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老人房產贈水果攤主案”一審宣判：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判決支持了水果攤主小游（化名）的訴訟請求，老人的房產及銀行存款余額歸小游所有。

案件的宣判備受社會關注的同時，也讓“意定監護”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成為熱議話題。

其實，早在2020年12月，《民法典》明確“意定監護”之初，上海法治報就曾推出相關系列報道。（1、20歲少女只身在上海，面臨手術找誰簽字？這條法律能否幫她…… 2、尋求破局之路！上海擬探索梳理意定監護權責“清單” 3、余生托付之路“堵”在何處？滬上法律專家指出四大“堵點”……）

如今，3年過去，“意定監護”制度落地現狀如何？發生了哪些變化？難點堵點問題是否已經得以解決？近日，記者再次展開調查采訪發現，“意定監護”知曉度及需求增加的同時，仍存適法不統一、信息不互通、缺乏監管細則等現實困境……

意定監護需求增加，但“余生托付”之人難覓

“這起案件的判決，讓更多法律人對意定監護制度有了信心。”在該案原告水果攤主小游的代理律師、觀韜中茂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高明月看來，這也是一次最好的普法。

從“水果攤主會不會是騙子”到“這是他應得的”…….高明月說，從網友們的評論中，也可以看出大家對意定監護的了解和接受度越來越高。“幾天時間里，我已經接到30幾個咨詢電話，都是來問意定監護的。”

公證人員有著相同的感受。“3年來，意定監護協議公證量年均大約在幾百例，其中老年人占比約70%，咨詢量更是翻幾倍。”上海一位資深公證員告訴記者，目前業務量出現了明顯增長，“尤其是在水果攤主事件之后，咨詢量大增，越來越多人開始了解意定監護。”“就上海而言，承接意定監護公證業務的公證機構也在增多。”

除了老年人，丁克家庭、同居或再婚人群、獨自在滬打拼的年輕人也有意定監護需求。“比如，有些年輕人擔心自己一個人在上海生活，萬一生病了需要做手術，誰能給我簽字？他們會委托給自己關系親密的朋友。”該公證員告訴記者。

然而，“盡管很多人知道意定監護，也有這方面的需求，但是往往面臨的現實問題是：找不到合適的意定監護人。”高明月坦言。

《民法典》規定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可以擔任監護人。

“但實際上能夠真正擔此重任的監護人寥寥無幾。”上述資深公證員亦告訴記者，作為監護人，往往要承擔事關老年生活的諸多責任事項，包括人身照料、財產管理、大病就醫協助、身后喪葬、遺囑執行等等，這些事務對缺乏相關經驗的個人來說難度較大。

意定監護人（以及監護監督人）的職責是什么？意定監護協議如何擬？高明月告訴記者，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意定監護申請人、公證處和社會組織等多方共同根據實際情況擬定協議，缺乏明晰的權責和可參考的標準。

“這也就意味著后期’風險’不可預估，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意定監護意愿。”

“建議是否可以由公證行業協會牽頭，率先對外發布定期修訂的意定監護協議社會示范版，予以推廣。”多名專業人士建議。

適法不統一、信息不互通困境仍未解決

與“前端”需求度感受不同，身為裁判者，嘉定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法官助理、吉林大學法學院家事司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羅宇馳坦言，從上海來看，目前進入司法程序的涉意定監護權案件并不多。

羅宇馳告訴記者，對于未經法院認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成年人，如何判斷其某個具體時間點實施的法律行為效力，在司法實踐中并未統一，這也是涉意定監護案件審判中的難點問題。“目前，大致主要有兩種審判思路。”

一種認為，民事行為能力狀態沒有經過法院的司法裁判確認，就不能認定在實施簽訂合同等行為時欠缺行為能力，且行為能力認定不具有溯及力。

但羅宇馳更偏向支持個案審查，認為可以在未經過司法認定的情況下對當事人簽署意定監護合同時的意思能力進行個案判斷，主張行為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當事人應當負擔證明責任。

結合水果攤主一案，寶山區法院認為，雖然2021年月老馬被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但無證據證明他在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期間即已經處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者無民事行為能力，該協議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依法具有法律約束力。

“社會上目前對于民事行為能力認定存在很大誤解，認為從疾病開始，其簽訂的包括意定監護協議等在內的書面協議都是無效的。”“在這起案件中，從裁判文書來看，寶山法院堅持了正當裁判。”

“但這樣的裁判理念并沒有達成共識，對于意定監護制度真正了解的法官并不多。”上海一名資深公證員坦言。比如，某起個案中，基層法院就曾作出意定監護協議無效判決。

對此，羅宇馳建議，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或者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參考案例的方式，明確裁判標準，促進適法統一。

此外，司法、民政及公證部門信息不互通問題依然存在。“信息不互通帶來最直接弊端就是，無法查明是否簽訂意定監護協議，引發多案，增加當事人訴累。”

高明月律師分享的一起案例中，正是因為信息不互通，法院未能查明涉案被監護人已訂立意定監護協議，而衍生出了另一案。

“我建議，可以參考國外一些做法，構建監護信息互聯機制，制定意定監護登記查詢辦法，以便人民法院、公證機構、民政部門三者的監護設定信息互聯互查。”該資深公證員建議。

折射監護監督困境，建議程序立法予以完善

3年前，當水果攤主小游被老馬選中作為監護人和遺產受贈人時，他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本來已經持續多年、習以為常的照顧卻要一一記錄下來，每天寫“照顧日記”發到互聯網平臺上，自證“我真的在照料”。

這背后折射的，其實是意定監護制度落地中的現實困境。

被指定的監護人能否盡心盡力、依法履職，由誰來履行監督職能，是實踐中的操作難點。

“意定監護制度落地最大的現實困境不在于實體法，而在于程序法。”在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郝振江看來，民法典中，關于意定監護的規定只是對民事權利的確認。“這一規范能否在實踐中合乎目的地實現，尚有賴于民事程序法等法律的完善。”

比如，意定監護協議簽署后，老人（被監護人）一旦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監護人不履行職責或履行職責不恰當，導致被監護人權益受到侵害怎么辦？誰來監督？是否可以辭退？誰來介入？如何避免監護制度財產化、利益化？

郝振江認為，意定監護的過程，必須通過程序化、節點化、技術化來最終實現對監護人利益的保護。“這也不僅僅是司法問題，而是國家公權力如何介入的問題。”其中，民政、司法等各部門如何各司其職、發揮不同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思考。

“單單一個’意定監護權優于法定監護權’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甚至可能導致后續糾紛頻發。”因此，郝振江建議，要通過出臺家事程序法或相關司法解釋，從立法上對意定監護制度予以完善。

“而在此之前，我認為意定監護制度的大規模推廣適用，需慎重。”郝振江說。

【鏈接】

我國《民法典》第33條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原題為《“上海老人贈房產給水果攤主”案宣判背后，“意定監護”制度落地3年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