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歐洲學會與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外交學人”合作推出的“歐洲觀察室”專欄的第47篇。上海歐洲學會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本月發布了《2023年歐美關系走向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上海歐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丁純在為《報告》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在相對穩定的美主歐從格局下，美歐之間的分歧并未消失，但也不應將之過分夸大。而在具體議題領域、國別關系中，美歐關系表現出不同形態和特征，也為我國發展特定關系，實現國家利益留下了空間。對美歐更加及時、細致的考察研究在當下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歐洲觀察室”近日刊出《報告》中部分文章。

2023年里，俄烏沖突陷入拉鋸狀態，而中美戰略競爭向縱深發展。俄烏戰事的延宕不僅使歐洲外部的地緣戰略環境進一步碎片化，而且將歐洲拖入能源危機和經濟滯脹的泥潭。從2022年底至今，原本充當“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成為“歐洲病夫”。經濟低迷不振，致使歐洲內部的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現象愈演愈烈，激進民粹政黨越發活躍。與此同時，從“氣球事件”、南?！靶鼻小钡脚f金山中美首腦會談，中美關系猶如過山車一般跌宕前行，美國拜登政府因而對歐洲展開愈加頻繁的互動，意圖將歐洲綁上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戰車，美歐戰略協作，尤其是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協作，呈現出常態化和機制化的態勢，但同時美歐雙邊矛盾并未根本改觀，彼此間依然潛流涌動，暗戰不斷。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20日，赫爾松地區，俄羅斯黑海艦隊第810海軍步兵旅的軍人在第聶伯河左岸地區作戰。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圖

一、美歐對國際科技與經濟競爭的研判

2023年里，美歐雙方頻繁聯系，交換看法，研討形勢。美歐政治精英和戰略研究界對世界經濟與國際戰略格局的認知，尤其是對國際科技與經濟競爭的關注焦點、形勢研判、戰略敘事和總體意向，顯露出趨同的跡象，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美歐都意識到“后冷戰時代”已經終結，逐漸形成“新冷戰”理念，這是美歐開展對外科技與經濟競爭的觀念基礎。德國總理朔爾茨和美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分別在2023年1月和11月的《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指出“后冷戰時代”已經終結。前者提出“時代轉折”（Zeitenwende）的概念，談到全球化進程已嚴重受挫，而后者則認為，世界正在進入冷戰和“后冷戰時代”之后的第三個歷史階段，大國間既要相互依存，又要進行戰略競爭，是新階段的突出特征。在此形勢下，美歐正在建立“新冷戰”共識，認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兩極格局。

美歐戰略研究界和學術界對“新冷戰”理念直言不諱，對其開展深入的闡釋與探討。但美歐政治領導層卻采取“暗緊明松”的欺騙性敘事策略，一方面不斷推出更加瑣細苛刻的對華科技與經濟遏制政策，顯示出強烈的“新冷戰”意向，另一方面卻采取柔性化的戰略敘事，一再表示“不尋求新冷戰”，以避免刺激中國，防止出現急劇升級的對抗。

其次，美歐決策層正在采用西方學術界關于“經濟戰”理論的新范式和新視角，以應對國際科技與經濟競爭，表現在以下三點：第一，美歐決策層都采納了“相互依存的武器化”的視角，認為占據優勢的大國借助別國對自身的經濟依賴，通過控制國際經濟網絡的“阻塞點”，可以破壞競爭對手的經濟運行，因而都在尋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力求實現“供應鏈的多樣化”。

第二，美歐決策者都從“灰色區域戰爭”（又稱“混合戰”）的概念出發，將大國之間科技、貿易與投資的摩擦，視作“灰色區域”的對抗，定性為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爭奪尖端技術研發的主導權，或壓制對手的經濟增長的空間與潛力。

第三，美歐決策層都受到“戰略性資產”理論的影響，將產業戰略與經濟安全理念融合，力求掌控最具“戰略性”影響的“新興顛覆性技術”的研發的全球大方向，爭奪對全球技術競爭的戰略主導權。當前美國學術界提出“戰略性資產”理論，認為某些技術具有多重外部性，而單個企業無法實現這些外部性的最優化，應以特定的政策保障本國對這些技術相關的“戰略性資產”的控制。美歐決策層接受了這些概念并加以闡發，使用“戰略性價值鏈”和“關鍵性基礎設施”等概念來構建政策，維護技術與經濟安全。

二、美歐對華科技與經濟政策的“同頻共振”

俄烏沖突的延續和自身內部的經濟困境，使歐洲政治領導層備受壓力，也使歐洲對美國的戰略依賴逐漸加深。一方面，在戰略安全層面，歐盟逐步修訂2019年以來的“戰略自主”構想，承認歐洲的安全離不開美國。另一方面，歐洲對外經濟決策也受到美國越來越多的影響。

