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人工智能）新銳巨頭OpenAI的“政變大戲”落幕后，一切仿佛又隨著奧特曼的回歸回到了原點。然而，對于未能成功罷免奧特曼的董事會來說，一切都變了。

在高層地震持續了五天后，OpenAI終于宣布，前CEO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重返公司擔任CEO，云軟件巨頭Salesforce的前聯合首席執行官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將擔任新董事會主席，前美國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將加入新董事會。在舊董事會的四位成員中，只有Quora創始人亞當·德安吉洛（Adam D'Angelo）繼續“留任”。

另外，與奧特曼一起離職的OpenAI前總裁格雷格·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 也將重返公司，盡管作為妥協的條件，奧特曼和布羅克曼暫時不會加入新董事會。有知情人士表示，重組后的OpenAI董事會僅是“初始”董事會，董事會的規模在將來可能會進一步擴張，最終可能達到9人。

目前看來，OpenAI最大股東兼合作伙伴微軟以及其他投資者的代表或許也將進入董事會。在這場風波落幕之前，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就一直公開表示會為奧特曼提供支持，并稱OpenAI的管理方式“很明顯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而在本次的風波中，最核心的疑問也都圍繞著OpenAI的董事會展開。

謎團仍在：究竟是誰主持了對奧特曼的罷免？

奇怪的是，對于罷免奧特曼的真實理由，OpenAI當時的四位董事會成員直到現在都守口如瓶，只在最初聲明中指控“他在與董事會的溝通中并不始終坦誠”，引發了外界的種種猜測。從“AI威脅論”、奧特曼“暴君論”到“溝通失敗論”，直到今天，各種說法都依然層出不窮。

一開始，根據布洛克曼的暗示和一些員工的透露，許多“吃瓜”群眾都以為核心矛盾在于強調AI安全的OpenAI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和推動GPT快速發展的奧特曼之間。蘇茨克維于2015年被OpenAI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從谷歌“挖”到了OpenAI，被認為是OpenAI技術的“靈魂人物”，在公開場合多次表態自己關注AI的潛在危險。

可是，蘇茨克維在風波中途就明確“站隊”到奧特曼一邊，又讓大家將懷疑的視線轉向了現任喬治城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戰略和基礎研究基金主任的海倫·托納（Helen Toner）身上。

有報道稱，在這場“政變大戲”發生的前幾周，奧特曼曾與托納就后者參與的一份研究發生過沖突。在這份名為《解碼意圖：AI和高成本信號（Decoding Inten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stly Signals）》的報告中，包括托納在內的三位作者探討了決策者如何才能可信地揭示和評估AI領域的意圖。這份報告暗示稱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推出削弱了OpenAI在安全開發AI方面的努力，促使其他科技公司都競相推出自己的聊天機器人，并迫使它們“加速或繞過內部對于安全和倫理的審查流程”。

而對于這場風波，托納唯一的公開評論就只有在X上轉發奧特曼回歸公告時寫的一句話：“現在，我們都可以睡一覺了。”

另外，“留任”的德安吉洛也曾被懷疑是主持了這場“政變”的人。作為問答網站Quora的CEO，德安吉洛還曾擔任Facebook的首席技術官，算是舊董事會四人中在商業領域的經驗相當較為豐富的一位，也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警告新興技術的風險。在2018年加入OpenAI時，德安吉洛曾表示，AI研究應當“以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而這點“重要且被低估”。

據外媒報道，有德安吉洛以前的共事者稱他是一位“不擅長溝通的人”，而此前，OpenAI首席運營官布拉德·萊特卡普（Brad Lightcap）曾在奧特曼離開后第二天對員工表示，安全問題并不是董事會罷免奧特曼的主要原因，而要將其歸因于一種“溝通失效”。

與這三位相比，第四位董事會成員、技術企業家塔莎·麥考利（Tasha McCauley）的履歷相對單薄。麥考利是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兼職高級管理科學家，并曾擔任地理空間技術初創公司GeoSim Systems的CEO，在本起風波中一直保持沉默。

