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東方甄選主播董宇輝復播，與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一同現身直播間。兩人首先就近日的“小作文”風波做出回應，之后董宇輝講解了當晚第一個圖書產品《論語》，分享風波中提及的相關章句。幾分鐘之內，18000冊庫存立刻銷售一空。

《論語》之所以成為經典，不但在于它是儒家思想的精華，更在于它經世致用的價值。可以說，《論語》已從根本上塑造了中國人，透過《論語》傳達給我們的孔子的精神從未遠離我們。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研究生院副院長、哲學系楊立華教授看來，深入研讀《論語》不僅是更深刻地自我理解的過程，同時也是更深刻地理解自我與傳統文化根脈不可割裂的關聯的過程。“我認為《論語》應該是有文化和精神追求的中國人，伴讀終生的書。”楊教授說。

今年秋天，楊立華教授接受活字文化邀請，面向在音視頻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推出系列音頻節目《楊立華講〈論語〉》。楊立華教授坦言，自己從最初接觸《論語》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余年，但每當他重新講解《論語》，總能從中體會到道理層面上的新知。為何《論語》是中國古代經典當中內涵最豐富的？在孔子的思想里，實現幸福的條件是什么？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楊立華教授對“孔子的哲學”的講析，選自《中國哲學十五講》。

楊立華，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研究生院副院長、哲學系教授、十佳教師。北大校園執教25年課堂座無虛席，被眾多學子與追隨者尊稱為“楊子”。全網超高人氣哲學系男神教授，他的課程被數百萬“云學生”催更。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代表著作有《中國哲學十五講》《一本與生生：理一元論綱要》《宋明理學十五講》《中國儒學史（宋元卷）》《莊子哲學研究》等。

楊立華 文

本文為節選，原刊《中國哲學十五講》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年的偉大哲學家。在對此前兩千多年文明積淀的總結、提煉和升華的基礎上，孔子的哲學突破為此后的中國文明奠定了新的基礎。

講明孔子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是資料邊界的問題。因為在先秦典籍中，以“子曰”“子云”或“子言之”等形式出現的孔子的話太多了。《論語》之外，《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左傳》《易傳》和《禮記》等書當中，都有大量孔子的話。但究竟哪些是孔子本人的言論，哪些是孔子后學對其思想的發展（或者干脆是后人杜撰出來的），則很難確定。出于審慎的考慮，我們這里完全以《論語》作為理解孔子思想的文本基礎，以呈顯出信實可靠的孔子的哲學肖像。

孔子為魯司寇像，明成化乙巳（1485年）本，山東省博物館

孔子說道理，從不故弄玄虛，刻意做出高深的樣子來。《論語》一書，豐富、樸素而具體。其中的議論并不超出日常生活的范圍，但又自有人倫日用所不能窮盡的思致。有些人認為孔子不過是一個富有人生智慧的人，并沒有什么深刻的哲學思考，更不要說哲學體系了。但是，如果不是基于對世界、人生的根本問題的深刻體察，那么，孔子面對生活世界的復雜情境時那種平正而又確信的目光是從何而來的呢？

高深的道理對于普通人來說是抽象的，非但不能給人以具體的指引，反而容易破壞人賴以判斷和選擇的常識。孔子罕言之，是有其深刻的考慮的。

說和樂

《論語注疏》書影 南宋時期蜀刊本

我們首先來看看《論語》首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作為《論語》全書的第一章，這段看似平易的論說其實是有其綱領性的。其中的三個方面的主題，可以說貫通《論語》全篇：其一，為學和交友；其二，說和樂；其三，“為己”之學。

為學和交友是人提升自己的一般路徑。為學是個人的努力，而交友則強調“友以輔德”的作用。事實上，單是“學”這個字的強調本身，即有重要的意義。強調“學”，意味著人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來改變和提升自己。與《老子》基于“自然”的“絕學”和“學不學”相比，《論語》對“學”的突顯，為上下階層的流動性提供了觀念基礎。換言之，《老子》的“自然”要人們接受自己被給定的一切，而孔子則以“學”開創了社會公平的新局面。當人可以通過“學”來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念深入人心，宗法血緣制度的正當性便被削弱甚至瓦解了，這也就為廢封建（貴族制）立郡縣（官僚制）這一制度上的根本變革準備了觀念基礎。

以自我成長為目的的“學”，不是學給別人看的，所以，是“為己之學”。“為己之學”本就不求為人所知，則人不己知，何慍之有？學而時溫，且能以身習之，由此而來的日新的成長，常與無可比擬的巨大喜悅相伴隨。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根源即在于此。

