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小時候接受的環保教育里，“植樹造林”是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方式。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吐納氧氣，那當氣候危機出現時，是不是多種樹就可以了？

“再生”創作者劉敏的這篇報道告訴我們，遠遠沒有那么簡單。過去大量種植單一樹木的行為，造成的恰恰是生態災難——樹下幾乎寸草不生，并不適宜動物棲居，而且這樣的森林更容易患病，一旦發生火災也會蔓延得更快……

因此，一種新的“森林修復”的模式被提了出來，這是一種利用本土植物恢復被破壞的植被，重建與原生環境能有機共生的森林的嘗試。

今年，劉敏走訪了香港嘉道理農場、云南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和北京京西林場三地，她要探尋，森林修復是如何展開的？實踐中遇到了哪些難題？目前的實踐產生了哪些效果？

再生：我們如何重建一片“好森林”？

撰文：劉敏

01

香港嘉道理農場——森林修復初探

馬路上的卡車、貨車不時飛速駛過，張金龍博士緊張地帶我們迅速橫穿過去，推開一扇鐵門，這個苗圃沒有牌子，從外表看不出是做什么的。

高高低低的綠色苗木長在小盆子里，擺滿了整個院落，每一盆里都插著白色的標簽，用英文、中文和拉丁文寫著植物的名字，絕大多數名字我都沒聽說過。這些小苗外貌平平無奇，只有葉子，沒有花，沒有果。養護條件看起來也很隨意——苗圃是完全露天的，2 月中的香港平均氣溫十幾度，氣候濕潤，沒有寒潮和臺風的危險，唯一的保護是架子頂上黑色的網布，用來給小苗遮陰。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苗圃（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幾小時前，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園區里參觀時，張金龍總是嘀咕一句：“一會兒我要帶你們去看看苗圃。”“希望今天苗圃的負責人下午還在。”“你們一定要看看苗圃。”這座植物園 1956 年創立，在香港以動植物保育的高水平著稱。跟很多國際知名機構一樣，這里有許多珍稀的寶貝，整整一個溫室的珍稀瀕危蘭花，被海關查獲后送來保育的綠樹蟒，和熱心市民撿到的金剛鸚鵡。在 DNA 測序的實驗室，我甚至從科學家手里接過了一包穿山甲的甲片，這個甲片足足跟我的手掌一般大，是香港海關繳獲的走私品。嘉道理的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鑒定出，這竟是一個從未發現過的，穿山甲的新種。

我為這些溫室里、實驗室顯微鏡下的珍奇樣本驚呼時，張金龍總是在旁邊提醒：“抓緊時間，一會兒苗圃就關門了。”

張金龍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植物保育部的高級生態學主任，身材壯實，是典型北方人的樣貌。他是天津寶坻人，來香港十年，已經能熟練用粵語工作、上電臺科普節目。他是個生態學家，除了管理植物標本館，他的另一個工作是在香港做森林恢復樣地的數據管理和分析——通俗地講，就是研究種樹的方法和評估森林的恢復狀況——在香港各種植被被嚴重破壞的地方，重新栽種樹苗，做森林恢復。

開礦、修高速路、隧道打洞，這些工程項目都在破壞植被。再向前追溯，毀林開荒做農田，或者砍柴作薪火，這類行為也在毀壞原有的森林。當原始的植被被人工嚴重破壞，環境會發生明顯的退化，如果只依靠森林自己的力量，一切恢復如初，要用上至少幾百年的時間，甚至可能完全無法恢復。

什么是好的森林？張博士告訴我，健康的森林是分層的，一般會有喬木層、亞喬木層、灌木層和草本層。健康的森林中，往往還有不少藤本植物。這些物種形成了完整的層次結構，才能讓森林具備完善的生態系統功能。

換句話說，如果只是在荒地上大批量種單一樹種，事實上會形成另一種綠色荒漠——比如海南大片的桉樹林、西雙版納的橡膠樹林，以及北京郊區蔓延的景觀植物火炬樹，這些被人工大面積連片種下的林子，樹木的年齡和高矮一致，長出密集單一的樹冠層，樹下往往寸草不生，沒有灌木層和草本層，也不適宜動物和鳥類生活。

