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小平/口述  沈飛德/采訪  楊之立/整理

為數不多的探訪者：彭德懷和謝飛

我陪在姑姑身邊幾十年，目睹了姑姑的孤獨和寂寞，也領略了世態炎涼和人情世故。除了陳老總，很少有人來看望她，鄰居也都不知道這里住著賀子珍，加上她的作息異于常人，除親人外很少與外人接觸。

1956年，我休學在家，春生、海峰還在學校上課。彭德懷來看望她，穿了一身夾克衫，只帶了一個隨行人員，不是警衛員就是秘書，那人坐在汽車里沒有進來。負責開門和關門的人都是我。姑姑下來迎接他，兩人上樓交談。我們家有規矩，只要大人講話，小孩一律不許進去，所以內容我就不知道了。現在有些材料不但將他們的對話和盤托出，還繪聲繪色地說賀家小孩海峰在旁邊插嘴，這些都是杜撰。送走彭老總后姑姑很激動很興奮，問我說：“小平，你知道來的是誰？”我說：“彭老總，中國十大元帥嘛，誰不知道？”那次彭老總來訪，姑姑著實興奮了好多天。

還有謝飛阿姨（劉少奇前妻）來了兩次，長征路上有30個女同志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的，謝飛與姑姑在一個連隊，同甘共苦，感情深厚。她第一次來姑姑還在家，相對自由；后一次大約是1983年左右，姑姑已住在華東醫院。基于一些政治因素，當時探訪姑姑全都需要報批手續，上海市委不批就不準見，連江西省委書記、姑姑的老戰友劉俊秀也住華東醫院，兩人近在咫尺，卻也未能獲準去姑姑病房看望。謝飛阿姨來找我說，我在上海出差明天回京，只有今天下午半天時間，來不及申請，你有沒有辦法帶我去見她？我說行，就是委屈你一點，千萬不要說話。我帶她到華東醫院，樓梯旁邊有一個地方拿牌子，我們從來不拿牌子，因為大家都很熟了。我主動和師傅打招呼，師傅將謝飛阿姨當作我的家人才讓她與我一起進去看姑姑的。

后來，陳老總調離上海，他湖南路262號招待所的房子空了出來，1962年讓給了姑姑住。可惜到了湖南路那邊就沒有那么自由了，姑姑基本上處于獨居狀態。市委列出一個準許出入人員的名單，我結婚時愛人葉啟光的名字沒有在名單上，就不能進去。我爸就發火了：“行了，都不進去，賀子珍就死在里面吧！”市委來賠禮道歉，說我們漏掉了，馬上補上名字。我外婆很自覺，盡可能不太去湖南路招待所。因為這些限制，姑姑和老戰友們聯絡甚少，可見彭老總和謝飛阿姨的到訪令姑姑多么欣慰啊！

認定主席被江青害死

1957年時，人們推測姑姑的精神狀況有點異常，就哄著她去醫院做體檢。磨難的確會對人的心智造成一定程度的創傷，這是沒有辦法的。出院后姑姑回家住了一陣子，然后在南昌住了些日子。1959年，姑姑和主席在廬山見了一面。回來以后，她的情緒大起大落，身體狀況極差，人也極瘦。我爸知道后，把她接到福州，找了中醫開藥。姑姑抗拒吃藥，爸爸費盡了心思，甚至把藥倒成兩杯，自己先喝其中一杯，才讓姑姑放心喝下中藥。嬌嬌把姑姑病情告訴了主席，主席當場落淚，給姑姑寫信道：“保重身體，一定要聽醫生的話，好好看看社會主義。” 

姑姑從未說過主席半句不是，反而總是責怪自己。當年姑姑出走蘇聯，主席連拍多封電報挽留，但姑姑走得決然，主客觀有很多原因。她跟我說：一個上不了臺面的原因是長征路上一路懷孕、生孩子，實在苦不堪言，當時發現又懷孕了，非常難受，想要么去蘇聯先安頓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來；另一層是當時年輕任性，沒想過去了蘇聯主席這邊會起這么大的變化。

