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的困惑和迷惘：情與理、說法與面子

——評《秋菊打官司》

作者：李靜桐

《秋菊打官司》電影海報（圖片來自互聯網）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由張藝謀執導，鞏俐、雷恪生、劉佩琦等主演的農村題材電影，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該片于1992年8月31日上映，并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斬獲11項大獎。影片主要講述了農村婦女秋菊為了討個說法，就村長踢傷丈夫的事情提起復議并最終訴訟的故事。本文將以鄉土中國與法治社會的矛盾和沖突為主要切入點，討論鄉土社會面對法治進程時的迷惘和困惑，追問情、法、理、面子的底層邏輯沖突。

01

引 言

作為“第五代”電影導演的核心人物，張藝謀明白自己的責任，并提出“還原歷史真實”的口號。《秋菊打官司》無疑是一部偉大的電影，在它淡淡的敘述和情節發展中隱含的矛盾狀態令人回味和深思。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小山村，但并未局限于山村之中，鏡頭跟隨著秋菊走出灰蒙蒙的村莊，向縣里、城市里，看見時髦的城里人和熱鬧的大集，展現了農村與城市的分離與割裂。對比顯現，矛盾初生，自有一套運行了百年之久的邏輯的農村社會和受新一套人權邏輯支配影響的法治社會被一場因“犟”而生的官司聯結起來，必然帶來有尷尬和不適，這便折射出復雜的社會文化變革中迷惘的影子們——我們如何尋找看不見、摸不著的、解構與建構的平衡點？

02

情 · 理

影片首先刻畫了秋菊和村長之間顯而易見的矛盾，根源于觀念的沖突，而與此同時，他們又對彼此的行為感到疑惑不解。

（一）他們的困惑

在影片中，秋菊重復了好多次“你是村長，打兩下也沒啥，不能隨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

得到村長王善堂的回答是“踢了就踢了”，這也是秋菊爭口氣的開端，也帶來了后續人物的迷惘。顯然，困惑的不只秋菊一個人，村長同樣很困惑。誰能給個說法？這是秋菊的困惑，她要的其實很簡單，僅僅是村長一句誠懇的道歉罷了，而不是把村長錢票扔在地上或者李公安自掏腰包買點心賠禮，秋菊不明白為什么一級級上訴也不能給她一句明明白白的道歉；吃了官司的村長同樣困惑，“有啥事鄉里解決不了，憑啥到縣里臭我的名聲”，他不理解秋菊的不依不饒，也不理解李公安和嚴局長為什么不直接拒絕秋菊，讓他賠錢，“丟他面子”，更迷惘的是，為什么最后自己要被抓走。即便影片結束，他們的困惑仍然“在場”。

（二）兩種信仰

顯然，秋菊和村長是不同秩序信仰的代表，前者表面是試圖用現有的法律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所遵循的，是自己內心的“理”，這是一種典型的自然法[1]觀念；后者則是舊有的實證法[2]的信奉者，不懂新的法律制度，也沒能完全與秋菊的自然法觀念接軌，他的觀念是從中國的鄉土社會成長起來的，要靠權威來保障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因此村長“死要面子”。村長不僅因為舊法體系中“公家人”的身份獲得了權力和責任，也因為鄉土社會的滋養習得了實證法以外的維護秩序的方式——扔在地上的錢票就可以讓村民灰溜溜地離去——畢竟對村民來說，低個頭，這事兒就完了，沒必要挑戰村里的權威。

但凡涉及相對規范的秩序，就可能與自然法的觀念產生沖突。比如鄉土社會慣常遵循的是一種聽從村長權威的思維，秋菊丈夫就說“他是村長，踢兩下就踢了”，但這又與自然觀念中“動手打人就是不對的，要道歉”有些許矛盾。這種矛盾在村長王善堂的身上體現的很明顯，他的工作處境便是既要作為公家人執行上頭的文件，又要作為鄉土社會的權威穩定秩序，還要遵循秩序外的自然法觀念去救助難產的秋菊母子。由此，片中體現的兩種信仰有所矛盾卻又聯系緊密。