更好的選擇，是采用本土物種，又稱原生樹種，就是沒有經過人為傳播，天然就分布在該地域內的種類。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苗圃里就是香港的本土物種。張金龍之所以推薦我們來參觀，是因為院子里這些幼苗的培育，某種意義上，要比奇花異草更復雜：同事們從香港所剩不多的野生個體，采集種子，把它們批量培育，再回到那些被破壞的野外環境中，重新栽種下來，做生態恢復。

這里的園丁應該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園丁之一，因為每個原生物種都要自己摸索養護經驗，記錄種子采集時間，測量種子出芽率，對各種沒有成熟種植經驗的植物做苗期管理，做移栽。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苗圃養護幼苗時做的“控制水分”標記

“一般要樹苗苗長到一定的大小，比如 20—40 厘米，才能種植或者移栽。在幼苗階段，植物總體來說十分脆弱。如果幼苗太小就種下去了，對環境的變化，特別是陽光和干旱可能會非常敏感，死亡率較高。而如果幼苗已經很大，種植、移栽就會耗費更多人力物力，例如要挖較大的坑，而植物的根部需要附帶更多土壤等。”張金龍總結。

每一個白色小標簽背后，都是香港本地獨有的經驗。從 2013 年開始，嘉道理已經種下了 4 萬多棵樹苗，大約 300 個樹種，還有 300 多種灌木、草本等。另外，苗圃為其他機構提供了幾萬棵本土樹木的幼苗，種在香港的大嶼山、大欖涌水塘附近。

這些從種子開始培育的幼嫩樹苗，是鮮活的、與環境有機共生的生命。如果它們能成功存活下來，長成一片與原始環境相似的森林，本地的野生動物、鳥類、昆蟲，也將重新回歸，建立起食物鏈、生物網，恢復出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

當然，這是理想狀態下的推論。影響森林修復效果的因素太多了，土壤肥力、食草動物啃食、日益變暖的氣候、頻發的極端天氣，以及與本地社區的關系，甚至項目的預算、可支配的時間……都會改變這些幼苗的實際作用。種樹，在生態學家的眼中，是一個至今沒有真正成熟定論的森林修復手段。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苗圃培育的不同樹苗

回到 2023 年 2 月，這個春天的下午，我站在嘉道理植物園的苗圃中，還不知道這個話題將會如此地復雜，腦中只記下了“本土物種”和“原生產地”這兩個概念。

離開苗圃時，我跟值班的園丁女士告別，她正在俯身剝一桶豆莢，剝出的紅色豆莢堆滿了半個塑料桶。她起身用粵語跟我們告別， 我一句都沒聽懂。

這些種子是誰采集的？

發芽的概率有多高？

如果一片山地已經全是破碎的石塊，這些種子能生長嗎？

囿于語言不通，我咽下了這些問題，幾個月后我將知道，這些疑問如果較真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是一個龐大的話題。

02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種子從哪里來？

香格里拉是個縣級市，全市總人口不到 20 萬。8 月的最后一周，天空下著冷雨，出租車司機指著老城，說，上周還全是游客，你看暑假一結束，城里就全空了。

出租車開到納帕海附近，這是一片季節性的高原湖泊，海拔 3266 米，秋雨里湖面看起來平靜，和緩，有三五個游客冒著雨在湖邊悠閑地騎馬，前面牽著韁繩的都是本地村民，這是他們重要的收入來源。

這個場景其實是有代價的，納帕海的湖水來自四周高山的融雪，每年山上流下淤泥、沉砂，讓湖泊容量逐年縮小，去年水面甚至淹沒了青稞田，漫到了公路上。今年人工清淤，加固了周邊的滲水裂隙，才維護住了今年夏天旅游旺季的平靜。

香格里拉，意思是“心中的日月”，這是云南省旅游業里所有人反復提到的美麗傳說。每年有大量游客飛到香格里拉機場，乘車穿過高海拔的公路隧道，去看梅里雪山，看虎跳峽，住高端酒店，去鄉下品嘗松茸。然而就像納帕海的清淤工程一樣，眼前這些平靜高原風光，背后都有大量的基建工程——機場、盤山公路、隧道，都意味著有高山植被被人為改變。更別說香格里拉除了旅游業，另一經濟支柱是采礦，這里盛產銅礦，有 200 多處礦床、礦點。很多小型礦山采挖結束后，留下的廢棄礦山如果不修復，整片地區寸草不生。

