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蕭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備受矚目的作家，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

1911年，蕭紅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932年，結識蕭軍。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成名作《生死場》。后東渡日本，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發表中篇小說《馬伯樂》、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病逝于香港，年僅31歲。

很多出版物聚焦于蕭紅天才的創作、錯綜的感情經歷和悲劇的命運，但仍有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有待史料的論證與解答。本文是日本學者平石淑子對蕭軍、蕭紅和魯迅一段交游情誼的研究考察。

一

1934年6月12日，蕭軍和蕭紅離開哈爾濱后在大連的朋友家等了兩天船，14號乘坐日本郵船“大連號”去青島。兩人在船上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嚴格審查，勉強過了關。這段經歷蕭軍詳細記錄在《大連丸上》（1935年5月2日）。他偷偷帶在身上的抗日救亡小說《八月的鄉村》也總算幸免被人發現。他們在端午節的前一天6月15日上午到達青島，比他們早一步離開哈爾濱的舒群在那里等著他們。

7月，蕭軍和舒群帶著金劍嘯寫的便條去上海拜訪他的朋友。但是，金劍嘯的朋友們也沒有工作可介紹，這時二蕭的路費也用完了，只好返回青島。經由舒群介紹，蕭軍開始編輯與黨相關的《青島晨報》副刊，自己也用劉軍、劉均的筆名發表了幾篇短篇作品。而且，他還在繼續寫從哈爾濱帶來的《八月的鄉村》，蕭紅也在接著寫《生死場》。此外，據說1934年夏天蕭紅在《青島晨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進城》的作品，但現在還未發現。當時梅林與他們一起在《青島晨報》工作，經常與蕭軍和蕭紅一起行動。梅林在《憶蕭紅》中記下了那時的生活。

三郎（蕭軍——引者注）戴了一頂邊沿很窄的氈帽。前邊下垂，后邊翹起，短褲、草鞋、一件淡黃色的俄式襯衫，加束了一條皮腰帶，樣子頗像洋車夫。而悄吟（蕭紅——引者注）用一塊天藍色的綢子撕下粗糙的帶子束在頭發上，布旗袍、西式褲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們徜徉在蔥蘢的大學山、棧橋、海濱公園、中山公園、水族館，唱著“太陽起來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則把自己拋在匯泉海水浴場的藍色大海里，大驚小怪地四處游泅著。

（中略）他們工作得很有規律，每天按時工作、按時休息，因之成績很好。

看上去兩人在青島的生活十分舒適。但是他們原本是打算去上海的，后來得知自己的朋友在哈爾濱被捕的消息，現在又擔心故鄉是不是將他們兩人忘記了。

松花江的水，依然是滔滔地向東流；秋天的風也還是那樣溫柔！可是我可愛的朋友們呢？我的朋友們，都已離開我很遠了！（中略）前天到劍那里去串門子，才知道你們還沒忘了我呀！你們這樣關心的垂問我，我是多么感激喲！

（蕭軍《消息》1934年9月6日，見《綠葉底故事》）

他們在摸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強烈意識到了自己“漂流者”的身份，這成為之后兩人文學的原點，也是他們一生無法擺脫的痛楚。那時，蕭軍聽荒島書店的孫樂文說他曾在上海的內山書店見過魯迅。孫建議蕭軍給魯迅寫封信，只要寄到上海的內山書店就行，這邊的地址寫成荒島書店，也不會連累到個人，署名最好也不要用真名。這是蕭軍第一次使用“蕭軍”這個名字寫信。沒想到魯迅在10月9日收到信的當天就給他們寫了回信（《魯迅日記》）。魯迅愉快地接受了二蕭請他閱讀他們的作品的請求，對于他們創作的作品是否屬于主流革命文學這一問題，魯迅這樣回答道：“不必問現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

……我把這信和朋友們一起讀了又讀；和蕭紅一起讀了又讀。當我一個人留下來的時候，只要抽出時間，不論日間或深夜，不論在海濱或山頭……我也總是把它讀了又讀。

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紙“護身符錄”似的永遠帶在我身邊！……有幾次是眼中噙著淚水在讀它，儼然如對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甚至是每一個字的一筆一畫，每一個標點……每讀一次全似乎發現一種新的意義，新的啟示，新的激動和振奮！