對說和樂的強調，是我們這里關注的重點。說和樂是有明顯區別的：“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如果我們將這里的“說”理解為愉悅、“樂”理解為快樂，可以發現它們有如下三個方面的不同：其一，快樂是表現出來的，而愉悅則并沒有明顯的表現；其二，快樂在時間上總是短暫的，而愉悅則可以經久持續；其三，快樂總有其個別而具體的對象，而愉悅則來源于對生活世界的整體感受。總體說來，儒家更多強調的是愉悅，當然并不排斥快樂。

如果我們將“說”和“樂”統一起來，用一個今天的詞來概括，那么，最合適的概念應該就是幸福。《論語》首章提點出了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位置，同時也使得我們前面論及的人的本質傾向有了確定的內涵：追求幸福。總體說來，中國文明的根本品格是此世性的。與其他以彼岸追求為核心的文明不同，在中國文明的深層意識里，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過程。基于對此世幸福的敏覺，而生出對人的普遍的本質傾向的洞察。《論語》開篇即突出地強調“說”和“樂”根源于此，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的根源亦在于此。

通向幸福的道路

陳全勝 孔子講學圖（局部）

以幸福為目的，就要考慮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就好比要達到某個地方，必須找到通往那地方的道路。但道路從來不是一段現成地擺在那里等待穿過的距離，而是各種主客觀條件的綜合。比如要登華山頂峰，體能足夠且時間充裕的人，可以拾級而上；平時缺少鍛煉又沒有足夠時間的人，則更傾向于纜車上下。由此看來，通向某一目的的道路，其實就是達成這一目的的條件。那么，實現幸福的條件是什么呢？

有關幸福的思考，在一個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首先要反對的是將幸福等同于外在物質條件的總和。抽空了精神的空洞的物質，并不能帶給我們幸福。當然也要反對另一個極端：以為幸福只是主觀的心境，與外在的物質生活條件無關。剝離了物質的空洞的精神，同樣是抽象和虛幻的。孔子關于幸福，有這樣一段樸素的論述：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這里，孔子明確指出了構成幸福之必要條件的最低物質基礎。

在對顏子之樂的肯定中，也從側面提及了這一最低限度的物質基礎：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子顯然不能認同那種認為幸福完全取決于主觀心境的觀點。在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都闕如的情況下，侈談幸福是不真實的。

對比幾種關于孔子厄于陳蔡的經歷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論語》中所談道理的樸素和具體：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這一章的記述極為平實，只言君子不因絕境而改其心志，并無當此境遇仍能愉悅、快樂之意。

這樣樸素平實的態度，與《莊子·讓王》篇對這一事件的渲染全然異趣：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以松柏能茂于霜雪喻君子歷患難而不渝初心，是合乎儒家義理的。但瀕絕境而刻意歡愉，則未免有張大其事、驚世駭俗之意。后世陋儒，往往以振起世風為名，行耀俗夸世之實，從而有種種不近人情之論。表面上是對孔子的闡揚，實際上卻從根本上背離了孔子的精神。

疏食、飲水這類最基本的物質條件，指向的是人的自我保存。一切生命體皆有自我保存的沖動。

然而，人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自我保存的層面上。雖然看起來，很多人都喜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生活。對于這樣的人，孔子甚至說：哪怕是下棋和賭博，也強過于這等什么都不干的吧！《論語·公冶長》有這樣一則：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于予與何誅？”

對于“晝寢”的含義，有注釋者試圖別作解釋。因為“晝寢”雖然不好，似乎并不足以引致孔子這樣的“深責”。但如果我們考慮到孔子所標舉的根本價值，以及基于這一根本價值的正確的人生態度，就能夠理解他之所以會如此嚴厲地批評“晝寢”這一偶然的懈怠的原因了。

將“好逸惡勞”理解為人的本質傾向，在今天的時代氛圍中仍然是頗有市場的。在一個高揚啟蒙的時代，未經理性檢驗的觀念卻總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平正清醒的目光在一切時代里，恐怕都屬難能吧。人真的是“好逸惡勞”的嗎？我們只需做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就夠了：設想給一個人最好的居住和飲食條件，但卻禁止他從事任何意義上的活動，有誰能夠承受這樣的生活呢？看看我們身邊那些癡迷于“博弈”的人，有誰不是樂不知倦的呢？稍作思考就能知道，人想要逃避的其實只是被強迫的勞動。因此，理想的社會不是讓人免于工作，而是要創造條件讓人們追求符合自己的性情或能夠滿足榮譽感的勞動。

原標題：《董宇輝復播首推《論語》，孔子關于幸福的論述究竟是什么樣的？》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