姑姑從未見過江青。有一次，我、她、嬌嬌三個人在一起。她突然問嬌嬌，有沒有江青的照片？給我看看！嬌嬌姐說我沒有帶，我以后給你看，她很聰明，以后自然就再沒有以后了。其他場合姑姑一貫守口如瓶，絕口不提江青。

當年和小姑姑去北京被攔截后，姑姑心里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她是進不了北京的，只是有一次她實在沒忍住。1966年9月我要到北京串聯，9月15日毛主席要接見第三批紅衛兵。姑姑說我也和你一塊去吧！我說你怎么去，市委不會同意的。姑姑說：“我到北京去住嬌嬌那里么，他當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為什么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筑人家都看過了，我還沒看過，為什么我不能去北京？”我聽了有些心酸，只能不斷勸說，直到她不吭聲了，事情才算作罷。

1975年，嬌嬌的愛人孔令華曾將冬梅送到上海，并對我們說，主席百年的時候，我們就管不上媽媽這邊了，海峰、小平你們兩個替我們照顧她。這于我當然是責無旁貸的。 

次年，主席去世了。剛得知消息的兩天，姑姑沒有睡過覺，到了深夜2點，還跑來找我和海峰說話。我們困極了，讓她回去睡覺，她不睡覺我們也要睡覺呀。她回去一陣子，又回來，翻來覆去地問：“沒有聽說主席有病呀，怎么突然就走掉了？是什么原因？”她思維就卡在這個坎兒上過不去。她后來又說，《參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寫哪個國家的王后把國王給害死。她的意思就是主席是被江青害死的，但是她沒有親口說江青。

姑姑堅韌剛毅，自制力強，一般是不哭的。但主席去世的第二天，華東醫院喬主任來給她看病，喬主任進來就哭，姑姑被他感染也哭了，沒有聲音，用袖子抹了兩下淚水。

兩天后情緒稍微平復一些，姑姑就搬個藤椅坐在電視前看關于主席逝世的滾動新聞，一次不落，一看就是一天。

臨終未能與至親相見

“四人幫”被粉碎后，大氣候變了，對我們家來說是輕松了許多。1979年姑姑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獲準到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由嬌嬌夫婦陪同。華東醫院隨行的護士回來問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沒哭，到中南海主席的臥室就哇一聲哭了，什么道理？我說你看她眼光在哪個角落，你到那個地方去找原因，別問她，她不可能說的。我們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樣東西，要么是兩個人共同用過的，要么是她送給主席、他臨終還留身邊的，情感無法抑制才爆發出來的。

姑姑在北京301陸軍總醫院高干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后，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為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治療過的針灸醫師技術精湛，想介紹給姑姑（1977年姑姑從福建回來不到半年就中風癱瘓了）。但這個醫生很有點性格，絕不去醫院醫治病人。另一個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東西不習慣。

誰知上海市委不讓姑姑住湖南路舊居。我媽和我在虹橋機場休息室等她，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張世珠也在，說要姑姑住華東醫院，還問出了問題誰負責？后來我們和我爸說，我爸拍胸脯說我負責！可是我爸當時不在，我媽不敢講這話。姑姑的飛機一落地，張世珠和醫生、護士立即上去圍住姑姑，將她抬下飛機送去華東醫院。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華東醫院，我要出去！華東醫院便向中央告狀，說我們賀家干擾治療，鼓動病人出院。于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個報告給中央辦公廳說，本來賀子珍就不愿意住那里，你們硬要她進去。中辦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兩年中多方奔走，聯系其他醫院做轉院事宜，最后又被中辦否定，甚為無奈。

姑姑在醫院是過得不舒服的，華東醫院將她喜歡的護士調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線在她身邊，其中有個徐姓護士在姑姑去世后拿出了所謂的遺言，以姑姑的干女兒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話，徐某某操浦東普通話，兩人語言無法溝通，如何能夠交心？在這份遺言里，前三條都是關于她這個護士的，錄音機之類當時比較貴重的東西都留給她，就第四條說將國庫券留給李敏和外孫，也是奇談。