我來這里，是參觀又一個苗圃。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建在納帕海邊的山上，植物園也有一個自己的苗圃，培育本土的原生植物，用來做生態修復。

方震東是植物園的老園長，他今年 59 歲，云南大學生物系畢業，是云南迪慶維西人。整個植物園有 1005 畝，是 1999 年起他向多方找錢創辦起來的，建植物園的山地屬于本地社區，植物園一簽 70 年，每年要交 30 萬的地租，季節性臨工也必須要用本地的老百姓。這樣自力更生的園長，顯然不是實驗室里科學家的模樣。方震東個子不高，聊天時手里的煙一根接著一根。他為我找來一個茶杯，先用手指頭伸進去擦了一圈灰，又恍然大悟似的用開水燙了一遍。

森林修復，是高山植物園最近十來年的新業務。“我們通常所指的生態恢復，是針對退化的林地、退化的灌叢、退化的草地這些來開展生態恢復。”方震東介紹，植物園的苗圃起初是為了給植物園自己做保育，近幾年開始育苗，用來做商業性的生態恢復項目。

這座苗圃有 18 畝，一半室外土地用來練苗，一半建了三排保溫大棚和一個大溫室。這里每年有 7 個月時間，最高溫在 15 ℃ 以下，幼苗必須在室內過冬。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的苗圃

跟香港嘉道理的苗圃相比，高山植物園的苗圃儲備的植物相對單一，眼前最多的是尼泊爾黃花木、小葉栒子，各有兩三萬盆。這是植物園做修復項目的主要物種。其他也有云杉、沙棘、金絲桃苗等，但總數不多。

尼泊爾黃花木，是這里做生態修復最常用的樹種。這是一種常綠灌木，生長在海拔 3500 米左右的山坡針葉林緣、草地灌叢或河流旁，每年 4-6 月，黃花木會盛放黃色的小花，是一種漂亮的景觀植物。

苗圃里的黃花木，都是香格里拉本地采的種子。每年秋天，植物園會請小中甸、格桑一線的農民上山去采集野生黃花木的種子，按 300 元/公斤的價格回收。種子儲存一冬，來年 3 月在小盆里種下，一盆放兩三顆，出苗率有 70%。

“70% 的出苗率算很高的。”副園長劉琳負責整個苗圃的運作，她五十多歲，過去二十年都在植物園工作，衣著樸素，介紹苗圃她像在介紹一種尋常莊稼。育苗的土是加了肥料的，黃土+牛糞+草甸土。草甸土是本地特有的土壤，修飛機場、修公路時從濕地里挖出來的土，植物園買來堆在苗圃里，當做一種高營養的肥料用。“這個土很貴，8000 多塊一車。”

黃花木是一種非常頑強的樹種，日常就生長在海拔 3000-4000 的寒冷高原上，但到了低海拔的地區，黃花木又因為過于濕熱而無法適應。——這個特征導致它無法成為常見的、商業性的園林樹種，無法推廣到全國各地。但在香格里拉這里，它被高山植物園培育篩選后，變成了最實用的本地森林修復樹種。

在苗圃里，一兩年苗齡的黃花木，冬季也可以在戶外過冬，三年就能開花。它本身很少遭蟲害，又因為是豆科植物，自己就可以固氮，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施肥。高山植物園最高把它種到了海拔 4200 米的工地上，那里是白馬雪山的埡口，過去是一條老公路，現在新修了隧道，工程破壞了路兩側的邊坡，那里因為太冷，植被非常脆弱，土壤也稀薄。黃花木的表現讓人驚喜，工地上都是沙土地，樹苗栽下去，成活率很高，這種樹苗種在沙子上就行，沒有土壤也可以。

小葉栒子，也是類似的實用樹種。這是一種觀果植物，秋天全樹都掛著一片熱鬧的紅色小果子，到冬天也不掉。這種灌木原產在西藏、云南、四川西部一帶，老園長方震東有一年去西藏林芝，采了一些種子回來，發現比云南的結實率更高，之后就培育了這個品種。現在在香格里拉的鐵路周邊，已經種了 10 萬株。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苗圃的小葉栒子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苗圃的川滇金絲桃