（三）公家的說法

片中公家政府對于村長的說法抱有明確的維護態度。比如李公安理所當然地跟慶來一家說“他是個犟人，又是個村長，你好壞得給些面子”，縣級公安局也是如此，這不是因為個人的偏好，而是因為村長是統治秩序最低一級的載體。讓公家人道歉，其實并不利于當時環境下村務的正常執行，政府保全“村長”的面子，是村長替政府執行公務所必須乃至應當獲得的政治條件。這與蘇力老師在《送法下鄉》中所述一致，“公家的工作”離不開村長的面子。因此，李公安會代替王善堂買點心賠罪，息事寧人。這是舊實體法對于鄉土社會固有秩序習慣的妥協的表現。

但是這同時也體現著鄉土中國里“長老”的瓦解。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長老統治”的鄉土社會已經發生變化，慶來的父親年紀大，但遠沒有村長的影響力，長幼秩序與權力的等號被移除，權威逐漸向公家靠攏。

03

秋菊的官司 · 孝公的難題

在秋菊與村長的沖突之外，從天而降的法律的解決方式又與雙方都不相容，由此產生了三角式的觀念分歧，也讓新法的推行面臨重重阻力。

（一）法律的邏輯

影片中法院和吳律師代表的是法律的邏輯，是一種新實證法[3]秩序。他們是置身事外的，強調程序、注重證據，在習慣了自然法、人情社會和鄉土關系的民眾看來有些冷漠無情。盡管影片中沒有明確地說當時的制度下法律究竟怎么說（這也巧妙地回避了法律專業的問題），但是可以從影片中人物的形式邏輯一窺究竟。比如，《行政訴訟法》解決行政人員與民眾的沖突，要求村長執行法律文件時客氣、有規矩，文件沒說允許打人就不能打人，但這樣的話，村長就沒有理由去管誰家媳婦難產了——這是職責以外的事情。

（二）新時代孝公難題

《秋菊打官司》的時代背景是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期間，城市化進程對傳統農耕文化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農耕文化鄉約制度產生斷層，傳統觀念與現代政策產生沖突，靠不能低頭建立和維持的村權威，在法治推行下受到毀滅性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推行新式的法律制度，潛移默化地傳達法治思想，顯然阻力重重。

《商君書?畫策》中言：“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孝公難題的核心便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新法推行的時間過于緊迫，需要達成內容有效傳達（區別于舊實證法）和權威快速確立（凌駕于自然法）的雙重效果；更重要的是，司法的專業性會帶來與大眾的鴻溝，在執法的過程中可能忽視原有的習慣得到事與愿違的效果。《秋菊打官司》中，一直到縣級公安局的上訴都還只是以秋菊和村長為代表的兩種觀念的沖突，可是當法院和律師介入進來，孝公難題便顯現出來了——作為老百姓的秋菊不理解，只是要個說法，誰叫你抓人了？作為舊秩序下公家人的村長也不理解，打人賠錢不是說好了嗎，抓我做什么，不是按照文件辦事嗎？此時法治的推行面臨著雙重困境，秋菊希望有不打人還愿意無私救人的公家人，村長心中的公家人愿意無私幫助村民，但是也要偶爾依賴暴力手段維護權威，可是法治新秩序給予他們的是客客氣氣的、卻也不會無私救人的公家人——一切都是分明的、客觀的。這不僅僅是法與民的沖突，而是三方力量的博弈。

（三）破碎的人情

“面、命、恩”的倫理觀念和現代文明的法治觀念本來就是相背反的兩件事情，那時候的法律不會在乎秋菊要的是一句道歉，不會在乎村長要能讓他保持權威繼續扎根的面子，更意識不到這兩者的隱晦的沖突，不懂講究個排場禮數的農村社會的結構。翻山越嶺走出山外的秋菊，和同樣翻山越嶺駛進村內的警車，還沒有匯合就已經拉遠了距離了。

