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古代史研究新視野”第九期“都城制”專題講座在上海師范大學徐匯校區舉行。這次學術活動由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范兆飛教授召集，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佐川英治教授主講，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的6位學者參與了座談。

首先，范兆飛先生簡單介紹了佐川英治先生的學術背景和治學成果。佐川英治師從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南朝史名家中村圭爾，多年來致力于中古都城制、北魏政治史研究，成果斐然，受到中日兩國學界的高度評價，已經成為日本學界中青年學者的領軍人物。 

報告篇

佐川英治這次報告的題目是《歷史學和考古學中的都城制分期——以曹魏鄴城與洛陽城的復原為中心》。報告伊始，佐川英治從唐代長安城和日本平城京的平面構造圖入手，談及日本平城京對長安城的模仿，他認為日本學人井上和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答案，井上和人認為平城京可能是按照長安城的四分之一大小，再翻轉九十度后進行建造的。隨后，佐川英治梳理了日本學者那波利貞和中國學者陳寅恪、賀業鉅的研究成果，指出中日學人都高度關注中國古都形制的延續與變革。并引用賀業鉅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探討了北魏洛陽城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的關鍵地位。進而上溯至曹魏時期的鄴城和洛陽城，試圖梳理中國都城發展演變的脈絡。在這一學術脈絡之下，佐川英治發現，中國的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溝通“相對較少”，“考古學者對文獻史料批判不足”，導致考古學視野下的一些都城研究結論和基本史料記載相左。在隨后的報告中，佐川英治結合傳世文獻和考古報告復原圖對曹魏鄴城和洛陽城的構造和形制問題進行討論，并進一步探討了北魏時期洛陽城形制的相關問題。

佐川英治首先介紹了鄴城研究的基本文獻資料，展現出基本文獻為主的都城研究理路。緊接著，對中日學界對曹魏鄴城研究概況進行梳理，重點討論了徐光冀的鄴城復原圖，并指出這一復原圖“將中陽門、止車門和文昌殿放在一個中央軸線上，而司馬門與聽政殿則處在右側”的做法有待商榷。

佐川英治以《魏都賦》等基本文獻為根據，指出鄴城的形制應當為“中陽門、司馬門、聽政殿位于中央軸線上，止車門、端門和文昌殿則處于偏西的位置”，還特意提到中國學者傅熹年2001年的復原圖中已經講明了這一點，但中國學界長期使用的還是徐光冀的復原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鄴城的自然地理和區位空間，再運用《三國志》等史料，說明鄴城是古代漳水泛濫區，容易遭受水患，因而宮殿的構造要適合西高東低的地形。所以鄴城的西北部是宮殿區，這是為了利用地形進行防衛。對現有復原圖做出商榷后，佐川英治展示了自己制作的復原圖。

其次，佐川英治對曹魏洛陽城的形制展開了討論。他回顧了中國學界1974年漢魏洛陽城考察成果和2003年對“閶闔門”遺址的發掘成果。隨后，重點討論了錢國祥《漢魏洛陽故城沿革與形制演變初探》一文，贊許錢先生取得的成果，但也提出一點商榷。

佐川英治認為，錢國祥的復原圖中將“宣陽門、閶闔門、太極殿放在一條線上，同時認為曹魏時期太極殿位于北宮”的說法存在問題。遂利用《水經注》、《三國志》等史料，考證出北魏時期的宣陽門并非曹魏時期的宣陽門，北魏曾經異地改建了宣陽門，所以考古出土呈現了由外到內“宣陽門——閶闔門——太極殿”的布局。實際上，曹魏時期的宣陽門在北魏宣陽門偏東位置，是用來連接漢南宮的門，呈現出“宣陽門——司馬門”的布局，司馬門西部才是“閶闔門——太極殿”。

最后，佐川英治聯系南朝建康和北魏洛陽的都城形制，重點探討了北魏時期洛陽城中軸線的建設。北魏洛陽城以中軸線為中心，西部為河陰縣，東部為洛陽縣，改變了兩漢以來的布局，為后世唐朝長安城所繼承。針對這一話題，佐川英治做了一些延伸，他指出鮮卑民族早期重視的是西郊祭天，因此平城時代重視西郊祭天，在東郊地區也相應設置了祭祀場所，所以平城布局為東西走向。而中華帝國則重視“南郊”祭天，因此北魏遷都洛陽后，將祭祀中心放在了南郊，形成了南北走向的中軸線。從“西郊”到“南郊”以及南北中軸線的設立，實際上展現出北魏王朝努力漢化的歷史進程。佐川先生還提出，北魏洛陽城所創立的設立明確中軸線等都城布局，在兩漢時期尚未完全定型，因此，北魏之后中原王朝的都城形制應當追溯至北魏洛陽城。