兩人立即將《生死場》的原稿和《跋涉》寄給魯迅，為了讓魯迅更具體地了解他們，還把他們在離開哈爾濱之前剛照的照片也一并寄了出去。不久，青島的地下黨組織受到毀滅性打擊。農歷八月十五日，去岳父家慶賀中秋節的舒群夫婦也被當場逮捕。當時蕭軍他們剛好缺席，幸免于難。孫樂文關閉《青島晨報》，勸蕭軍他們早點離開青島。10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蕭軍在青島棧橋收到孫給他的四十元路費。這些錢是孫從荒島書店的資產家朋友，也是書店的出資人那里借來的。11月1日，兩人與梅林一起乘坐日本貨船“共同號”，坐在裝滿咸魚和粉條的倉庫中離開了青島。

二

兩天后二蕭和梅林到達上海。他們先來到夏天曾經住過的位于蒲柏路的旅館，接著各自開始尋找落腳處。梅林住進位于法租界的環龍路（現在的南昌路）上自己少年時代朋友的家中。蕭軍和蕭紅借住在拉都路北側一家叫作“元生泰”的小雜貨店二樓的亭子間。房間南面沒有窗戶，不過好在還比較大，有專用的出入口。每月的房租不含電費和燃料費是九元，這對當時的他們而言絕不是一筆小錢，但是與每天一元的蒲柏路的旅館相比已經好多了。

他們用手里僅有的不到十元錢買了食物和炊具。由于沒有錢買油，每天就白水煮面片，拌著只值幾個銅板的菠菜吃。兩人曾寫信拜托哈爾濱的朋友寄錢過來，不過那也只是救急。他們當時覺得，只要能夠見到魯迅，哪怕離開上海也算達成了愿望。于是蕭軍給魯迅寫信，要求見面。借用《蕭軍簡歷年表》中的話，那是因為“由于我們并不充分理解上海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尖銳性、殘酷性……想得過于簡單以至‘天真’了，以為總不會有什么太大困難的”。因此當魯迅回答說不能立即見面之后，他們一定很受打擊。蕭軍不解其因，立即又給魯迅寫信，殷切地訴說他們的心情。據說在見面之前，魯迅讓人調查了他們的底細。

抱著一絲與魯迅見面的希望，他們在陌生的土地上，終日盼望著魯迅的來信。對他們而言，那是“唯一的希望”“如空氣如太陽”。

一直生活在北方——特別是東北——的人，一旦到了上海，就猶如到了“異國”。一切都是生疏，一切都是不習慣，言語不通，風俗兩異，無親無朋……猶如孤懸在茫茫的夜海上，心情是沉重而寂寞！因此，當我們接到先生每一封來信時，除開在家中一次一次地誦讀而外，出去散步時也必定珍重地藏在衣袋中，而且要時時用手摸撫著，似乎謹防它的失落或被掠奪！……

兩人在等待與魯迅見面的日子里對10月22日才寫好的《八月的鄉村》進行推敲和謄寫。蕭軍對這部作品十分不滿，甚至想燒了它。蕭紅鼓勵他，并幫他謄稿。“她不畏冬季沒有爐火，沒有陽光，水門汀鋪成的亭子間的陰涼，披著大衣，流著清鼻涕，時時搓著冷僵的手指，終于把《八月的鄉村》給復寫完了。”為買到復寫用的日本美濃紙，蕭軍必須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內山雜志公司”（也許是“內山書店”），從家至此要往返十五公里，可是蕭軍為了節約交通費都是步行來回。舊鞋底磨破了，腳后跟都出血了。最后一次買紙的七角錢還是當掉蕭紅的舊毛衣弄到的。

終于，兩人的生活費用完了。無計可施的蕭軍寫信向魯迅借錢。

那段時間魯迅身體不好。《魯迅日記》中提到，11月7日由于肋間神經痛服藥，10日夜里發燒三十八度六，14日收到兩人來信時還發燒三十八度三。因此魯迅回信晚了些，兩人又不得不在不安中度過了幾天。也因此，收到魯迅發著三十七度七的低燒寫給他們的回信時，他們喜出望外。蕭軍在那封信的注上這樣寫道：“蕭紅一面拍著她的小瘦手，一面竟流出了眼淚來！……我的眼睛也感到一陣濕潤，鼻子有點發酸……”

我可以預備著的，不成問題。

生長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難慣，不但房子像鴿子籠，而且籠子的租價也真貴，真是連吸空氣也要錢。古人說，水和空氣，大家都有份，這話是不對的。

魯迅在信中試圖緩解兩人心里的負擔。

得知兩人已經一籌莫展，魯迅約他們見面。兩人“如小孩子盼新年一般”用指頭數著日子想象著那天的到來，甚至還為此爭執起來。11月30日，終于可以見面了。魯迅寫信告知他們見面的時間，考慮到兩人對上海還不熟悉，魯迅詳細說明了到達內山書店的路線，“坐第一路電車可到。就是坐到終點（靶子場）下車，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那天是“上海常有的一個沒有太陽的陰暗的天氣”。

