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來路?｜赤土：跑

南音

2023-11-27 14:35

來源：澎湃新聞

當我們在類似懸浮狀態中長大成人，時間像不均勻的流體包裹著不及成形的意志，在變化的壓力下聚散無端，隨機組合。人格彈性很大，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有幾年，每個人都長得比例失調，脖子過長，四肢細瘦，軀干扁平。我們運用身體的方式笨拙失衡，動作和動作之間不相連續，充滿各種尖銳折角，貌似賈科梅蒂塑造的那些人物，全身上下好像都是突出的關節。

有時我們蜂擁在操場上，追逐一只足球。漸漸地，游戲規則被拋到一邊，場面變得狂熱失控。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夠想辦法把球控制在腳下，四面八方都是動作不協調的身體向他沖來，吃不準他們何時出腳，可能踢到什么地方。最好的辦法是趁來得及踢上一腳，不選擇方向，不考慮技巧，用上最大力氣。足球砰然飛過人群，落到操場遠端，蹦跳出幾條不斷縮短的相連弧線，學生們于是集體轉身（像一部喪尸片中的群演），叫喊著沖過去，途中不可避免地發生各種碰撞，有人被撞翻在地，亂糟糟被踩上幾腳，未及爬起，又聽得砰地一聲，球（不知被誰）開到半空。

于是所有人抬起頭，盯著球飛行和滑落的軌跡。我常想把這一刻定格下來，再仔細觀察那些仰著的面孔。那些熱氣騰騰的面孔，雜亂頭發下膚色暗淡的額頭，淺棕黃色皮膚緊緊包裹著沒有定型的頭骨，缺少肌肉和脂肪作為緩沖，大多數人眉骨不甚高，稀疏的淡眉毛下，幾乎是千篇一律的雙眼皮，睫毛少而短，瞳仁缺少光澤，顯露出深度疲倦和缺乏維生素的各種癥狀。

當我們擠成一團，在山腰操場上隨機移動，始終望著空中的眼神充滿狂熱，似乎那飛起又落下的球體并非驗證地心引力學說，而是在展演什么持續很久的神跡。我的確想過把這個時刻轉變成某種事物，保留全部細節，再去探索其中的象征意味：當我們仰起頭望著天空，除了笨拙與天真，還有一種自我消除的激情，似乎那里有看不見的漩渦，是洶涌在我們皮肉下全部熱望的出口。我想起羅伯特·卡帕1937年在西班牙拍過一張照片，當時執行轟炸任務的飛機還很罕見，人們被來自空中的引擎聲吸引，他們在街上停下腳步，抬頭凝視緩緩張開翅膀的死神，步履遲疑，渾然不知下一秒到來的將是毀滅的光和熱。

空襲警報響起。西班牙，畢爾巴鄂，1937年5月。羅伯特·卡帕攝

青春期到來，作為人的一切被時間巨手拉長攤薄，好像隨時會折斷的黏土玩具，唯獨日益固執的頭腦里裝滿了嚴肅想法。有好幾年，我想要隨便皈依點什么。真真假假的人物——從雷鋒日記到武俠小說和世界名著——都能激起我起伏不定潮乎乎濕漉漉的心事，像老在汗的手心。但為什么我遇上那些人物？為什么我遇見的b不是別的人物或什么其他事物？又不過是偶然。

比如特列季亞科夫，蘇聯小說《永遠十九歲》里一個角色，是個普通無奇的男孩子，19歲從軍校畢業，加入炮兵，受傷，住院，愛上一個在醫院里幫忙的姑娘，叫薩沙。很順理成章的情節。書名提供了結局，開頭又強化了這一點，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寫作技巧。要寫一本背景復雜但情節單純的愛情小說，蘇聯作者的選擇很少，當時我不懂這些，單純將年輕人的死視作積極的道德實踐。實際上，特列季亞科夫的父親死于肅反，繼父是工程師，蘇德戰爭后應征入伍，1942年死于哈爾科夫（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全面戰爭進入第二年后，哈爾科夫在中文里已經是常見詞），世界大戰將特列季亞科夫從出身和血統詛咒中解放出來，直到他1944年4月28日死于敖德薩。沒過幾年，我意識到這個故事是《永別了，武器》的蘇聯版本，但兩本書的品味完全不同。從特列季亞科夫那樣嚴肅的死到凱瑟琳·巴克萊毫無意義的死，唯一過渡是一位懺悔的俄羅斯貴族。盡管《復活》里的世界對我來說太遙遠，太十九世紀，聶赫留朵夫——因為他的年齡——也得不到同情，托爾斯泰的宗教感仍然讓人敬畏。在那段時間里，我上了癮似地尋求敬畏和自我犧牲的故事，結果遇見那些理想破滅的版本，于是進退兩難。其實崇高的活法（或死法）與沒有特別意義的活法（或死法）都與我無關，但要是這時有人在背后推一把，我很可能自動跑起來，像足球場上那樣，跟隨一只球，或隨便什么東西，不停地跑下去。顯然，我之所以跑，不是被某個特別理由或目標說服，而是因為我想跑，我需要跑，因為無論身體、意識還是情感，都需要調整釋放，除了內分泌變化，這之中并無特別原因。

