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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寶貝兒》導演劉杰:保持冷靜、杜絕煽情

電影《寶貝兒》上映,最大的話題是楊冪。這可能是流量演員給一部現實主義題材文藝片帶來的最大“光環”。大部分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上院線的時候,媒體們報道題材本身,小眾的影迷們關注一下導演的藝術修養。關于《寶貝兒》的話題,楊冪的演技和轉型占據大半。
擅長自黑的楊冪很早預見到這一點,她提前很久就跟導演劉杰道歉,因為自己會害他擁有一部史上最低評分的電影。
劉杰還是挺她,“我用她,我讓她過了,就是我認可、滿意她的表演。”

《寶貝兒》想說的其實還很多,關于棄嬰和棄嬰家庭的困境,關于社會的一些制度體系,關于殘疾人和養老問題……這些問題在電影中被有意無意地提及,又戛然而止。無解,讓人喘不上氣,和劉杰之前的許多作品一樣。他的第一部電影《馬背上的法庭》中,法理與人情就難兩全,《德蘭》徘徊在宗教民俗和女性困境中的情義難兩全,哪怕是《青春派》這樣的輕快片子中也有難以選擇和割舍的部分。劉杰說,“我自己都沒有答案,所以只能拍沒有答案的電影。”

沒有劇本,演員必須成為人物
《寶貝兒》講述曾是棄嬰的江萌長大后,面對同樣被父母判了“死刑”的病兒,不惜犯罪也要偏執拯救的故事。
劉杰想拍關于棄嬰的故事始于2009年,當時他得知一個朋友生下殘障兒,醫生給他三天時間選擇是否救治,朋友選擇讓孩子生,但夫妻兩人的人生就此“毀了”,至今都過得艱難。之后他又了解到一些寄養村的故事。“我自認為一直是關注社會新聞的人,但知道的時候還是震撼到我了。”
后來的幾年,劉杰像做起了社會調查,走訪了許多地方,做采訪,但遲遲沒有落筆。
“她就是我想象中這個人物的樣子。其實小地方有很多這樣的女孩,黑黑的,但是長得其實很漂亮。”劉杰說,五年后,當收到楊冪方面無論如何想要合作的請求,他突然就覺得這個角色可以拍了。

劉杰說,從《青春派》之后,他拍電影就沒有劇本了,都是根據情境現場去發揮。“很多事情自己一開始也并不能完全想好,人物是在過程中自己長出血肉的。另外我也越來越享受和演員的現場碰撞,集合每個人對人物的理解,共同去完成一件事。”
他不愿意讓演員來演,所以沒有排練,沒有劇本圍讀,他最怕的就是讓演員去設計。

郭京飛說,導演,我生活幸福,我能怎么辦?
于是劉杰選擇從肉體上折磨,讓他不睡覺,所有劇組工作人員陪著他連熬五個大夜。“我就直接告訴他不行,我不滿意,我從精神上逼他,把他逼到一個崩潰的狀態。”于是許多新聞出現了,說劉杰“狠虐演員”,劉杰說,“有的導演說演員是需要保護的,我是不愿意保護演員的,我覺得演員是需要逼的,我告訴他們說,你就是不應該去預設很多東西,因為生活不會給你預設的機會。你進去了,有了真的東西,你才能感動到我。我才能相信你是這個人物。”
改造楊冪
“求狠虐”,是楊冪粉絲們在微博上排隊@劉杰說的話。粉絲們把這看作是長期被質疑演技的自家愛豆的轉型好機會。
拍《寶貝兒》,是楊冪這邊主動請纓的。
劉杰說,原本不過是導演《捉迷藏》時,楊冪來探霍建華的班,順嘴說“以后有機會合作啊”,這種話在這個行業里是被說得太多的場面話。沒想到第二天楊冪的經紀人就打來電話,問無論有什么角色需要,楊冪的時間都可以空出來。這讓劉杰覺得誠意十足。
而當時他腦海里有一個女孩形象,需要一個瘦小的姑娘。因為楊冪,江萌這個角色“落地”。
當然,質疑的聲音從一開始就有。但劉杰說,“我對楊冪沒有偏見,我也沒看過楊冪演戲。我唯一看過《小時代》的一點片花預告。”

