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魯迅是近現代兩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尼采提倡“超人哲學”，被認為是近代反道德、反傳統、虛無主義之先驅，其思想被追溯為納粹種族主義的根源之一。深受尼采影響的魯迅提出“立人”思想，主張個人獨立自主、釋放個性，因其“國民性批判”得名，也被冠為虛無主義者之稱，被認為是尖酸、刻薄與陰暗的“刀筆吏”。毫無疑問，尼采和魯迅是兩個火氣沖沖之人，尼采與上帝為敵，魯迅與所有人為敵，他們筆鋒尖銳、毫不留情，但若以此就假定他們是虛無主義者，認為其對人類社會缺乏最基本的同情、關懷與理解，那就是對他們的最大誤解。

從作品類型來看，尼采和魯迅都屬文學家，思想多以隱喻方式表達。由于隱喻本身有著不可避免的模棱兩可性，所以被誤解也是兩位人物不得不接受的命運。不過，我們依舊可以嘗試去理解他們，只要能找到清晰化他們思想的方式。如常言道，文學的底色是人學，人學的核心是倫理，其涉及價值判斷以及對“我們該如何行動”這一主題的追問，所以要弄清兩位作家的思想，我們不妨從倫理學路徑切入。

倫理學視域下的尼采與魯迅

“我們應該如何行動”是一個規范倫理學的主題。所謂規范，就是行為標準，所以隱藏在“我們應該如何行動”這一問題之后的問題是：行為有標準嗎？如果有，這標準是什么？多數哲學家認為有標準，只不過標準不一，我們可以將哲學家們提出的各種標準匯總分類，然后把它們格式化為三張價值量表，分別是損益表、對錯表以及高低表。教育家們喜歡拿著這些價值量表起草教學大綱、開班授課、培養學生，文學家則喜歡拿著這些價值量表觀察社會、診斷社會，給社會喂藥。

損益表持有者在乎利益與產出，相信好行為就是能帶來好結果的行為，主張人們選擇做那些能帶來好結果的事，所以他們總強調“做事要努力認真、做事要有全盤計劃”。多年來，損益表持有者培養出了一撥撥刻苦學習、立志進名校的學習尖子。對錯表持有者發來反面意見，覺得好行為未必帶來好結果，有些行為之所以值得主張并非因其結果好，而是因為在人們眼里，這些行為受善良意志/良好動機推動，實踐它們符合道德律，即便結果不好，它本身也是對的。在對錯表持有者眼里，相比于考上北大清華，成為某種“行事正派”的人似乎更重要，所以他們往往強調“好好守規矩”，把學生教得有原則、有底線，做起事來一板一眼，煞是可愛。

損益表和對錯表基于不同價值序列制定，但底色一致，都在指導人們做“理性選擇”。在各自的持有者眼里，兩張表都宣稱理性法則普世有效，只不過前者堅持工具理性，后者支持價值理性。高低表持有者心有不甘，反問道：難道好學生非得這么局限？不是考北大清華，就得客客氣氣、一板一眼嗎？

在高低表持有者眼里，損益表和對錯表都是跟著當下生活圈現狀規定出來的生存策略，他們所基于的價值序列都屬外指型，即以外在標準為指向。今天的主流是去金融圈和IT業，損益表策略就是幫著進高盛和BAT，若今天的主流變成了進政府部門，損益表策略就是幫著通過公務員考試。對錯表提供的生存策略不一樣，但也脫離不了外在的社會風氣的塑造。對錯表訴諸善良意志，雖然意志是內生的，但對于善良的認定卻涉及到對于外在的認知，即認知的形成受到各種外在條件的約束，這些約束條件也就是所謂的規范，由于規范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所以，被約束性條件規訓出來的善良意志也并不穩定可靠。

對于高低表持有者而言，人們必須尋找“永恒”，因為永恒的才是穩定可靠的，換句話說，可靠之物并非基于當下條件形成的生存策略，而是超越時間性的決斷，它屬于內指型而非外指型的價值序列。損益和對錯是弱者關心的事，因為只有弱者才每天小心翼翼、患得患失、生怕越雷池半步，超越時間性的決斷卻是強者才關心的，因為強者時刻關照自我的成長以及德性的養成，即“我到底走得夠不夠高”。高低表持有者覺得好行為就是“不斷往上走”、“不斷自我提升”的行為，它們幫助行為者獲得勇氣與真誠，進而突破自我和創造自我。

勇氣與真誠并非與生俱來的天性，也不是一種可以選擇的后果，而是行為者不斷挑戰外部邊界時所養成的品格，是內指型的價值導向。可問題是，為什么會有人敢一路向上呢？往上走不是很容易氣喘吁吁嗎？高低表持有者回答，仰望星空，靠直覺——或者說，靠偏見，利用偏見帶來的力量引領自己往山巔走去。高低表持有者心里想的是：培育精英。