尼泊爾黃花木、小葉栒子、金絲桃、云南沙棘、高山松，苗圃里幾樣樹種，都是經過過去十年選育出來的、已經穩定的物種。這個目錄打破了我之前的預設：我以為在一個地方做森林修復，應該嚴格統計本地的森林結構，100% 使用本地的物種。但放在實際情況里，到底種下什么，還是跟易不易活、好不好看有關系。森林修復的實地經驗并沒有預想中成熟。

“育苗都要做實驗。我們沒有什么特別的技術，就是靠自己的經驗。”劉琳說，苗圃只有她一個人做記錄。像黃花木，今年把幼苗分兩批移出大棚，放到戶外環境中練苗。有一批季節不對，死了一大批。“沒有資料和研究能告訴我應該幾月份移出來。”這一批就算是交了學費，劉琳想到買種子、人工育苗、人工除草的成本，非常心疼。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員工在制作標本

也有很多本地植物，還沒有試出規模化培育的方法，比如本地的高山杜鵑，是香格里拉 2018 年確定的“雙市花”之一，杜鵑在溫室里可以發芽，長出葉子，但每次再超過十幾厘米就死了。也試過長苞冷杉和靈芝冷杉，現在能人工萌發種子，同樣在小苗到大苗的這個環節也在反復失敗。

連采種子，都不是 100% 牢靠的。2022 年，植物園派人出去采回冷杉的種子，一顆都沒采出苗，因為種子沒有成熟。

什么叫“沒結種子”？我非常驚訝。

“是沒有成熟。”方震東解釋，采種要卡著時間。“你去早了，種子沒有完全成熟。去晚了，又掉了，采不到了。”

要搶最佳的時間去收集種子。方震東又點燃了一支煙：這個呢，也不是太復雜，我們試錯的機會少，反正試上一次兩次也就有經驗了。

高山植物園的修復工程都是商業性的，這也是植物園每年重要的經濟收入。比如一座礦山廢棄后，環保局和國土資源部門會要求礦業公司做修復。礦業公司對外招標，各個綠化公司來投標，高山植物園也會參與競標。

跟普通綠化公司的區別是，一旦競標成功，如果是一個三四年的修復工程，植物園第一年要先去野外采集種子、育苗。第二年才開始帶著新長的幼苗去種樹。他們經常還要做一個混合的種籽配方，里面摻上本地的草本、藤本植物種籽。為了防止村民的牲畜啃食幼苗，有時也會在周邊加種一些帶刺的沙棘，野薔薇。

常規的綠化公司，大多采購大批量的成熟商業樹種、草種，比如云杉、黑麥草、高羊茅。事實上這些皮實的物種，在高海拔也能成功存活，問題是，這樣種植，新生的植被如果適應本地氣候，可能情況就更糟糕了——它們后期會把原生植物的空間全搶占上，這就是外來物種入侵。

在我看來，高山植物園提出的修復方案未免有些復雜了，在三四年的修復周期里需要反復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復方案也需要根據實地情況量體裁衣，無法規模化。我問方震東，植物園這種修復方法，不會讓每個項目的修復成本太高了嗎？

“我們不貴啊。”方震東說，賬不是這樣算的，大家可能覺得植物園的本土樹苗單價高，但種下去后，這些樹苗的管護成本低。這些樹苗、草種長起來，會很快跟周邊環境融為一體。而商業樹種，營造的是一個外來的、異化的園林景觀，跟野生環境格格不入。

更大的收益，是保護本地的生物多樣性。使用本地植物做修復，也是一種原地保育的手段，降低它們的滅絕風險。此外，一個由本地物種構成的森林，會形成更復雜、更穩定的生態系統，也能支持各種本土生物的生存。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的室外苗圃

8 月這次來到香格里拉，我是跟著“綠色和平”來參加一場“實現森林修復的多重效益”研討會。在參觀高山植物園之前，研討會上，全國各地的科學家和學者們分享了不同案例，比如，用海南本土的蘇鐵、青梅等樹種來逐步替換老化的橡膠林；在四川雅安，一窩蜂種植過多銀杉樹后，經濟價值不高，且生物多樣性下降；在云南，9 年前一場山火過后，一片荒地被圈起來做自然恢復，如今統計鳥類、昆蟲、土壤等恢復情況，這片樣地跟人工干預區域沒有太大區別。