他們到達內山書店時，魯迅已經先到了。他時而看信，時而與日本人模樣的人用日語交談著。蕭軍對那時的情形是這樣回憶的：

魯迅先生走到我跟前，問著說：

“您是劉先生嗎？”

“是。”我先點了點頭，而后低聲地答應了一個“是”字。

“我們就走吧——”他說了一聲，又走進內室去，把桌子上的信件、書物……很快地就包進了一幅紫色的、白色花、日本式的包袱皮里，挾在了腋下，就走出來了，并未和誰打招呼……

蕭軍說，之所以魯迅這時一眼將他倆認出，一方面因為已經見過他們的照片，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的裝束與上海人不同。或許他們還是如梅林所描述的在青島時那樣，蕭軍像人力車夫一般，蕭紅也是一副粗野打扮。

魯迅走在前面，兩人與他保持著一定距離默默地跟在其后。魯迅走得很快。他沒有戴帽子，也沒有圍圍巾，穿著一件黑色的瘦瘦的短長袍，下面是窄褲管藏青色的西服褲子，腳上穿著一雙黑色膠底鞋。

三人走了一會兒，來到一間“安靜、昏暗，有些蕭條”的小咖啡店。主人是一個“禿頭的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外國人”“基本上不懂中文”。因為是“午、晚不接的空閑時間”，這所不大的廳堂里幾乎沒有幾個客人。客人中也沒有一個是中國人”。魯迅在門附近的一個不顯眼的位置坐了下來。他開口說話前，蕭紅先問許廣平來不來。魯迅說“他們就來的”，他的話是“浙江式的普通話，我們似乎聽懂了，但又并不十分明白，蕭紅張起她的兩只受了驚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向了魯迅先生”。這時，海嬰來了，隨后許廣平也來了。許廣平親切地握著兩個人的手，“這時候我注意到了蕭紅，她一面微笑著，一面握著手，兩堆淚水竟浮上了她的眼睛”。

蕭軍先大概談了下他們由哈爾濱出走的情形，在青島的情況，以及他們之所以匆忙來到上海的原因，隨后又講到東北偽滿洲國成立之后的狀況和“反滿抗日”斗爭的情形。魯迅介紹了上海對左翼團體和作家的鎮壓及左翼內部的分裂等事情。關于那時的情形，許廣平這樣回憶道：

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喜悅，時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么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

（《憶蕭紅》1945年11月28日）

他們的樸素一定打動了在上海要面臨許多敵人和斗爭的魯迅夫婦。許廣平還這樣寫道：

為了使旅人減低些哀愁，自然魯迅先生應該盡最大的力量使有為的人不致頹唐無助。所以除了撥出許多時間來和蕭紅先生等通訊之外，更多方設法給他們介紹出版。

（《追憶蕭紅》1946年7月1日）

魯迅病后憔悴的樣子讓兩人十分吃驚。蕭軍形容魯迅像一個“落拓的吸鴉片的人”。還自責自己這些健康的人好像要吸掉與疾病做斗爭的魯迅的血一樣，蕭紅也為他們原稿上的字太小而內疚。實際上這些字也的確很讓魯迅頭疼。兩人將與魯迅初次見面時的驚訝直接寫在信里寄給魯迅。對此，魯迅為了讓他們放心，回答說是由于年齡的原因，也是沒有辦法的，實際上自己還頑強得很。《魯迅日記》中寫著與蕭軍他們見面的那個晚上他還發著三十七度一的低燒。11月10日開始出現在日記上的體溫記錄直到12月3日才消失。此外還提到，由于病后消瘦，假牙不合適，又請人矯正了。魯迅在見了蕭軍他們之后，鼓勵兩人道：

你們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靜不下。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系，就是還沒有在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

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后，即永不會寫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

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

此外，兩人這次不但向魯迅借了二十元錢，由于沒有零錢，回去的交通費也是找魯迅借的。借款讓兩人悶悶不樂，對此魯迅謹慎地措辭，盡可能減輕兩人心中的重負，讓他們不要在乎這些小事情。向魯迅借錢的并非只有他們。之后被魯迅委任“指導”兩人，一起興辦奴隸社的葉紫也向魯迅借過錢。據說蕭軍后來用朋友寄來的錢還了這次的借款。