尼采和魯迅都是高低表持有者。尼采高呼“一切價值重估”，意思是想用高低表換掉損益表和對錯表，用內指型價值序列代替外指型價值序列。尼采看來，損益表和對錯表是基督教傳統遺留下來的“思想糟粕”，他們以理性的名義為人的生活框定行為界限，但是，這種界限抑制了“人格”的成長。為了撕掉損益表和對錯表，尼采從西方文明的根挖起：反傳統。深受尼采影響的魯迅也跟著“反傳統”，只不過魯迅反的不是基督教傳統而是禮教傳統，因為在他看來，“禮教吃人”。雖然尼采和魯迅總是火氣沖沖，但他們并不隨意釋放怒火，只與那個時代的精英為敵。在他們眼里，這些精英都是“偽精英”而非“真精英”，他們之所以反傳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傳統留下了一批“偽精英”并阻礙了“真精英”的誕生。

在尼采和魯迅的眼里，什么才是真精英？在他們眼里，真精英應該如何才能出現呢？這些問題的答案涉及他們的政治本體論。

尼采和魯迅的政治本體論

所謂的政治本體論就是關于“政治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回答。根據現代最寬泛的定義，政治就是國家事務，它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現象，伴隨著國家的出現而出現。要理解政治，必須先理解國家。從靜態的視角看，國家是一種壟斷暴力的社會組織；從演化的視角看，最早的國家形式是城邦，從部落發展而來。當人類社會從部落形式向城邦形式過渡時，民間游離的暴力（violation）逐漸減弱，至上而下的支配力（domination）日漸變強，最終形成了能壟斷暴力的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所以關于政治，比“國家事務”更確切的定義是“權力事務”。

權力由多股力量共同組成，它會根據具體事務的類型而細分，比如負責公共管理事務的權力是行政權，負責各種審判事務的權力是司法權，各種權力統一起來以維系一個國家的運作。不同類型的權力根據不同機制發揮作用。損益表持有者堅持權力的主要任務是分配，對錯表持有者認為權力的主要任務是規范個體的行為尺度。就“國家是壟斷暴力的社會組織”這一定義而言，損益表持有者認為，權力可以通過理性的分配功能使得個體盡量被滿足以至于“不想利用”暴力；對錯表持有者認為，權力可以通過理性的規范使得個體因害怕后果而“不敢利用”暴力。雖然機制不一樣，但兩者之間存有共識，即權力是為了維護共同體安全與穩定、降低不確定性而存在的。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權力觀稱為統治型權力本體論，相應的，將以“安全、穩定”視為政治第一要務的觀念理解為統治型政治本體論，或稱其為防御型政治本體論。

但高低表持有者并不認同這樣的權力本體論和政治本體論。在高低表持有者看來，權力是一種生生不息、能將人團結起來的力量，它的目的是實現成就而非確保安全，成就在這里并不僅僅意味著“更高、更快、更強”，還象征著探索新事物與創造新事物，至于政治，則是人類用以不斷累積、不斷登高的踏板。這是一種領導型政治本體論，我將其稱為“進取型政治本體論”。統治型政治與領導型政治的區別在于，前者構建的社會關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后者構建的是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系。

與權力本體論/政治本體論對應的是人格本體論，因此，我們也可以通過理解人格本體論來反觀政治本體論。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的“論三種變形”（On the Three Metamorphoses）中以隱喻的方式區分了三種人格，分別是駱駝型人格、獅子型人格以及孩子型人格：駱駝將所有負重加在自己身上，勤勤懇懇地在沙漠中行走，并不自由，它心里想的都是“不得不”；獅子和駱駝不一樣，它試圖去克服沙漠帶來的阻礙，從而獲得自由，它心里想的是“我要”，但獅子并不創造新的東西，它只是想著去爭取那些眼前看得到的東西；孩子則是“一個新的開端、一場游戲、一場自轉的輪子、一個最初的運動、一個神圣的肯定”，他沒有駱駝的包袱，也沒有獅子的欲望，但他有好奇心，即去創造的意志。

在尼采看來，駱駝的“不得不”與獅子的“我要”其實是一回事，它們都是舊價值所確立的行動策略，即統治型政治下的產物，只不過駱駝嘴里叼著對錯表，獅子手里捏著損益表。但孩子不一樣，他的好奇心來源于其創造意志。魯迅在《且介亭·看圖識字》中談到孩子時曾說，“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太空，他想潛入蟻穴……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成一個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尼采和魯迅之所以“敬服”孩子，是因為孩子沒有觀念上的束縛，他有望確立新價值——這是一種只有在領導型政治下才會存在的行動策略。在文集《吶喊·故鄉》一文的結尾處，魯迅寫過一句著名的話：“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用路做比喻，如果統治型政治下的行動策略是“以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為綱，在諸多道路中尋找最優解”的話，那么領導型政治下的行動策略就是“拋棄一切限制性條件，不懼風險，敢于走新路”。在尼采口中，敢于走新路的人也被叫作“超人”。請注意，這里的關鍵詞不是“新路”，而是“敢于”。