像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的修復方法，正符合此刻在國際國內環保圈里討論火熱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所謂“基于自然”，就是道法自然，從自然里尋找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還應當是“自然向好”的，也就是說不給自然帶來物種入侵、生物多樣性退化、水資源污染等新傷害。比如說，為了解決城市里的季節性河流內澇，與其套用工程型思維，用水泥堆砌平整的人工河道、人為設置疏澇管道，不如恢復河道的自然樣貌，疏通河底淤泥，恢復河岸濕地，培育本地植物。基于自然的修復方式，讓河流自然流淌，洪澇得以疏解，人們還收獲了由自然景觀帶來的額外的觀賞價值、娛樂價值和生態價值。

不過，又一個新的問題是，用本土物種做的森林修復，有沒有真正提升生物多樣性？

答案是肯定的，但還缺少監測數據的支持。不光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我后來發現，一些學術界做的短期科研項目，也很難就此給出一個確鑿的答案。人們在森林里安裝紅外相機監測野生動物，在樣方里每年做物種統計，但目前依然缺少成熟的數據。

因為森林修復需要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03

北京京西林場——讓森林后退一步

早上 7 點，開車從北京鳥巢體育場出發，半小時后，西五環上早高峰的車流越來越密，被堵在中間緩緩移動時，高架橋遠處已經出現連綿的群山。我駕車載著“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譚羚迪，和一位年輕的男博士生志愿者，一起前往北京門頭溝區的京西林場。啟程時我們買了兩杯滾燙的咖啡，車子到達林場大門時，咖啡剛剛喝完，紙杯還是溫熱的。

10 月這次上山，一共有兩車人，大家開玩笑說今天的任務是“相機搜救”，來找已經失聯兩個月的、生死不明的一組紅外相機——7 月底，北京遭遇了歷史罕見特大暴雨，門頭溝是降雨量最大的地區之一，兩天之內的降雨量相當于平時一年。在城市居民手機的視頻里，馬路上突然出現洪水，是暴雨匯聚成昏黃色的徑流，席卷著樹木、電線桿和沿途的小汽車，洶涌一路奔流。門頭溝多山，山上的村鎮斷水斷電斷網，一兩個月后都沒有完全恢復。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門頭溝京西林場有一塊實驗項目地，按理說，團隊應該每個月都去檢查一下紅外相機和森林的情況，但過去兩個多月，山上的公路交通一直中斷，大家都不知道紅外相機是不是被洪水沖跑了。

位于北京門頭溝的京西林場

從香格里拉回來后，我一直發愁，怎么跟讀者解釋森林修復這件事——它看起來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遠了。在“綠色和平”的那場研討會上，我發現了京西林場，這是我能找到的與我自己生活最近的一塊森林修復項目地。這里距離北京城區只有數十公里，這是北京最大的國有林場，過去是京煤集團的坑木林，京西林場里人工種了大量的油松、落葉松，為煤礦的鐵軌、坑道做備用木材。

煤礦關停后，林場也轉為生態公益林，2019 年，“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與京西林場一起做了一個試點，做森林修復。

這片林場乍看上去樹木繁茂，實際上并不健康——因為人工種植密度太大，而且多年來并未采伐，很多超過三十年的樹依然長得非常細，兩只手就能輕松合圍。整個山頭都是同一種樹木，從空中看森林又綠又密，實際上林下完全是空的，陽光無法穿透樹冠，加上松樹的化感效應，林下缺乏幼樹，也沒有灌木層，只能長出一層貼著地皮的小草。

大規模單一種植的人工林，林下植被稀疏

“山水”的辦法是砍樹。這聽上去有些反直覺，畢竟，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環保=植樹造林”，沒想到為了環保，還得砍樹。實際上，這是森林修復的一種實驗方法——模擬天然林中樹木倒下形成天然林窗的更新過程，在人工林中開“人工林窗”，把樹木疏伐掉一部分，讓上面的陽光照進來，促進底層植被的發展和落葉喬木的更新。用這種辦法讓天然次生物種生長起來，逐步參與到人工林的演替中。

本地什么植物物種會最先恢復？哪些動物會使用這個棲息地？這都是這個實驗地要觀測的內容。

10 月中旬，林場樹木的葉子還沒有變黃，山上的盤山路是今年春天剛剛修通的， 一場大暴雨，把路面又沖斷了，譚羚迪帶著我和三位工作人員與志愿者，順著一條京西古道的石頭小路上山，去找開林窗的試驗地。這原本是市民來戶外徒步的路線，但眼前已經被洪水沖得不可辨認，我們很快發現自己困在了巨大的石塊之間，腳下是隨時會滑落的亂石堆，要手腳并用，攀住一兩米高的巖石，想辦法把自己拉上去。

