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懷先生和李佩先生的離去，不是帶走了一個時代，而是為我們詮釋了在一個時代中，個人應該有怎樣的責任與擔當

重游中科院力學研究所，主樓東側的草坪中，佇立著郭永懷先生的半身塑像，他與妻子李佩二人的骨灰就合葬于這里。墓碑上鐫刻的銘文清晰可見：“一對伉儷，兩種傳奇。懷瑾佩瑜，師表后繼。” 在層疊著的蒼松翠柏掩映下，仍有一束飽滿的陽光灑向雕塑的面龐。這一刻，他們的功勛傳奇悄然涌上我的心頭。有些人，雖然已經遠去，卻不曾被忘記，他們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山河之壯美。

心懷祖國——

他義無反顧建設美好山河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會堂內燈火輝煌，23位為我國“兩彈一星”國防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當中，有一位橫跨核彈、導彈、人造衛星三個領域，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功勛獎章的科學家，他就是我國著名力學家——郭永懷。 時間撥轉回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我們亟待發展屬于自己的戰略力量。此時身在異國他鄉的大批科研工作者，懷著對這片故土的熱愛，紛紛響應號召回國參與建設。 郭永懷決心回國的消息，如劃破夜空的彗星一般耀眼。 1956年11月，已被聘為康奈爾大學終身教授的郭永懷，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物質條件，回到了闊別16年的祖國。為了減少回國障礙，他將凝聚了自己十幾年心血沒有公開發表的全部書稿付之一炬。他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有責任回到自己的祖國，建設美好山河。” 郭永懷回國后受到熱烈歡迎。在與周恩來總理會面時，總理對他說：“有什么要求和想法盡管提。”郭永懷卻回答：“我和錢學森同志相比，已經回來晚了。我只想盡快投入工作。” 歷史洪流滾滾向前，步入新中國建設的“黃金時代”。大師哥錢學森任中科院力學研究所所長，師弟郭永懷和錢偉長擔任副所長，我國力學研究事業得以迅速成長。 上世紀50年代末，一批中國科學家突然“神秘消失”。時隔多年，人們才知道他們是隱姓埋名投身于我國核武器研制。郭永懷就是其中一位。 1960年，郭永懷被任命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負責我國核武器研制。“兩彈”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氣溫零下40攝氏度，生存環境極其惡劣。50多歲的郭永懷經常和其他科研人員一起，喝堿水、住帳篷、睡鐵床。 在此期間，郭永懷同時參與領導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制。由于長期從事絕密工作，和家人聚少離多，郭永懷年幼的女兒過生日時向他要禮物，他只好滿懷歉意地指著天上的星星說，以后天上會多一顆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禮物。 1968年12月5日6點左右，北京城曙色未白，寒氣逼人。首都機場附近的村民聽到一聲刺耳的轟響，隨后就是一個巨大的火球和濃濃黑煙直沖云霄，把白霧照得血紅。后來人們才隱約知道，一架小型飛機在即將著陸時突然失事，一頭扎進了機場附近的玉米地里。 現場慘不忍睹，飛機殘骸散落得到處都是，卻有兩具燒焦的尸體保持著緊緊擁抱在一起的姿勢。人們費了很大力氣將他們分開后才發現，是郭永懷與警衛員小牟用身體牢牢夾住了一個皮質公文包。打開后，一份熱核導彈試驗數據文件竟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 正是依據這份付諸生命保護的重要資料，在郭永懷犧牲22天后，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爆成功，氫彈武器化得以實現。1970年4月，由他參與設計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也順利發射升空。

