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幾十年，世界承平日久，樂觀的人們以為，個人命運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頭看來，在逝去的歲月里，個人命運是隨時代起伏的，個人命運與時代有極強的關聯。在跌宕起伏的大勢中，經濟學家群體經歷了怎樣的生活和個人選擇，他們的經歷和治學與國家時代命運又有著怎樣的交織？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講述中國經濟學家個人成長、治學故事，以及大時代背景下的家國情懷。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口述的第二部分。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關系？

田國強：以史為鑒，知興替，如我在合著《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所描述的那樣，中國近代以來有過三次以國有企業推動工業化，分別在洋務運動時期、抗日戰爭前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計劃經濟，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其原因是它整體上無法從根本上同時解決國企的效率低下、擠壓民企、不利創新及造成社會不公這五大弊端，并且事實勝于雄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大發展主要靠的不是國有經濟，而是非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后者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無論在產值還是就業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將在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發展中發揮主體作用。

的確如此，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經濟主導。早在1994、1995、1996年，我就連續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則主要是向專業學者闡述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討。三篇論文分別是《中國國營企業改革與經濟體制平穩轉軌的方式和步驟——中國經濟改革的三階段論》《中國鄉鎮企業的產權結構及其改革》《內生產權所有制理論與經濟體制的平穩轉型》。在這些研究成果中，我給出了一個在轉型過程中“非規范”經濟環境下，即有限經濟自由、不完善市場環境下的企業產權理論。在該理論框架下，企業所有制及最優產權安排的選擇將依賴于經濟環境的非規范化程度。根據經濟環境的不規范程度的差異，給出不同的最優產權制度安排（民營、集體或國有產權安排）。它表明，只有經濟制度環境得到適當改變，才能有效地變換產權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論證了通過不斷改善經濟制度基本環境的改革，中國經濟制度平穩轉型的三階段論(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合理性。

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營經濟大發展。沒有偏見的人都會把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歸結于黨的領導，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不過改革開放之前也是黨的領導，也有人歸結于政府的主導，但改革開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導，甚至更厲害。所有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們應按照實驗物理學中實驗的基本方法論來談什么是差異因素，還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導致了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后經濟增速的巨大差別。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新因素就是鄧小平松綁放權的經濟自由選擇和市場化的改革，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改革。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包括民營經濟的非國有經濟在就業崗位、產值貢獻方面做出了主要貢獻，在今后的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及其減少地方政府債務方面仍將會起到主要作用，這需要進一步提高經濟領域的自由度和競爭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業進入壁壘、歧視性政策等，同等對待民營經濟。

十九大報告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直接使用民營企業表述，指出“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無疑是抓住了發展的關鍵。民營經濟無論是產值還是就業已經占絕大部分比重，為什么下一步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還是要靠民營經濟呢？創新分為兩種，一種是基礎研究的創新，這個得靠政府、大學。

由于基礎科學創新往往周期長，見效慢，但外部性巨大，從長遠來說，基礎性研究關系到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穩定，要有前瞻性，但這種投入常常是虧本的，逐利的企業一般不愿意去做，這時，政府及大學就需要補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資源去做，所以要靠國家。然而，創新不僅僅是基礎研究創新，還包括應用科技創新。二者一個立足當下，一個立足長遠，不可偏廢，不應對立。

無論是技術還是管理和商務方面的創新基本靠民企，為什么？全世界所有創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發達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其創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在中國可能連5%都不到，如果創新只有5%的可能性，國企敢創新嗎？哪一個國企的領導敢冒這么大的風險去創新，即使他敢，上級主管部門會同意冒這么大的風險嗎？即使廠長經理敢去創新，上級主管部門也不會讓你冒大的風險去創新，因為拿的是國家的錢、老百姓的錢去創新，但是創新95%的可能性是失敗的。并且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中的國企有激勵和動力去創新？這樣，創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擔風險的非國有企業，特別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樣，民營企業哪里有錢哪里賺，甚至是鋌而走險，無論怎樣，失敗了是虧你自己的錢。所以說從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更加要靠民營經濟，能不能讓民企和國企公平競爭，同等地對待呢？

但是，現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諧的論調，與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離，那就是所謂的民營經濟離場論。主要觀點是“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理由是“私營經濟是沒有紀律的，是沒有深謀遠慮的，是不足以應對日趨嚴峻的國際競爭的”。而“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新發展中，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這導致的結果是什么？很多民營企業為了生存，主動向國企靠攏，尋求公私合營。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的結果是什么？是隨后公有制經濟的鐵板一塊，是經濟的激勵扭曲和低效。中國一定不能再折騰回去，重走那條老路。