盡管營養不良，劇烈運動中吸氣的時候能感覺到肋下皮膚和肌肉深深下陷，似乎要把內臟擠成一張紙，但跑動的神奇在于，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突然大量出汗。我有點害怕，又感到興奮和欣慰，因為從沒有人注意我很少出汗，我自己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上了高中。我一邊跑，一邊體會著不斷涌出的汗水清洗全身，感覺內衣吸收水份后塌下去，貼在背上。

那是個發育的信號。在此之前，我比妹妹還矮。指出這一點的是哥哥的母親，我的大媽（赤土方言稱為“嫲”）。她偶爾回赤土，一手牽著我，一手牽著妹妹，憂心忡忡地說，“天不長，地不揫”，意思是天地一如其是，既不長大，也不縮小。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覺得很新鮮，我無可奈何。她的擔心傳染給了我。我注意到大媽嘴唇是紫色的，身體沉重，若有所思。那時她心衰癥狀已經很嚴重。

1996年8月第一個周末，我騎車從縣城回赤土，快到家時聽說大媽去世，于是推著自行車走完剩下的路。路程太短，只夠想想哥哥此刻的心情，以及大媽做過的一道菜：大頭菜之類的塊莖切成細條，用醬油腌過，呈淺棕色，半透明，脆口，下白粥很有風味。某一年祖父帶我在伯伯家過年，早餐飯桌上必有這道菜。那是我第一次在城市生活，見識了晚期社會主義工業城市衰敗的市容，大媽和伯伯一家窘迫的處境。我和爺爺走后，大媽發病住院，從此沒有恢復健康。

直到20多年后伯伯去世，我還記得那個冬天凍得硬邦邦的柏油馬路，國有企業方方正正的院落，一家連著一家，分布在南北主干道兩側，大院里每一棟長方形建筑的造型、色彩和裝飾細節都彼此相似。這回是我代表全家去省城奔喪。

我在哥哥陪同下重新審視記憶中的建筑，它們空置已久，堆積著21世紀迄今的全部灰塵，墻體、窗戶和大門依舊保留著1990年代初我初見時堅固的印象。那是周圍所剩不多的企業大院了。當年大院內部和大院之間還有灰色地帶，為困難職工和城市貧民提供法律地位含糊的蔽身之所。如今工業用地大多變更用途，開發成住宅小區，有平整的市政道路、行道樹和路燈加以區隔，權屬分明，處處是圍墻和看不見的紅線。這一帶曾給少年時代的我十分真切的異域感，就像乘長途汽車經過一片接一片的陌生風景，在我因暈車而模糊不清的意識里，這些風景總與反復浮現又反復壓制的惡心聯系在一起。

冬天省城空氣中一股燒煤球的酸味。我和哥哥在街心花園遇見一座青銅雕像，一位沒有資格上教科書的地方歷史人物騎著馬，體積巨大。雕像下方有些殘雪，晚上便凍成冰，第二天再變回雪，一凍一化間，夾雜著沙土和煤渣的揚塵趁虛而入，將它們層層染黑。馬蹄下這一小堆黑白相間、形狀不規則的雪，周圍一圈仿佛永久性的黑色水漬，軟化了雕像豪邁的造型與周邊刻板慘淡的環境之間突兀的反差。這種反差本是城市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哥哥閑談時說起雕像挪走了，語氣似乎是青銅馬自行活過來，載乘客去了其他地方。

伯伯葬禮后，我們回大院拍了幾處房子的照片，那是大媽、伯伯和哥哥生活過的地方。我想他們不會再回這里了。職工集資蓋的公寓樓是那天最后一站。大媽生前這棟樓還沒有蓋好，省去了她作為重癥心衰患者上樓下樓的痛苦。伯伯晚年住四樓一套小兩室戶，防盜門外裝了紅色晚報箱，進門是小客廳，廚房安排在客廳朝南的陽臺上。我偶爾住這里，不是通宵看小說，就是通宵看日劇，從不好好睡覺。