AI研究的困境：資本技術主義與長期主義的碰撞

不管罷免奧特曼的真實原因究竟如何，本次風波都表明，作為一家原本致力于為全人類構建安全AI的研究公司，OpenAI并不能妥善應對由技術帶來的巨大成功。在當下的AI熱潮中，OpenAI的困境或許也是成千上萬家AI初創公司所面臨的。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科學專業教授斯圖爾特·羅素（Stuart Russell）表示，OpenAI的創辦人們“意識到了商業沖動可能會導致災難”，而現在，“他們自己屈服于商業沖動”。

有分析指出，OpenAI的這場風波讓更多人注意到在硅谷盛行的兩種思想之間的沖突。其中，一種思想叫做“技術資本主義（techno-capitalism）”，認為只要有充足的風險投資和雄心壯志，任何足夠顛覆性的思想都可以征服全世界。毫無疑問，作為知名初創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前負責人，奧特曼會深受這種主義的影響。

另一種則被稱為“長期主義（long-termism）”，主張一種謹慎的態度，認為今天的決策也必須考慮到遙遠的未來后代的利益。長期主義本質是“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的一個分支，其信奉者追求對地球產生最大的影響，以實現最大程度的善。OpenAI前董事成員托納和麥考利都與有效利他主義運動有聯系。

在資本的推動下，兩種思想體系在OpenAI的內部產生了激烈而突然的對抗。在2015年成立時，OpenAI旨在引領相關研究，安全地構建類似人類的AI。然而，當研究開始轉向大模型后，又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入，導致OpenAI必然走向一種靠“燒錢”來保持業務的模式。

在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下，OpenAI一步步發展成了當下這種由董事會來控制一切的“不可思議”的組織形態。然而，在董事會罷免奧特曼后，隨著員工的集體抗議和微軟等投資者的介入，董事會的權力似乎又不如原先設想的那樣大，也最終使得OpenAI這場幾經反轉的鬧劇成為可能。

和托納以及麥考利一同任職于國際人工智能治理中心（Cent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AI）的哈佛大學哲學系研究員托比·奧德（Toby Ord）表示：“從文件上來看，根據薩姆·奧特曼的表述，董事會擁有權力。然而，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權力都屬于奧特曼本人，還有員工以及微軟。”

奧德也表示，他不知道OpenAI內部的這種緊張局勢最終能否得到解決，但他也不認為還存在其他解決辦法：“可能會有人說是政府，但我沒看到政府采取任何行動。”

“資本主義團隊獲勝”

和具有濃厚學究氣的OpenAI舊董事會相比，很明顯，OpenAI的新董事會成員都有著更加豐富的商業經驗。

其中，泰勒是谷歌地圖（Google Maps）的聯合創始人，曾擔任過Facebook的首席技術官、Salesforce的聯合CEO，也曾是推特（后改名X）的董事會主席。早在OpenAI高層的談判中期，就有不少聲音指出泰勒將加入OpenAI董事會。泰勒在技術圈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通常被視為“高壓情境的調解者”。2022年，作為推特的董事會主席，他在這場將推特以440億美元出售給馬斯克的交易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另一位新加入的薩默斯則是哈佛大學學者，也是彭博電視臺的付費撰稿人和多家初創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對于為何OpenAI會任命一位已經68歲的政界資深人士擔任董事會成員，有外媒表示，這對OpenAI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OpenAI被越來越多地置于聚光燈之下，薩默斯將幫助OpenAI建立與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更好的聯系。

算上德安吉洛，這樣的班底顯然會受到華爾街和硅谷人士的熱烈歡迎。不過，也有分析表達了對于OpenAI董事會缺少多樣性的質疑，等待觀察其將在未來如何擴張。

《紐約時報》資深科技記者凱文·魯斯（Kevin Roose）用一句話形容這個結果：“資本主義團隊獲勝。”美國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則評論稱，無論接下來事態如何發展，這場混亂都可能會影響國會和拜登政府處理人工智能監管的方式。還有外媒指出，OpenAI的這場動蕩會促使投資者思考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所擁有的法律權力，然后發現自己能夠做的事情確實不多。

貝克豪思律師事務所（BakerHostetler）的律師亞歷山大·里德（Alexander Reid）表示，正因為OpenAI是一家非營利組織，在美國，唯一能夠迫使其現任董事會下臺或進行變革的人只有法官或州檢察長。因此，盡管此前有消息稱OpenAI的部分投資者曾考慮就奧特曼被罷免一事起訴董事會，他們將面臨很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