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刊發了題為《一個“小偷”，想辦身份證》的人物報道，主人公是一個沒有戶籍的流浪漢王超。

如今40多歲的他，有著極其悲慘的童年，以及更漫長的“被嫌棄的人生”。自從他四五歲記事起，他就已被帶入犯罪團伙里，被重慶農村的“養父”在腿上燙出一個大疤，逼著上街乞討。直到2000年左右，“養父”因為組織兒童違法犯罪入獄，而他卻繼續游走在社會邊緣，因為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沒有銀行戶頭，他不能正常找工作，好不容易攢下來的幾萬元，卻因為借用了“朋友”的銀行賬號而被卷走，他時不時滑入小偷小摸、作奸犯科的罪行中，游走在灰色地帶里。

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流浪漢是很多年前誘拐兒童犯罪的“遺留”問題。當下，公眾對于拐賣犯罪深惡痛絕，也非常同情被拐的孩子，但是，當被拐者經過時間的流逝、救助的延宕，變成了一個蓬頭垢面、走在社會邊緣乃至前科累累的“黑戶”時，卻很難讓人生發同情心了。

擁有一個戶口和身份，是公民行使權利的基礎。“黑戶”問題應該得到全面解決，應該打撈每一個人重歸正常生活的希望，賦予公民合法的身份也是政府的責任所在。

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的時候，全國曾統計出約1300萬沒有戶籍的人口，之后國家一直在加大力度解決“黑戶”問題。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曾發布《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明確了“無條件落戶”的政策精神，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但是，近年來還時常有“黑戶人口”的新聞。

具體到了“黑戶”的個案，各有各的不幸，他們落進了各種“政策夾縫”當中。有人是因為早年外出打工、走親戚丟失身份證，身上也沒有其他證件，困窘無助后走向流浪人生；也有人自述是因為“知青”返城、檔案遺失等失了身份。

以少年時就被誘拐進入犯罪集團的王超來說，目前很難用證據證明“我是我”并構建法律意義上的戶口屬地聯結，2008年，曾有民警陪他去記憶當中的家鄉辦戶口，但是當地政府卻告知稱“無法證明曾在此生活”。有公益人士解釋，目前流浪漢想落戶“找不到一個牽頭部門”。而且地方政府擔憂，怕開了口子，有太多的“黑戶”來落戶。目前，有律師已帶王超去當地公安機關采血，與打拐DNA數據庫做比對，希望借此能尋回身份。

好人也罷，“歹人”也罷，都應該有身份，拿到身份才能回歸正常生活，否則永遠無法自食其力，也是嚴重的社會負擔和隱患。

2015年國家就已明確了“無條件落戶”的基本原則，希望被拐者以及林林總總的社會邊緣人的“黑戶”問題不被漠視。基層職能部門應拿出更多主動和擔當，釋放人道主義的溫度，解決他們的落戶問題，一個也不應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