喊了句“楊軒你爸爸打電話來了”，之后馬上又說楊軒不在，隨后掛掉電話。之后再也打不通，兒子電話也關機。

這之后，一直到2010年，楊崇仍斷斷續續接到銀行的催款電話。他查詢兒子的消費情況，發現借款大多用于購買生活用品，便幫忙還了2萬多。

跨不過的坎

楊軒說不清那時為何與家人斷了聯系。他只記得，手機換號后，沒了家人的電話，只記得阿姨（注：楊母姐姐）家的座機號碼，打過去，發現換號了。

他匿名給縣公安局打電話，打聽阿姨家新的電話，沒有問到。他也想過寫信把聯系方式寄到阿姨家，糾結許久后還是作罷。

楊軒說，這些年，他無數次想跟家里聯系，但內心光宗耀祖的想法太過固執，“一直在跟自己較勁，覺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出人頭地，讓他們刮目相看。”

失聯越久，他越不敢回家，越害怕面對家人。有一次晚上做噩夢，夢到一個親戚拿著刀捅自己。

牽絆，擔心，害怕，愧疚，痛苦交織，“我現在都沒法理解我當時是什么樣的心態，為什么不回來，太復雜了，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每年過年，他會找個餐廳，點一碗面，一個人默默地吃兩三個小時，孑然一身、舉目無親的感覺，讓他特別想哭。

畢業后，他一直在北京，只2016年去天津呆了5個月。去年4月，他離開北京到西安工作。銀行、酒店、餐飲等不同行業，他都干過，基本每隔半年換一次工作，總共換了上十份，最長的只干了七八個月，“總想兩三年內要干到特別好。”

最好的時候，他干到了酒店中層管理人員，管十幾個人，工資有6000多元；最窘迫的時候，連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頻繁變換工作，讓他愈加迷茫找不到方向，目標直往下降，“你先是想成為千萬富翁，然后想成為百萬富翁，再然后你想掙個幾十萬就回家。”

有幾次，他不想再打工了，便和人合伙做生意。

《中國青年報》報道中，楊軒講到，他曾花1000元買了臺20多斤重的鉆機，整日背著去西三旗等地幫人拆墻，一天賺四五百塊。但是客源不穩，又累，只干了半個月。他還跟人合伙做短信群發業務，一周賺了兩萬，有同行被抓了，他沒敢再做。

2016年時，他拿出積攢的六七萬元做一款日用品制造的生意。由于前期缺乏市場調查，銷量打不開，不到兩個月便倒閉了。他心灰意冷，跑去天津塘沽看海，在那兒做了5個月的臨時工。

楊軒說，“如果畢業后我就固定一個行業的話，在外面待個十年，怎么都能到領導層吧。”

這些年，生病時他一個人挺著，工作不順時，拎十幾瓶啤酒，深夜11點到體育場，躺地上一瓶接一瓶地灌。日常生活簡單到除了工作，就是看科幻電影，或是跟同事去酒吧。喝醉酒后，他才會敞開心扉，面對真實的自己。

他堅持每個月至少看一本新書，覺得只有這樣才不至于讓自己麻木。也曾嘗試過寫科幻小說，連續幾個月下班后寫，寫了五六萬字后寫不下去了。他很喜歡美國作家梭羅的散文集《瓦爾登湖》，隔段時間便會重溫一次，覺得書中蘊含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態度很契合。

32歲的他只談過一場半年多的戀愛。后來，有個“條件很好”的姑娘追求他，他也很欣賞對方，但覺得自己配不上，便婉拒了，后來女生出國了。他安慰自己，沒那個能力，只能錯過，又深感失敗沮喪。

“一直找下去”