2023年里，美歐互動越來越頻繁。美國與歐盟借助“七國集團（G7）”峰會、北約峰會和“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三個平臺，每個月至少舉行一次部長級以上的雙邊磋商。從2023年初至今，法、德、荷蘭、芬蘭、波蘭、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歐盟重要成員國的領導人，以及中東歐“布加勒斯特九國機制”成員國領導人，都先后與拜登舉行了雙邊會晤。2023年4月初以來，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等歐洲決策者，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財長耶倫等美國決策者遙相呼應，先后發表演講，闡述了相似的對華科技與經濟遏制的戰略意向，雙方涉華決策的節奏與焦點逐漸趨同，形成對華競爭的戰略共識，突出表現為兩點特征：

首先，是美歐對華科技與經濟政策的“泛安全化”。2023年里，拜登政府繼續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處理對華關系的優先目標，尤其是借助產業政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貿易保護等“經濟戰”的政策工具，實施強硬而嚴密的對華經濟與科技遏制，步步為營地展開布局。而歐洲對美國亦步亦趨，緊密相隨。而2023年10月20日的美歐峰會的聲明，反映出美歐對華決策的共同焦點和相似態度，表明美歐決策的意向和節奏更趨協調。

其次，是美歐針對中國的“去風險”共識。據傳德國工商界利益集團最早使用這個概念來闡述對華政策建議，使其進入歐洲決策層的話語體系。2023年3月30日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德國“墨卡托中國問題研究所”（MERICS）發表對華政策演說時，援引了這一概念并加以闡發。此后這一概念也被美國決策層接受，2023年4月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財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等人先后提及“去風險”的必要性。

當前美歐的“去風險”共識是：在經濟和科技的特定領域與部門，借助產業戰略、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貿易保護四種類型的“經濟戰”政策，不僅要阻止自身的技術流向中國，阻擋中國的資本進入自身的經濟體系，而且要阻礙、壓制乃至破壞中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徹底消除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潛力。這一概念的實質是“精準脫鉤”，或者說“定向脫鉤”，即通過上述“經濟戰”政策，在“關鍵性”或“戰略性”的產業部門，特別是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信息通信和清潔能源為代表的“新興顛覆性技術”和相關的“先進制造業”的領域，限制、減少乃至完全禁止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以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性依賴”，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

在“去風險”問題上，美歐都采取了帶有欺騙色彩的兩面性的戰略敘事。在暗地里，拜登政府出臺了比特朗普政府更為嚴密強硬的對華科技遏制政策，不斷增強和拓展在歐洲和亞太的戰略同盟體系，而歐洲決策層對工商界不斷施壓，迫使歐洲在華企業將部分生產鏈移出中國。美歐都一再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提及“過度依賴”的危險性，明確列出實現“經濟韌性”的目標，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但在明面上，美歐卻一再表示“不尋求對華脫鉤”，只是要“去風險”，“與中國的接觸很重要”，“有必要與中國合作”，要與中國保持接觸，開展特定領域的合作，防止中美出現激烈的沖突。

三、歐盟與北約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合作的加強

當前美歐“新冷戰”理念越來越詳細和明晰，而北約作為美歐聯合對抗蘇聯的舊冷戰產物，凸顯出愈加重要的戰略價值，因而2023年里歐盟與北約在多個層面和領域的戰略合作都在不斷加強，其合作焦點則集中在科技與經濟領域，這成為2023年美歐科技與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特點。

歐洲一方面因俄烏沖突而遭遇經濟重創，另一方面則受到來自中美兩方的競爭壓力，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中被推向邊緣，因而對“經濟安全”越來越焦慮，希望對俄羅斯推進經濟制裁，對中國實施科技遏制，同時搭上美國的“便車”，以提升自身的尖端科技和先進制造業實力。這是歐盟向北約尋求合作的基本考量。

同時，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俄羅斯借助“能源武器”和“信息戰”手段鉗制歐洲，造成劇烈動蕩，使北約意識到“經濟戰”和“科技戰”日益成為西方與中俄之間地緣戰略對抗的重要形式，對經濟和科技領域的沖突斗爭愈加警覺，這是北約愿意與歐盟加強合作的基本動因。2023年1月10日歐盟與北約發表雙邊合作宣言。2023年3月芬蘭和瑞典兩國加入北約的進程急劇加速之后，歐盟與北約的關系也迅速升溫，雙方在3月16日宣布建立聯合工作組，6月29日發布聯合工作組第一份報告，即關于“基礎設施韌性”的報告。

當前歐盟與北約戰略合作主要聚焦于科技與經濟領域，包含三方面：1）建設“關鍵性基礎設施的韌性”，重點保護能源、交通、數字基建和太空產業這四個方面的“關鍵性基礎設施”，完成對外部威脅實施“威懾”和“防御”的雙重任務。2）保護“關鍵性原材料”的“供應鏈安全”，尤其是要保障稀土和重要有色金屬等“戰略資源”的穩定供應。3）保證美歐掌控最尖端的“新興顛覆性技術”，防止“戰略競爭者”占據優勢。這三方面環環相扣。歐盟與北約的合作，意在共同保障美歐的“經濟安全”，實現針對中國的“去風險”。