“這實驗到底有多重要，值得大家冒這么大風險！”我一邊大叫，一邊試探著找亂石堆上的落腳點，生怕一不小心崴了腳。譚羚迪也沒遇到過這種情況，她走在前面，把書包甩到石頭上，再像攀巖一樣往上爬。我們很慶幸的是頭一天團隊里的人都買了意外險。

7 月末洪水后，京西林場的公路被沖毀了，大家爬亂石上山

譚羚迪從頭到尾都沒向我表達過，這個項目是不是很“重要”、很“成功”——“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這幾位年輕的工作人員都帶著很強的書卷氣，他們習慣用數據來說話。譚羚迪 32 歲，一直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負責北京地區城市生物多樣性的恢復項目，在她的工作中，單一種植的人工林，也是需要做生態修復研究的對象。2020 年 10 月，中心在京西林場圈出了 8 個樣方，每塊地從 20mx20m 到 30mx30m 不等，大約是樹木高度的 2 倍。譚羚迪說，如果按照原先設想的試驗方法，應該把樣方內的大部分樹砍掉，但這在當下的政策環境下行不通。團隊跑了一圈采伐許可證，最后按照一定比例砍伐，在樣方內分別留下 20%、40%、60%、80% 的郁閉度，也就是說，樣方中仍有 20—80% 的面積被樹冠覆蓋。以此來監測不同密度下森林的自然演替情況。

我們戰戰兢兢爬了快 1 個小時，終于攀登上到了主路的路基上，不遠處就是一大塊塌方。好在繼續往山上走，洪水的痕跡很快消失，松樹樹林越來越茂密。我們鉆到林子里，眼前是第一塊林窗，海拔 1010 米，四周被一根鐵絲圈了一圈，除了樹木稀疏一些，看不出跟周圍的區別。

好消息是，紅外相機安然無恙，甚至電池還有電。旁邊地上有個藍色的小塑料桶，紙杯大小，已經積了一半的水。譚羚迪說，這是抓步甲的陷阱，這是森林里在地面上活動的捕食性昆蟲，由于它們在食物網中的捕食者地位，它們的數量和多樣性可以反映地面植被及其他昆蟲的多樣性。

抓步甲的陷阱

陽光穿透樹梢，投在大家正在做記錄的本子上。我坐在一堆砍倒的木頭上，感覺跟剛剛的野外攀巖生存大賽相比，眼前這個目的地，一切似乎有點過于平淡了。這個林窗已經開了三年時間，植物的生長速度并沒有那么快，肉眼還看不出什么天翻地覆的區別。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正在做記錄

從數據上看，確實也是這樣的。我問，這里的哺乳動物變多了嗎？譚羚迪說，“很難講”。

我回憶在生態學教材上學到的知識：優勢植物變化，也會導致鳥類種群的變化。“那現在鳥類有變化嗎？”我問。

譚羚迪說，“很難講”。

那我們腳下這些步甲陷阱，是不是也能說明什么？

譚羚迪說，按理說應該更早來回收陷阱的，而且這次應該是暴雨從地面上灌進了杯子里，回去還是要數數杯中的小蟲子尸體，但這次統計的嚴謹性，“很難講”。不過好消息是，步甲物種和數量、草本植物蓋度，這兩年內確實有明顯增加。

三年時間，對一個森林修復的實驗來說，時間實在是太短了。譚羚迪說，這個項目算是一種森林修復的嘗試。目前的數據還很難發表論文，而且這個實驗的精確程度也不太理想。但這已經是團隊在北京能找到的，可以砍樹、可以長期跟蹤監測的最好的試驗地了。事實上，各類生態修復項目的周期往往不足以支持對森林修復進行五年乃至十年以上的長期跟蹤監測，能維持對這個小規模實驗地的監測已屬不易。

資金也是一個問題。由北京市林業碳匯與國際合作事務中心資助的這個生態恢復項目已經在去年結項，去年開始的維護和監測，經費來自螞蟻森林京西保護地項目，這些項目結束后，又需要找新的資金來維持長期監測。