而和非職業演員對戲,對方給的反應“每一次都不一樣”,剛好逼著楊冪要“真聽真看真感覺”。
“我只是覺得,她過去戲演太多了,可能的確陷入了某些定式中,但這不是演員的問題,是導演的問題,導演沒有幫她扎下去。她一開始演的是那樣的戲,演多了,觀眾就覺得她是個流量明星。觀眾對她的看法也有定式。但她還是有科班出身的底子在,表演功底沒問題。”
劉杰結合了楊冪本身的體態特點,又給她設置了必須馱著背微微八字腳走路的姿勢,至于看人的眼神,因為這個角色智力稍有偏差,必須直勾勾的發愣。現場即便不拍戲的時候,楊冪都被要求始終保持這個狀態,如果做回楊冪自己,就要挨罵。“如果要講《寶貝兒》的話,我對她做了一個最大的改變是什么呢?她最后的反應都變得很慢,把她整個人的速度給降下來了。她就變得能沉得住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改變。”
采訪中,劉杰自詡“大概是第一個用流量演員挑大梁的”,為此還挺得意,“一般的操作都是流量演員去客串或者做個配角。真正做主角的幾乎沒有。但是我覺得演員就是演員,不應該被這樣定義。”
而楊冪自己是個很喜歡自黑的人,她一早就跟劉杰說,“對不起導演,因為我,你可能要擁有從業以來評分最低的一部電影了。”

保持冷靜、杜絕煽情
《寶貝兒》拍得很克制,很多時候,情節推進到矛盾應該激化的高點,導演連個演員的反應鏡頭都不給,就戛然而止。
有種說法是,楊冪演不好,導演只能用鏡頭語言給演員兜底,所以該給的反應鏡頭、煽情鏡頭導演都沒給,只能拍背影、拍側面、拍空鏡。
“絕對沒有,我就是故意要這么拍的。”劉杰說,他就是不要用太多情緒的鏡頭去煽情。
“人家說情感上要克制,在我這里是堅決抵制!是要杜絕!我不希望觀眾去在這個電影里哭,我覺得看電影的時候一旦開始哭,很多理性的力量就卸掉了。我就是要在那些情緒上來要爆發的時候,就把它掐掉。我希望觀眾始終是冷靜的,這個電影也是冷靜的。我的鏡頭語言是為我這樣的設想服務的。”
電影中,同樣在福利院長大的李鴻其打著手語問楊冪,“這樣的孩子即便長大了,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嗎?”
其中提出諸多問題,每一個人物到最后,沒有給出解決的答案。

“我覺得這是更有力量的事,把沒有答案的事展現出來,而不是把一個明知道的事翻來覆去說。哪怕起承轉合都設計得很精巧,撥開來看就是看到開頭才到結尾,我覺得那很無聊。觀眾習慣了電影最后要給一個答案,好給情緒一個出口,可是哪有那么多答案?”
劉杰喜歡說沒有答案的事,雖然知道這不討觀眾喜歡。他甚至希望這個電影不要因為楊冪被過多宣傳,因為楊冪演多了商業片,怕不明就里的觀眾來看了“不好看”的電影反而失望。
“我也不是挑戰觀眾,我不在乎,我更在乎的是我自己怎么能看這個事。我自己都沒有答案,所以我只能拍沒有答案的電影。”
劉杰透露說,自己也私下跟楊冪認真探討過人物的處境。楊冪堅定地表示一定會救孩子,而他自己說“真的不一定”。有意思的是,劉杰通過這部電影看到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這個電影在西方放的時候,大部分觀眾會支持楊冪的選擇,覺得就應該讓這個孩子活下來,因為他們會覺得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中國觀眾大多會理解甚至支持郭京飛的選擇。可能中國人的觀念里還是養兒防老吧。”
采訪的最后,我問劉杰,沉重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現在的市場是不是好起來了?《我不是藥神》成了爆款,很多人意識到他們需要這樣的電影,觀眾是不是進步了?
劉杰笑笑說,“《藥神》歸根結底是個類型片,觀眾需要那樣的電影,未必真的是有了多大的進步,因為它契合了每個人焦慮的情緒,每個人都想到他可能會生病,醫保是離我們生活太近的事,共情心會強。但棄嬰、畸形兒這樣的事情還是非常小的概率,大部分人不相信他們會遇到。一個事不關己的事,更考驗這個社會的慈悲心。”如果《寶貝兒》能引起多一點的關注,多一點的討論,我覺得是比‘藥神’的成功更有進步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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