澎湃新聞：中國有沒有能力重新走向封閉？

田國強：當今世界已經是一個高度融合、社會化生產、國際分工合作的經濟共同體，超越了國家邊界，核心技術創新日新月異，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對方的下懷。難道不是？在當前的貿易摩擦中，對方就是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統一戰線，孤立中國，使之經濟萎縮，逼你退回到自閉狀態，這點想不清楚，后果將十分嚴重。

從內部看也面臨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就是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這一結構轉變不應是靠國家資本主義、靠產業政策來實現，不僅實現不了，并且弄不好會造成外部的反彈，給國際社會否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造成由頭而遏制中國，從而需要通過進一步健全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問題。也就是說，中國需要以更大的改革決心、力度，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時讓政府在維護和服務的基本職能邊界之內更好發揮作用，包括作為“裁判員”的規則維護者作用，而不是作為“運動員”高度嵌入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去。同時，提升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和政府執行力及建立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國家依法治國能力的提升最終離不開三要素：法治、執行力、民主監督。

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我想這次也不應該例外，中國不但不能走向封閉，而且需要以更大的開放決心、力度，積極主動擴大進口、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投資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倒逼國內制度體系改革，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第一、反思以扭曲國內資源配置為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稅率及與民生相關的進口關稅為突破口，匯聚國內外資源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計有所靠、終老有所養、病疾有所醫、住者有所居、求學有所教，這才是廣大民眾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為、有效和有愛的有限政府的應有之責；第二，主動面向國際資本放寬市場準入門檻，倒逼打破國內民營資本的有形無形投資壁壘，促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的形成，減輕外界認為中國是政府主導市場經濟活動的印象；第三，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重點，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和營商環境，激發、培育和保護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推動中國經濟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目前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形成共識了嗎？

田國強：應該說，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了，從黨的決議、政府文件、學者著述、媒體報道等各個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對市場經濟的肯定表述。當然，也不否認存在各種各樣的雜音，這個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理念上和教條主義的原因。一些人常常將經濟學意識形態化和教條主義化，我不否認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但是不應該將其教條化，將經濟學藩籬化。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論斷那樣，現代經濟學主要是為研究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提供理論支撐和方法，是研究市場制度的工具，從而不是區分社會性質的關鍵。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開放，要取得4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家在市場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利益上的原因。市場化的改革，會觸動一些利益團體的既得利益。起始于30多年前的上一輪改革，之所以能很快凝聚起共識、形成改革的勢能和動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積重難返的極端舊體制成為眾矢之的。但由于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現有利益或將改革和改革失誤所導致的問題混為一談而反對市場化改革，其原因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滿足于現狀，認為沒有改革的必要，新一輪改革所面臨的既定利益格局已不那么容易打破，或由于相對地位、名聲下降，或由于自己的東西被改掉反正無法高興，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問題，而對改革產生強烈抵觸和反對，無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識、動力和勇氣。所以，下一步首先當然還是要讓一些掌握話語權的利益階層不反對改革，一方面盡量做到帕累托改進，另一方面還要從理念上影響他們、團結他們。

澎湃新聞：個人在這種局面下，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態面對未來？

田國強：對于我們每個人而言，大環境是外生給定的，大家都是在約束條件下做事情，我們能做的改變非常有限，所以最優的心態就是面對。同時，也不要將自己及其專業的作用想象得無限大，個人是無法解決關鍵性和根本性的問題的。

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理論探討、理性思考和理論創新的重要性當然是自不待言，也是我們作為學者的責任，但是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關鍵和決定性的。如果關系到國家的走向和長治久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沒有確定，再好的理論也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說不定還適得其反，個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當然，也不能完全束手無策、毫無作為，我們作為學者應該為改革鼓與呼，為開放鼓與呼，希望政府能真正能進行深層次的改革開放。

中國古語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航程，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變得異常錯綜復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挑戰空前。如果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場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開放，不埋頭苦干、韜光養晦，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開放，并且這樣的改革一定是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的辯證統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三位一體及其各個層面互動互補的綜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應對，導致平衡充分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當前的中美形勢和國際形勢是危中有機，中國只有很好抓住這次機會通過經貿摩擦倒逼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存異求同、取長補短，而不是過度渲染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差異、過度意識形態化、自我膨脹，才有望讓外界看到共同點，化干戈為玉帛，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為此，當前急需統一思想，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各種思想太多，特別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財政與央行等，都有一些步調不一致的情況，使得下面很多部門方向感缺失。我們要從思想上、方向上進一步統一到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開放上來，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協調，促進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激勵相容，正確處理好目標與過程的關系，才能實現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標及其他任務。

【口述人簡介】

田國強，1956年生，1982年獲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數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機制設計理論之父”赫維茨教授。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1-1992）。2004年起出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編，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編。他所創導的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創新平臺”項目試點，在高層次人才引進和培養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引領了國家“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的建設。

（陳鵬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