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要符合本國實際，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

繼全國“兩會”關鍵詞、新中國成立70周年關鍵詞、“百年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關鍵詞、“小常識與大道理”關鍵詞等專欄后，2023年10月起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開啟“中國式現代化”關鍵詞。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對其理論體系、戰略安排、實踐部署等進行知識總結和理論解讀。

這一期的關鍵詞是：國際公共產品。

國際公共品是一種原則上能使不同地區的許多國家的人口乃至世界所有人口受益的公共品，它是公共產品概念在國際范圍內的引申和拓展，因此也必然具有公共品的基本特性，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所有那些跨國外部性的物品、資源、服務、規則或政策體制等都可以被視為國際公共產品，甚至還包括那些跨國基礎設施等有形的物質性產品。

在全球治理難題復雜交織、全球公共危機頻出的背景下，國際公共產品即成為全球治理實踐的核心方式與現實載體。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深刻表明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底層邏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目標的“一帶一路”倡議，在近十年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中國向國際社會供給公共產品的標志性品牌。實際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球治理變革的關鍵時期，以大國擔當向國際社會供給多元類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系列國際公共產品，其中全球性國際公共產品的典型代表有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的典型代表有“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制度平臺。中國供給的系列國際公共產品彌補了傳統大國因周期性衰落導致的供給空白，也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拓展國內發展空間、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化了實踐方向。

一、發達國家難以維系國際公共產品的持續供給

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特色公共產品是要在推動全球發展進步的同時謀求本國的合理利益，實現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辯證統一。中國供給特色國際公共產品的直接原因則是發達國家難以維系國際公共產品的持續供給。

一方面，傳統與非傳統的治理難題復雜交織，霸權國家無法單獨承擔針對性國際公共產品的多元供給。不得不承認，霸權國家在應對傳統、單一治理難題中，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運作體系，雖帶有霸權屬性，卻取得了一定的國際公信力。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全球治理難題的層次性與復雜性亦不斷升級，即使具備超級實力的單一國家也難以單獨完成系統治理。霸權國家沿用的治理模式無法供給針對性的國際公共產品，必然會因為“水土不服”導致自身陷入治理無措的窘境。面對治理失靈，霸權國家的協調號召力與集體行動的引導力走向式微，霸權穩定論維系的國際公共產品生產鏈發生強烈頓挫，甚至斷裂。

另一方面，霸權屬性持續加碼，導致霸權國家供給的國際公共產品性質產生了根本性轉變，霸權性與排他性取代了公平性與公共性，呈現出鮮明的“私物化”。在舊世界格局中，霸權國家通過強制性賦予、隱匿性嵌入、虛假性協商、進攻性推行等方式，將符合自身利益的價值理念、游戲規則等要素深植于國際組織、合作平臺、雙多邊協定、國際條例等公共產品中，無限趨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時的公共產品喪失了國際性與公共性，謀求發展與合理利益的共同體，必然向霸權體系外的國際公共產品瞭望，或者走上創新國際公共產品的道路。

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新特征

冷戰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勝利宣告結束，但其自身的實力也遭受重創，突出表現在歐盟的離心與亞太戰略的破產這兩方面。與此同時，“美國衰敗論”的支持者亦逐漸增多，阿查亞甚至在《美國世界秩序的衰落》中認為：“美國面對的不僅僅是相對實力的衰落，而且包括絕對實力的衰落?！钡仨毘蚊鲀蓚€問題：即使“衰落論”成立，美國的整體實力也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美國衰落”的突出表現并不是實力，而是能力，尤其是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當然，美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衰落存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內是無力全面維系、升級舊有產品，外是新興國家或共同體的多中心崛起。在此背景下，權力轉移加速了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體系的演變，并呈現出三個特征：

一是從國際公共產品的適應范圍來看，層次分布鮮明。當美國無力全面供給公共產品或適應對象產生錯位時，崛起國家和新興共同體便會依據自身的現實需要，尋求或自主生產國際公共產品。消費（生產）主體的多元性和現實需求的迥異性必然造就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如疆域劃分的全球型、區域型、多邊型、雙邊型，議題劃分的安全型、氣候型、資源型等。

二是從供給主體的參與度來看，身份劃分呈現模糊性。一種國際公共產品的生產者也可以是另一種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一種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也可以變成此種公共產品的共同生產者、全員生產與全員消費可以并存、部分生產與全員消費亦可并行。在此，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穩定性應當重點關注，明確的“準入—退出”機制和必要的獎懲措施需要不斷完善。

三是從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屬性來看，霸權性減弱或消失，開放性與公平性得到增強或固化。美國作為國際體系的主導者，不會放棄“美國優先”的權力，尤其是在美國并未參與的公共產品領域，“崛起論”、“挑戰論”、“擔憂論”的意識形態武器必然火力全開，渴求參與的虛假笑容亦善惡難辨。

三、中國特色國際公共產品的原創性貢獻

中國供給的、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底層邏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遠景目標的系列國際公共產品，在面對全球治理難題層出、治理體系失靈的境況下，向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展示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打造出原創意義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那么，當今中國在創新國際公共產品中，究竟做出了何種意義上的原創性貢獻呢？

其一，提出符合全球發展愿景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性公共產品的標志性閃光點在于它以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底層邏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各主體可以通過努力合作實現的可視目標，更不會將人類拖入弱肉強食的“叢林體系”。2022年10月23日，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再度提到“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再次闡明了中國投身全球治理的價值主張。

其二，倡導“公平、正義”的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供給主體在創設物質性公共產品時都有明確的“義利觀”，對物質投入的收益是創新公共產品必然要考量的重要因素。發達國家（霸權國家）之所以難以維系公共產品持續供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劃分－公平”的漠視和對“共享－正義”的踐踏，這也是其霸權屬性的顯著表現。中國創新物質性公共產品時，“共建共享”的“義利觀”始終貫徹在投入與回報的各環節，彰顯出對各方“合理利益”的深刻關切，擺脫了霸權穩定論“投入一定要大于回報或索取全部收益”的不合理訴求。

其三，創設民主、自由的制度性公共產品。中國始終圍繞“合作共贏”打造新型國際關系，與此對應所創設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上合組織”等制度性公共產品，在創立伊始就明確了民主的合作方式與自由的“準入—退出”機制，歡迎尋求發展的主體構建合作關系，實現共贏的目標。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些開放的制度性公共產品可能遭遇的潛在風險，如主體異質性帶來的利益調和問題，權力轉移帶來的權利結構問題等，需通過配套的制度性建設，保障制度性公共產品的穩定性，不斷助力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復旦大學聯合培養師資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