那么，這些超人來自哪里？他們是雅各賓派，還是打倒孔家店的進步主義者？

超人來自哪里？

按照流行的意識形態光譜區分法，魯迅通常會被劃分到中國左派，尼采則會被歸類在歐洲右派，因為魯迅反對傳統禮教以及胡適老派的“改良主義”態度，尼采反對法國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倡導人人平等的民主化進程，但若仔細考察他們的反對，就會發現他們并不是呆板的意識形態主義者，而是非左非右的懷疑派。

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大約有五十人加入聯盟。魯迅接受邀請，作為代表在當日發了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魯迅既沒有慶祝聯盟的建立，也沒有為聯盟大唱贊歌，而是說“‘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魯迅一開口就潑涼水，因為在他看來，許多左翼人士其實是些高談革命、單關在玻璃窗內作文章、不接觸現實、不落地的口號社會主義者，他們對于革命以及文藝抱著不切實際的希望，之所以談社會主義、革命和文藝，是因為它們流行和時髦，而非理解這話語背后的波濤洶涌，他們聲稱為無產階級、工農大眾言說，但在行動上，無處不表現得與無產階級和工農大眾的脫離。用魯迅自己創造的人物形象來對照，就是“阿Q”。

阿Q是社會底層人士，窮得只剩一條內褲，連名字都沒有，但即便這樣，也無意愿正視自己，依舊活在幻想之中，一有機會出頭，就立馬陷入自我滿足，一有風吹草動，就逃得比誰都快，一有便宜可占，抓得比誰都牢。魯迅給阿Q定的身份是農民，所以不少人覺得魯迅是在諷刺挖苦社會底層，但如果比較一下魯迅筆下其他底層人物的形象，比如閏土、祥林嫂，我們或許體會到更多的是魯迅對于底層的同情。借浙江大學文學教授徐岱的說法，阿Q是“一個油腔滑調、不務正業的社會游子”，相比于窮苦的底層百姓，那些“表左內右、外新里舊”的中國文人們倒更符合這一形象。

在尼采那里，這些表左內右、外新里舊的人就化身成了法國大革命者。眾所周知，尼采反民主與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是庸眾的勝利，自由主義則是對高貴精神的背棄。一般認為，民主的反面是專制，所以反民主的尼采也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舊專制的衛道士，但是，這種說法因缺乏具體語境的考量造成了二元對立的誤解。

民主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被正名是二戰之后才有的事，十九世紀結束前，民主的名聲都還不怎么好，即便當時的美國人也只聲稱自己國家推行的是共和政體而非民主政體。當時絕大多數歐洲人——包括尼采——眼里的民主，更具體的說，是法式民主。法式民主的基本做法就是，以暴力形式推倒專政政權，然后以人民的名義集權。在尼采看來，這種民主只是顛了倒的專制，無非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身份切換，但從精神取向、價值認知以及統治資源的應用來看，仍舊秉持著過去的一切。在尼采看來，庸眾不會因為成了統治者就不再是庸眾，奴隸不會因為登上了寶座就變成了主人，被傳統專制孕育出來的民主并不見得能超越專制，多數情況下，只能淪為集體專制。

如果因為尼采和魯迅反傳統，就以為尼采和魯迅會將一切希望寄托在“能推倒一切重來的革命黨人”身上的話，那就錯了。那些暴力推翻傳統的人，在他們看來，都只是些帶了新面具的舊人，他們希望的是能出現構建新傳統的人。就這個意義上而言，魯迅和尼采并不是“打倒孔家店”意義上反傳統者，而是主張超越傳統（beyond tradition）的新傳統締造者。如果將傳統比作左，將反傳統比作右，那么超越傳統就是超越左與右；如果將損益表比作保守敘事，對錯表比作革命敘事，那么高低表就是超越保守與革命之間的獨立敘事。至于所謂的超人，就是那些有勇氣超越左與右的人。

總結：成為超人

如果以工業革命為標志，人類已經走過了兩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相比于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成就顯而易見。更多元的物質財富、更好的醫療服務、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更長的壽命，無一不在證明人類已經過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與此同時，這些成就也蒙蔽了我們的雙眼，助長了人們不切實際的期望，讓我們誤以為人類可以永遠安享下去。人們將大量時間花在尋求穩定、安全的生活方式上，似乎已經變得不再能接受人本身的脆弱性和命運的無常安排。然而，美國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卻提醒我們：

“成為一個好的人意味著對于世界保持開放性，這種開放性是一種對不確定性事物表達信任的能力，雖然那些不確定性事物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會將你擊得粉身碎骨。但重要的一點是，正是因為生活中存在對于不確定性事物的信任和將自己曝露于世的意愿，以及人更像一棵植物（一種看起來極為脆弱卻又因為這種脆弱而顯得格外美麗的東西）而非寶石這一事實，人類的倫理生活才變得可能。”

毫無疑問，并不是所有人都會有勇氣成為超越左與右的人，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只需要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度過一生就好，但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些勇敢的人不安分守己，他們會因不愿拘泥于平庸和碌碌無為而站出來，試圖引領一些，創造一些，改變一些。他們或許有弱點，但不吝直面自己的弱點，并會想盡辦法克服。這樣的人就是尼采口中的超人、魯迅眼里的新人。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人類社會才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