在如浮萍般漂泊的九年里，楊軒不敢想，父母會怎樣找自己。

2010年11月，吳梅一個人到北京找兒子，每天早上5點多出門，隨身帶著北京地鐵圖，中午不吃飯，一直到晚上九十點再回侄子租的地方住。

她去兒子以前住的小區，打“110”報警找到附近的派出所，想報案。民警告訴他，楊軒身份證在用，無法報人口失蹤，只能查活動足跡。

查到兒子曾在五棵松地鐵站附近出現，吳梅便到地鐵站蹲了半個月，“和他長相一樣的，我一個都不放過”。地鐵工作人員見她辛苦，遞給她水，勸她這樣是找不到的，她不想放棄，“他要是看見我肯定會認我啊，總不會放棄媽媽吧”。

北京的冬天很冷，吳梅下身只穿了條棉褥褲，全身都凍傷了。侄子勸她回家，她不肯，楊崇只得騙她“你回家我就跟你一起去找”。

2013年夏，夫妻一起去北京找了20多天。兩人不識路，經常走錯，地鐵口都要找半天。一到派出所，吳梅就會哭著求警察幫忙。查到兒子在哪兒出現過，兩人就一邊堵一個口，一等就是一整天。

吳梅一度想去北京打工，“要是兒子真的到我面前來了，就是這么盼望著。”

他們聯系央視《等著我》欄目，到縣公安局報案，托熟人找，都沒消息。不過查到兒子身份證在用，就心安點，“知道他活著，我去找他就還有機會。”

去年，一個親戚查出楊軒身份證注銷。吳梅一聽，整個人失了神志，嘴里嘟噥著“注銷注銷”，暈了過去。“那時人真的崩潰了。”吳梅說，后來查出是換了一個身份證，她才緩過來。

吳梅不愿讓人知道兒子失聯了，有人問起，就說他在外面打工。每次去北京尋子，都是偷偷去，擔心被人“看扁”，“生了一個大學生的兒子，還這樣。”

一個人在田里干活時，想起兒子，她便坐在田埂上哭。有時晚上睡不著，就跑到老房子門口坐著等。逢年過節的時候，看到侄子侄女回家了，她會痛苦得發狂。吃飯的時候，會多拿一雙碗筷擺桌上，往碗里倒酒，然后自己喝掉，“就像他在我身邊吃飯一樣”。

吳梅曾想過，兒子個性強，可能在外面沒賺到錢才不回家。在北京找時，有一次聽說橋下有幾個小孩在睡覺，趕緊跑去看，發現不是自己的兒子，“我說兒子你回來，就是你在外面討飯，我都喜歡你。”

楊崇有時夢見兒子販毒了，被公安局抓了，進傳銷了……驚醒后，一摸，臉上都是淚。

“為他們活著”

回家后，楊軒感覺生活終于不再像火車般疾馳，孤獨感也淡了許多，他每天陪著家人，和叔叔釣魚，一個人看電影看書。

有媒體刊發了關于他的報道，他有些后悔，害怕親人朋友看到“裸露”的自己。最大的擔憂是母親的病。10月17日，吳梅癌癥復發住院，需要做6個化療、28個放療。第一個化療做了四天，她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說話，痛得想放棄。

已經去重慶工作的楊軒，每天跟母親視頻，鼓勵她不能倒下，以后還要看著他結婚生子，幫他帶孩子——這是吳梅最大的心愿。

即便重病在身，吳梅也不忘囑咐記者：“有時間多給他（楊軒）打電話，多跟他聊天。”住院至今，已經花了5萬多。原本為兒子結婚準備的錢也掏光了，還找親戚借了錢，后續的治療花銷，她不敢想。

楊軒希望掙錢讓家里過得好一些。看到母親睡覺時，他害怕再看第二眼她就會消失。看到父親頭上冒出的白發，酸澀涌上心頭，“我以后再怎么樣，也都為他們活著。”

但他的人生設計與父母的期待仍不完全兼容：母親希望他在家考公務員，他不想待家里；父母張羅著給他介紹對象，他不想找老家的……在他心里，一直有個夢想，50歲時實現財務自由，把父母安頓好，然后投身自己感興趣的事，做一名天文物理學家。

“你能幫我一個忙嗎？”楊軒對記者說，“你下次去上海中心大廈，拍張照片給我看看，我特別想看上海的夜景，特別向往那種特別高的樓，給人震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