堅韌執著——

她是照亮莘莘學子的明燈

郭永懷的死訊，第一時間就傳到李佩的耳朵里，可她卻沒掉一滴眼淚。那時，李佩的外甥女陪在她身邊。她向記者回憶道：“姨媽一言未發，就站在陽臺，久久望向遠方……” 60載歲月，郭老的人生好似傳奇。而與他陰陽相隔的49年里，李佩的人生則如同一汪寧靜而深邃的湖水。 她跟著郭永懷一同回到祖國，先是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辦公室任副主任。即使干的都是些零碎的后勤建設工作，她也甘之如飴。改革開放初期，中科院對英語教學有特殊需要，李佩便擔起了出國留學生和進修人員的英語教學任務。她在1961年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英文，同時開創了“應用語言學”。 她被學生公認為博學、愛心、美麗與優雅的象征，深受幾代科學家尊重。研究生院1978級學生朱學淵曾在文章中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訓，學兼中西，是科學院里很難得的一個美國通。她日日奔波于中關村和林學院（當時研究生上課地點）之間。應接國外知名學者，安撫外籍英文教師，有尊嚴而無傲氣；對同學們亦從無疾言厲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著一顆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抱著“讓老年人獨立自主地選擇和安排晚年生活”的宗旨，發起成立了“中關村老年互助服務中心”，為社區老人提供義診、上門配鏡等服務。后來，李佩被90多歲的數學家孫克定自學電腦的學習熱情所感動，決定把專家請到社區來，辦一個社區版“百家講壇”。要讓中關村地區的離退休老人也跟上現代科學發展的步伐，了解國內國際形勢變化。 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親自出面邀請專家學者來演講。從文學到科學，唐詩賞析、地震減災、宇宙探索、地理氣候、中美關系等話題無所不包。1998年至2011年，每周一次，共辦了600多場，每場200多人的大會廳都會坐得滿滿當當。 等到94歲那年，李佩實在“忙不動”了，才關閉大型論壇，轉戰力學所一間辦公室，和一群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老學生”，每周三開小型研討會。 記得有一次，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位白發蒼蒼的老者并排而坐。北大資深教授陳耀松先生首先說出“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著，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哲敏先生說“要有自由”。隨后，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道，“要能爭論”。周三例會的精彩之處，可見一斑。 得到一本好書、一盤錄像帶，李佩總是送給她認為更需要的人先睹為快。“看看對教學是否有用”，幾乎成了她的口頭禪。接連遭遇丈夫和女兒英年早逝的打擊后，她極堅強，從不在外人面前表露痛苦與悲傷。2003年，中國科技大學45周年校慶時，李佩將追授給郭永懷先生的純金質“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捐贈校史館永久珍藏。2007年，一貫生活儉樸的她又將個人全部積蓄分別贈與中科院力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大郭永懷獎學金，好似拋下一切世俗的負累，她便能無憂地笑看人生…… 她有著恬淡的笑容，羸弱的身體里滿是堅定而溫暖的能量。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一對伉儷——

他們甘為青年人鋪路搭橋

都說人生百年，視為一頁新篇章，只可惜，李佩先生的風骨永遠定格在她99歲的年華。時光匆匆，白駒過隙，2017年的日歷才剛剛翻過12頁，等來的卻是李佩逝世的消息。 “最后一個大家走了”……幾乎每一位受到肯定的大家離開，都能聽到類似的感慨。 郭永懷及李佩生前居住的中關村科源社區13號樓，還有相鄰的14號樓、15號樓，過去被稱為“特樓”。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學部委員中的32位、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的8位。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趙九章、顧準、王淦昌、楊嘉墀、貝時璋等人都曾在這里落腳。可如今，一片坡頂三層小樓漸漸和普通住宅區別無二致，甚至前來看房的年輕人都抱怨房子太老舊了。 那么，郭永懷與李佩先生的逝去，真的帶走了一個時代嗎？ 不，他們從未帶走時代。郭永懷曾在《我為什么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一文中憶起自己當年回到北京時的景象：“城內每一角落都在變化，一個突出的改變則是橫貫天安門的東西長安街。在過去，天安門也是北京最寬曠的地方，但是絕不能和擴建后的新天安門廣場相比。御河前邊狹小街道展寬了，舊日的一垣短墻拆除了，從天安門南望是一片空曠，聳立在眼前的有英雄紀念碑和前門，真有雄偉壯麗之感。” 離開祖國，外出求學的16年，北京城內的每一個角落都煥然一新；回到祖國，投身新中國建設的數十年，家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時代的齒輪也只才悄悄轉動…… 中國科學院大學常務副書記、副校長董軍社這樣回答，郭永懷先生和李佩先生的離去，不是帶走了一個時代，而是為我們詮釋了在一個時代中，個人應該有怎樣的責任與擔當。他們在時代大潮面前，作出了自己的價值選擇——“從條件優越的美國回到當時貧窮積弱的新中國，犧牲小我，推動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壯大”。 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不論盛夏嚴冬，不論刮風下雨，一位身材瘦長、頭戴鴨舌帽、低頭沉思著、大踏步往來于力學所大樓和中關村特樓之間的學者。 人們也不會忘了，那位滿頭飛銀，仍神采奕奕、步履輕捷地往返于課堂和寓所，不遺余力提攜后生，親力親為投入工作的優雅老人。 在他們的學生、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家春的記憶里，郭永懷經常將自己比作一顆石子，甘愿為青年人成長鋪路搭橋。記得1962年，李家春去力學所報到第一次見到郭永懷時，郭永懷對他寄予厚望，“我們這一代，你們及以后的二三代，都要成為祖國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他們就是這樣的人，為我們鋪路，送我們啟程。（本文原題為《先生伉儷 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