森林修復，有沒有直接經濟上的好處？

一種方法是，如果森林修復的效果被量化，國際上，未來很多類似人工林的森林修復和保育工作也許可以通過“碳金融”或者“生物多樣性金融”，從市場上籌集資金。這正是當前綠色金融市場的前沿課題。

“碳金融”和“生物多樣性金融”的設計思路是，將森林提供的這些生態價值以及森林修復創造的額外生態價值，放在金融市場上交易。那些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生產部門和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規避、減少、恢復其行為對生物多樣性造成損害的機構和個人，可以從林場這樣的生態服務提供者那里購買服務，以減少其環境、氣候、生物多樣性影響。如此，保育將不再是一個貼錢的公益行為，通過市場的有效運行，既可推進“雙碳”承諾落地，也為此類項目的長期可持續運營籌集資金。

回到眼前的京西林場，必須強調的是，在“碳匯”之外，必須把“生物多樣性”也作為評價森林的重要標準，否則很容易造成問題——為了一個單向的目標，掀起一場單一樹種的大規模造林運動。

“大規模種植單一樹種的方法，現在已經證明有很多副作用：森林更容易感染疾病、一旦發生火災會大規模蔓延、造成其他生物棲息地的喪失……京西林場的實驗項目，也是為未來實現了‘雙碳’目標提供另一種解題思路：我們在種樹時，應該怎樣給自然演替留出空間。”譚羚迪說。

現實遠遠比紙面上的計算復雜得多。衡量森林修復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收益是張金龍、方震東、譚羚迪等實踐者眼下的最大挑戰。因為這種生態修復，無論在香港、在香格里拉、在北京，都還在一種長期的實驗過程中，而從裸地到森林，在絕對自然的狀態下，整個演替過程往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

當然，速度慢，并不意味著眼下的試驗是沒有意義的。

我從那堆倒木上站起來，這堆木頭就是之前被砍倒的落葉松，它們細得像營養不良，其實樹齡已經有三四十年，比在場的很多志愿者都大。我無意中發現，旁邊有一棵半米高的小樹苗，樹葉明顯更寬大，譚羚迪說，這是一株蒙古櫟，原本是華北山林里一種常見的樹種。

林窗里被砍倒的落葉松

“正常來說，如果這是一片天然林，這里的自然狀態應該是松櫟混交林。但當初因為生產需要，直接把整片山頭全種了松樹，直接跳到了演替的最后一步。我們開林窗的工作，相當于讓部分林子后退了一個階段，重啟自然演替，試圖提高這片森林的多樣性。”譚羚迪說，這棵不起眼的蒙古櫟幼苗，在附近高郁閉度的松樹林中，很難存活下來，這棵自然長出的小樹苗就是林窗實驗效果的一個希望。除此之外，幾個林窗里還長出了花曲柳和小葉白蠟幼苗，這片林子里有一種叫地榆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開淡紫色的小花，在砍樹之后也長得更好了。

我們鉆出林子，才發現從山另一側的小路，原來防火道剛剛修通了于是可以把車直接開上來。另一個小隊已經停好了在等我們了。車子背后是一大片漂亮的波斯菊，粉色紫色的大花在華北初秋的微風中慢慢搖擺。

防火道旁邊山坡上的波斯菊花海

“這又不知道是那個綠化公司隨便種的。”大家對著花海，皺起了眉頭。

我們此前就在路上發現了零散的波斯菊，以為只是汽車輪胎帶來的外來草種。現在可以確定是防火道修好后，施工公司試圖恢復植被而種植的，這種大花雖然漂亮，但不是原生的本土物種，而是原產自墨西哥，它只靠撒種就能活，倒伏的莖稈也能繁殖出新植株。這類使用容易成活和擴散的外來物種進行修復的情況并不少見，在有些地方，這引發了大家對物種入侵的擔憂。

波斯菊花海，和做生態修復實驗的林窗，在同一座山頭上，距離不過短短 50 米。這也是眼下森林修復的一種現實。

今天的工作結束了。2 小時后，我已經癱倒在自家客廳的沙發上。手機冒出來一條消息，是一位實習生女孩帶了幾支波斯菊回學校宿舍，地鐵上被鄰座的阿姨夸這束花“好美！”——不同的植物有各自的價值，只要它們出現在正確的地方。

原標題：《“植樹造林”可以拯救氣候危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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