姑姑晚年記性依然極好。楊子江和王行娟要寫她的書，采訪她，楊子江1948年采訪過她，憑印象寫了一份履歷表，向姑姑求證。我跟海峰兩個人做翻譯，沒想到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姑姑都記得清清楚楚，她還提筆寫下入黨介紹人的名字。

1984年4月，姑姑高燒不退，華東醫院用了點青霉素，別無其他搶救措施。市委招待處祝副處長14日問我和海峰，姑姑喜歡穿什么羊毛衫，蓋什么顏色的被子？我一聽火冒三丈，人還沒死呢，這么快考慮后事了？退一萬步說，姑姑是女戰士，又不是家庭婦女，她的遺體難道不蓋黨旗嗎，蓋什么被子？15日我爸從福建趕回來，提議醫生用“安宮牛黃丸”，鼻飼打進去之后17日上午姑姑體溫降下來，能和醫生打招呼了。不知為何，17日下午起，醫院不許我們親屬進病房。19日下午，姑姑彌留之際，我媽向院方提出我們親屬不進去但是得讓李敏他們直系親屬進去，他們還是不同意，說會影響搶救。直到姑姑咽氣，市委書記陳國棟進去看過離開后才放我們進去，遺憾的是姑姑臨終有什么話要說，我們已無法得知了。

遺物僅有兩個皮箱

當時我爸媽、嬌嬌一家都住在東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組織部來了兩個人，再三強調中央決定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我想到姑姑一輩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沖口說：“我們擁護喪事從簡，但不同的人應該不同對待。姑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她隱姓埋名幾十年，最后一次，要給她恢復名譽！”他們又問姑姑的悼詞是否由家屬來寫？我說：“悼詞怎么家屬寫？應該是組織寫，家屬過目。”組織部的人卻說，悼詞寫不出來，因為沒有她的檔案。

市委和我們商量骨灰放在龍華烈士陵園，我們都不同意，提出兩點理由：一、姑姑是屬于中央管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兒在北京。有關負責人說，你們一定要放八寶山那也就是最后一廳。我爸爸說第幾廳無所謂。在我們的堅持下，上海只好上報中央，最后北京回音來了，鄧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寶山第一廳；二、政治局委員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后終于得到了她生前應有的尊重和待遇。

追悼會定于4月25日在龍華殯儀館舉行。前一天，嬌嬌打電話給毛遠志，問他來不來參加追悼會，毛遠志說沒有收到訃告。我們這才發現為了控制參會人數和影響力，姑姑的訃告全都沒發。我們當即提出要求：市委機要員連夜送訃告，外地就實在鞭長莫及了。追悼會當日，祝副處長和徐護士嚎啕大哭。悼詞的內容果然沒有重點，草草了事。

姑姑病房的遺物一開始是華東醫院保管，后來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絕出入。市委運了兩個水果簍子到東湖招待所交給嬌嬌，說賀子珍的東西都在那兒。其中皮箱有兩個，姑姑從蘇聯回來就帶了這兩個皮箱，去世還是兩個皮箱，這么多年可謂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此事做得太絕，上海是嬌嬌的傷心地，她二十年都沒有回來。

“領袖家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舉辦（此前已經在福建、浙江、廣東等地舉辦，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是韶山），我們陪嬌嬌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樓，沒敢先進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間以及主席去世時我和海峰住的房間，再回到走廊里，要下樓時才進入姑姑房間。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軟的情感還是會被勾起。

關于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嬌嬌來看世博會，我給她提過建議。我說嬌姐，現在放在八寶山沒有什么問題，若干年以后呢，我們都走了呢？為長遠計，我建議姑姑的骨灰還是放回井岡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對我們賀家是沒話說的。嬌嬌姐回答道，你講得有道理，我考慮一下。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調動去外地工作幾十年而始終將我留在上海。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讀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幗英雄，意氣風發；后半生，忍辱負重，凄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邊照顧她，給她家的氛圍和一點暖意。而我，有幸陪著姑姑走完了這不甚愉快卻還算從容的半生，與她結下這段深厚的半生緣。

（全文完）

（作者為賀子珍侄女,文章選自《世紀》雜志2016年第4期，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