討論篇

首先發言的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章義和先生，他對佐川英治的師承和治學經歷極為熟悉，補充介紹了佐川先生在北魏史特別是六鎮研究上的學術成果，并總結了佐川講演中的一些重要觀點。章義和認為，中國學者牛潤珍所著《古都鄴城研究——中世紀東亞都城制度探源》在研究理路上和佐川英治有相似之處，兩位學人可以進一步探討交流。此外，章義和提出幾點有待深入思考的問題：一是古都棋盤式布局從何而來，有何流變；二是大河北岸的都城（鄴城）和大河南岸的都城（建康）之間的異同有待進一步研究；三是元代大都等少數民族都城建筑中漢文化因素的影響究竟有多少，和北魏有何不同，可做進一步對比研究。

第二位發言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馬孟龍先生，他開口便道“我是個外行，長期從事的是歷史地理研究”，只能說一點“外行話”，態度謙遜誠懇，但是論斷精辟，極為犀利。他首先就中國古代都城演變入手，提出中國古都存在秦漢和隋唐兩種形制，在秦漢時期是多宮制、缺乏明確中軸線，且缺少后世較為完善的城墻建制，而在隋唐時期這些建制形態都已經成型。其次，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內學人執著于將中軸線等“中華都城特色”追溯到曹魏時期，是一種“民族情結”，他本人認同佐川先生的提法，認為中華都城的許多建制應當以北魏洛陽城為重要源頭。

此外，馬孟龍還分享了國內考古學界的最新信息。他指出近年來國內考古學界對鄴城的發掘工作進行了反思，認識到原先的工作較為粗疏。這幾年由于鄴城地區地下水位下降，考古學界已經開啟新一輪的發掘工作。最新“考古情報”，引得佐川先生頻頻出聲詢問，多次說自己從中受益匪淺。

馬孟龍認為，目前的考古發掘只能確定北魏北齊的遺址，要從中分辨出漢代曹魏遺址，是極為困難的，往后的都城研究路徑應該以傳世文獻為主，輔以出土文獻。也正像佐川英治先生所說的，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應當進行互補。

最后，馬孟龍提出幾個問題：一是鄴城“坐東朝西”讓他覺得難以解釋（佐川英治隨即道歉，說是PPT寫錯了，應該是“坐西朝東”，展現了日本學人的嚴謹與誠懇）；二是南北向的中軸線是否為北魏所創立？他補充了西漢中后期南郊重要性提高以及王莽在南郊實行禮制建設的若干史料，認為中軸線似乎可以向前追溯；三是佐川英治先生一開始提出的平城京翻轉九十度的說法，似乎還有待進一步嚴密論證。

第三位發言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先生，他緊接著馬孟龍提出的王莽禮制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仇鹿鳴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王莽一系列看似失敗的改革，對這些措施的思想內涵和變遷過程做更細致的研究。在都城建制方面，仇鹿鳴指出，早期的都城并不一定有嚴密的規劃，甚至會出現“大都無城”的現象，而后世的政治改革往往會和都城形制建設產生互動，相互影響。最后，仇鹿鳴提出了兩點疑惑：首先，他注意到平城的鹿苑和南郊恰好處在南北向的一條直線上，這能否作為北魏都城南北走向的一種萌芽或趨勢？其次，孝文帝在漢化過程中，是否有意“反叛”自身鮮卑的西郊祭天傳統，而刻意地構建南北走向的都城形制。

最后參與評議的是上海師范大學的姚瀟鶇先生。姚瀟鶇認為，佐川英治先生的研究相當精湛，但他有兩點疑惑：一是佐川英治將文昌殿放置到中央軸線的西側，并認為文昌殿并不那么重要的提法似乎有待商榷。姚瀟鶇指出，文昌殿是曹魏時期大部分禮儀大典的主要場所，在政治事務和禮制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佐川英治復原的鄴城圖中“聽政殿”后空出了一片區域，這一點有待進一步解釋。

上海師范大學范兆飛先生在最后對會議進行了學術總結，指出佐川英治先生研究的都城規劃實際上是每一個閱讀史書的人都必須要了解的知識，并引用陳寅恪先生對唐代政變與玄武門關系的經典論斷“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說明都城規制有助于對某些錯綜復雜的歷史問題進行一個明晰的定位，而佐川英治先生的研究就是為這種定位提供準確的坐標。

以上只是對本次工作坊的一個淺描，或許可以讓讀者管窺交流、對話場面。本次會議中，中日學者之間坦誠而又深刻的交流與對話，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位學人在會議中表示，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應當進行互補與交流，各取所長。對漢魏隋唐都城研究而言，在“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之間，多數與會學者認為應當以基本文獻材料為主，在往后的研究中應該更加重視史料的批判和最新考古資料的結合，這有助于推動新一代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進行對話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