四、美歐對中國周邊和全球南方加緊開展經濟外交

拜登政府上任以來著手推行“小集團式多邊主義”的模式，打算按照盟友-伙伴-一般友好國家這三個層次，構建緊密程度各不相同的小集團或協作架構，部分代替全球多邊主義架構，在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另起爐灶，鞏固美國現有的戰略同盟體系，加緊影響全球南方，以“切香腸”式的漸進方式排擠中國。2021年上任以來，拜登政府著力構建“美英澳三邊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合作體系”（QUAD）、“美日韓臺半導體伙伴關系”和“五眼聯盟”等協作架構，持續力推“印太經濟框架”（IPEP）和“全球基建與投資伙伴關系”倡議（PGII），意在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2023年初以來，拜登政府在中國周邊更加頻繁地發起外交攻勢，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對峙更趨緊張，在全球南方的競爭也在悄然加劇。而歐盟則緊隨其后，更加頻繁地在亞太、印度、非洲和拉美開展外交活動，發揮“敲邊鼓”的作用，為美國在中國周邊和全球南方的經濟外交攻勢提供援應，意在配合美國，布局第三方區域，抗衡乃至遏制中國。

五、美歐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差異與矛盾

雖然美歐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戰略協作越來越頻繁，彼此的溝通呈現機制化的趨勢，然而美歐間結構性的矛盾并未減緩。歐洲在戰略安全上依賴美國，但在經濟上卻對美國怨念頗深，暗戰不斷。當前國際社會的技術與產業競爭趨于白熱化，美歐都希望自己能主導尖端技術研發和先進制造業升級的方向，掌握相關的技術標準的制定權，雙方合作少，競爭多，互相防范。因而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美歐存在諸多分歧乃至矛盾，突出表現于以下幾點：

首先，歐洲政商各界對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對外經濟政策越來越不滿。歐洲對美國步步推進的《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尤為不滿，認為美國的這兩個法案加劇歐洲的持續衰退，造成歐洲制造業資本大規模流向美國，加劇歐洲的“產業空心化”，給歐洲經濟造成無可逆轉的損失。與此同時，美國不僅自己層層加碼，不斷強化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禁運和投資審查，還逼迫歐洲采取與美國相似的政策，不惜為此損害歐洲的商業利益，這使歐洲對美國的不滿又加深了一層。

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IFRI）在2023年10月間出臺一份研究報告，題為《中與美：失衡的歐盟》，將歐洲定義為“中美經濟競爭加劇的主要受害者”，認為拜登政府產業政策是“以鄰為壑”，依靠損害歐洲的利益來增強美國的實力，同時美國又逼迫歐洲遵守美國禁運政策，放棄對華貿易機會，對歐洲商業利益造成了雙重損害。

其次，美歐在針對中國的“去風險”問題上存在差異。美國的“去風險”意在維護美國經濟霸權，著眼于政治和軍事安全風險，致力于保護美國對尖端技術研發和先進制造業升級的全球主導權。美國雖然大談“去風險”，但著眼點仍在“脫鉤”上，聚焦于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意圖徹底消除中國在這些領域趕超美國的可能性。

歐洲的“去風險”則意在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性依賴”，實現“外部供應鏈的多樣化”，因而集中關注“關鍵性基礎設施”、“關鍵性原材料”和高端制造業三個方面，意圖使這些部門的進出口與跨境投資等活動，盡可能減少與中國的聯系，以實現歐洲對外經濟關系的“韌性”。歐洲希望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性依賴”，而不是急劇減少對中國的貿易與投資。

換言之，美國著眼于戰略上的徹底切割，而歐洲則意在持續不斷地小幅調整對華經濟關系。正因為存在這種差別，歐洲對經濟的“韌性”形成了執念，也就是要采取“中國+1”的對外經濟聯系多元化策略，使歐洲在“關鍵性”和“戰略性”的供應鏈、礦產品和基礎設施這三個領域，在中歐經濟聯系大幅減少的情況下仍能穩定運轉，從而使歐洲經濟體系能夠承受地緣政治變局帶來的震蕩。

結語

美歐針對中國的“新冷戰”意向正在增強，雙邊戰略合作仍在變動之中，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歐洲和亞太兩個區域的地緣戰略和經濟競爭的總體格局。在未來，美國將繼續拉攏歐洲組建“民主聯盟”和“技術聯盟”，以便在經濟與科技的層面排擠中國，同時也將繼續逼迫或誘使歐洲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意圖以“切香腸”式的微小動作將歐洲一步步納入美國主導的戰略與經濟同盟體系。而歐洲也將繼續采取“蛋糕主義”策略，堅持“傾斜而不傾倒”的左右搖擺、兩面下注的姿態，力求在中美之間靈活轉圜，在經濟、價值觀和安全議題等不同問題上采取不同的立場，以謀求歐洲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暗流涌動的變局，需要我們密切觀察，詳加分析。

（忻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本文原標題《美歐經濟與科技關系評述》，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因原文篇幅較長，本次發表有較大刪節，報告原文可見上海歐洲學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