第二次與魯迅見面，是在魯迅訂的梁園豫菜館的“宴會”席上。魯迅想借此鼓勵他們，向他們介紹些可以信賴的朋友。時間是在12月19日周三下午6點，除了他倆外，還有茅盾、聶紺弩夫婦、胡風夫婦和葉紫，許廣平和海嬰也來了。名義上宴會是為慶賀胡風夫婦生子舉行的，然而由于聯絡上出了差錯，胡風夫婦沒有到場。

收到署名為魯迅和許廣平的邀請函，兩人很是興奮。蕭軍打開上海的地圖，蕭紅開始為蕭軍的衣服擔心起來。蕭紅說要給蕭軍新做一件衣服，于是披上外套就跑出去了。過了兩個小時，她手里拿著一塊黑白格紋的布料回來了。雖然赴宴的日期就在明天，蕭紅一副自信的樣子，說一定要讓這件新“禮服”趕上給蕭軍穿。昏暗的房間里，蕭紅借著二十五瓦的燈光開始做衣服。她想做一件像蕭軍在哈爾濱的夏天穿過的那種哥薩克式立領襯衫。蕭紅不吃不喝地縫著，果然如她宣告的那樣，在宴會開始前做好了“禮服”。她立即讓蕭軍穿上，前后左右仔仔細細看了一番。

忽然我們的四條視線相遇了。她竟像一只麻雀似的跳躍著撲向我的身前來，我們緊緊地全企圖要把對方消滅了似的相互地擁抱得幾乎是要溶解成為一體了！

（《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了魯迅先生的宴會》1979年3月3日，后文簡稱《魯迅先生的宴會》）

第二年春，兩人為紀念這次宴會和新“禮服”，到法租界的照相館照了一張紀念照。

我當然是穿了那件黑白方格的新“禮服”，蕭紅卻穿了一件深藍色的“畫服”。不知為什么，臨拍照以前，她竟從照相館的小道具箱里揀出了一只煙斗叼在了嘴巴上，裝作吸煙的樣子，其實平時她是并不吸煙的。

（蕭軍《人與人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6月）

宴會上，魯迅坐在進門的左側，按照順時針方向依次是茅盾、聶紺弩、周穎（聶紺弩夫人）、葉紫，接著空了兩個位置，之后是蕭軍、蕭紅、海嬰，進門右側坐著許廣平。許廣平擔心兩人對上海形勢還不熟悉，讓他們警惕被人跟蹤。參加宴會的人彼此幾乎都認識，只有他們兩個是“外來的‘闖入者’”。大家的談話中好像用了很多隱語，有許多聽不懂的地方。蕭軍只是默默地吃喝，但是當他開始講述東北的情況時，大家都興致勃勃地聽了起來。席上，蕭軍看到聶紺弩一直為夫人夾菜，夫人對此絲毫也不覺得難為情，他感到很震驚。于是他也學著往蕭紅的盤子里夾菜，但是蕭紅不好意思地拒絕了。直到宴會結束，蕭軍也沒有弄清楚這些人的全名。許廣平在宴會上向蕭紅介紹了他們的名字，蕭紅在宴會結束后告訴了蕭軍。

蕭紅與許廣平迅速親近起來。許廣平對蕭紅的第一印象這樣說道：

中等身材，白皙，相當健康的體格，具有滿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腦；愛笑，無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認，她說我太率直，她沒有我的坦白。也許是的吧。（中略）不相稱的過早的白發襯著年輕的面龐，不用說就想到其中一定還有許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憶蕭紅》）

魯迅的獨生子海嬰講著一口地道的上海話，蕭軍一句都聽不懂。可蕭紅與他立即親近起來。他們在宴會上向海嬰送了棗木做成的“棒槌”。關于這個“棒槌”的由來，蕭軍說是1934年他們在大連時朋友給的，許廣平說蕭紅在給海嬰時說這是她從小“帶來在身邊的玩意”。在這次宴會上，魯迅特別將葉紫介紹給兩人，讓他做兩人的“向導和監護人”。這時蕭軍看到葉紫“穿淡紫色西裝”，“直直地顯得有些拘謹而端正地坐在那里”。有一天，蕭軍和葉紫因《八月的鄉村》的封面一事找到木刻家黃新波。分別時，蕭軍告訴新波和在座的青年們他的住址，邀請他們到他家來玩。這讓葉紫很是驚慌。這次，蕭軍學到了在上海不應該公布自己的住處。于是他回家后立即搬到福顯坊二二號。這是1934年末到1935年初的事情。

節選自《蕭紅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