大媽去世一年后，伯伯送我一只皮箱和一只名牌石英表，作為考上大學的禮物。帶著這些新鮮行李，我經省城轉車，在伯伯那里住一夜。伯伯一個人住一間紅磚平房，似乎適應了鰥夫生活。那房子本來是倉庫還是禮堂？總之進深很深，大媽生前和伯伯用家具分隔出幾個不同生活區域，靠墻放一柄一米多長的鐵劍。晚上伯伯做飯，我父親陪他喝酒，他在我心目中是很威嚴的中年人，只是廚藝一般。伯伯指著我的飯碗說，不要剩飯。又說，走路挺直腰。這些指示/建議我都照做了，直到今天。

哥哥在上海工作，指派留在省城的發小接替我父親送我上學。第二天哥哥的發小來了，我驚奇地發現是位比我還瘦小的年輕人，然而笑嘻嘻的，一臉很有辦法的樣子。我們告別伯伯和我父親，先坐火車到江邊，再乘船過江。新皮箱底下裝了輪子，卻沒有拉桿，側前方倒有只皮拉環，但只要拉這只拉環，皮箱必定傾倒，所以事實上不能拖著走，只能從后面推，看上去一定很怪異。哥哥的發小攜一只黃色圓柱形編織袋，里面有我的新被子，雖然不重，但被子太大，編織袋只好敞著口，他抱著、舉著、有時扛著編織袋，姿勢別扭，像不自量力的切葉蟻搬運一片過大的樹葉。看到這場景，我想起如果發小和哥哥同齡，當時他們只比我大兩歲而已（正是特列季亞科夫戰死沙場的年紀）。到了學校，自有哥哥別的發小、我的學姐接力，一切安排妥當，又帶我里外走一大圈，熟悉小得可憐的校園。甚至在伯伯死后，哥哥沒有通知別人，趕來為伯伯送行的還是哥哥的兩位發小（其中有當年送我上學的那位）。大嫂后來安排我們吃飯，在座都是膀大腰圓的中年人，我也不例外，但席間聽他們閃爍其詞的談話，忽然有這些人都沒有長大的幻覺，與當年上學時景仰的心情正相反。

大媽去世距我離開赤土只剩一年時間，所有人對此懵然無知。父母去省城奔喪，家里只有祖父和妹妹，安靜得過份。大媽死得太早，活著的人不僅難過，還有點訕訕的，似乎習以為常的假象被打破，真相固然不可避免，但到底難以直視。我們心里清楚，無非是伯伯和大媽的婚姻。伯伯從海軍退伍轉業到省城做會計，大媽遲遲不離開赤土與他團聚，可能有感情、經濟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盡管什么是首要原因看法不一），也不無慣例上的考量。實際上，伯伯和大媽可以分居，直到伯伯退休還鄉。大多數和伯伯經歷類似的同鄉都采取這種做法，但最終大媽還是離開赤土去了省城，接下來十幾年生活得很緊張——主要是心理緊張。

伯伯不吸煙，也不允許大媽吸煙（當年極少有女性吸煙），這只是他們之間許多我聽聞格格不入的地方之一。煙固然可能加重大媽的病情，但一個人的嗜好，無論健康與否，是屬于且僅屬于她/他的少數事物之一。哥哥還是半大孩子時就懂得這個道理。我在省城過完年，臨走前哥哥帶我上街，偷偷買來一條煙塞給大媽。大媽露出同謀式轉瞬即逝的笑，那種淺淺的、抑郁的欣慰令人難忘。她留著她那個年齡城市婦女中常見的短發，穿著說不出什么款式的寬松外套，介于男裝和女裝之間。這便是大媽留給我的全部印象。城里熟人連名帶姓地叫她，而在她以大笑和脾氣善變著稱的赤土，晚一輩子弟叫她“新媽”，一個只屬于她的罕見親昵的稱呼，自我的堂哥和表哥們記事就是如此，以至于如今沒人知道這個稱呼的來由。

她是個被連根拔起的人。我甚至對大媽的父親和弟弟都更熟悉些，因為在赤土常常遇見他們。這個家族有標志性的淡紫膚色，嘴唇發烏，一圈濃密睫毛圍住深黑眼珠，和大媽一樣眼神深邃。他們說話時習慣凝視對方，但注意力并不集中，似乎有些遙遠的心事，不由自主便流露出來，自己卻不明所以。我從小對大媽抱有同情，性質也與此類似，既不知事出何因，也不知何以處置。大媽死后，我們各懷心事，靜寂的氣氛加劇了大家庭將要四散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