村長動用自己的面子救了秋菊的命，反過來也給足了秋菊一家面子，這其實歸功于農村社會中人的關系的自我調節能力，遇到事兒，不假外力，互相給個面子，就結束了，“一笑泯恩仇”。大抵秋菊也這樣想，村長救了我的命，他不計前嫌，其實就是用實際行動道了個歉，兩家都有面子，不是正好？可嘆的是世事洞察如旅社老板，“你這事情在你來說是天大地大，在人家來說是芝麻大”。確實如此，不過一點小糾紛，法院輕輕松松就可以宣判，可是，這讓本來已經相安無事的秋菊和村長都又一次失了面子，在熱熱鬧鬧滿月酒席中無聲恢復的人情轟然破碎了。

04

新城市 · 老村莊

（一）不容的辛酸

影片在嶄新的、發展著的城市和舊時的、自有秩序的村莊之間，通過一個農村婦女的困惑和艱難的上訴，展現了一種城與村不相容的辛酸。秋菊是犟的，認死理的，為了心中想要的“說法”可以拖著沉重的身子不停地上路；可是到了城里又孤立無援，城里人看起來精明的很，知道理兒不是死的，話說好聽點總有人信，就專挑鄉下人騙，拉著秋菊和妹子一路兜風要了六倍的車錢。秋菊和妹子和城市格格不入，不懂城市的構造、生活方式、說話方式。

緩慢移轉的鏡頭里，農村是偏向暖色調的，可城市卻運用了冷色調來處理。灰蒙蒙的村莊里掛著一串串鮮紅的辣子、金黃的玉米，昭示著生活氣息，也是農村人樸素的觀念和相處模式的體現；可城市對于秋菊和妹子來說是復雜的、不可捉摸的，大街上走著時髦的青年和外國游客，整潔而現代化的家，沒人再掛辣子和玉米，連熱烈的紅衣都少見人穿，她倆站在街頭的扎眼和局促讓人莫名心酸。

清潔工阿姨善意地提醒秋菊，換一身衣服，不然一下子還被看出來是“農村來的人”，這急急忙忙地消抹出身痕跡的行為，何嘗不是一整個群體、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所共通的心境。隨后鏡頭一轉，秋菊和妹子走出服裝店，套著正經得過頭、不合時宜的外套，并不能蓋住里頭紅紅綠綠的衣服，也不能蓋住她們與他人氣質不相容的尷尬，恰如農村面見城市時的無措，一舉一動都昭示著城市甩下農村的距離，這也是時代變遷所必須面對的事情。

（二）要命的地方

影片糾葛的開端就是萬慶來罵一句“下輩子斷子絕孫，還抱一窩母雞”，戳了老漢村長的心窩子，于是老漢一生氣，抬腳踢了慶來的命根子，然后秋菊口口聲聲說“不能踢要命的地方”。這要命的地方不僅在乎一個人的，同時也展現著農村的或者說鄉土中國生活圖景。

秋菊跟躺在板車上的慶來說，肚子里這個不知是男是女，萬一踢出個什么毛病可不行，可是法律重視的是慶來肋骨的傷，骨折了氣短，不能勞力，普遍勞動力的損失很要命，這與秋菊眼中的“要命”就產生了錯位，秋菊所說的要命，是要萬家血脈傳承中斷的命，這是最傳統和原始的觀念。就像村長跟媳婦說，你看人家，想生兒子就生兒子。你看你，一撇腿一個女子，一撇腿一個女子，一撇腿還兩女子，你真把我氣死了。在村長看來，秋菊一次次上訪不算本事，生出兒子才是大本事。這種觀念，強調的是原始的生命力，強調的是生兒育女的基本本能。所以我們明白了，秋菊也不是什么自我意識的急先鋒，她上訪的動力并非部分觀者歌頌的“維權反父權”，而恰恰基于對于傳宗接代續香火、萬家不能絕后的堅持。

此外，“要命的地方”不僅是觀念，還是農村的穩態結構。如費孝通先生所述，鄉土社會是阿渡羅式的文化觀，男女關系必須有一種安排，是男女有別的。秋菊沒有自己的姓氏，或者說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姓氏，生出兒子就是她在西溝子村的分工。女性作為傳宗接代的角色存在，不能動她們的肚子、不能動男人的命根子，這種不能斷別人家的香火的共識又保障了農村社會的安定團結，外來強硬的法律邏輯實際破壞了農村穩態結構中“要命的地方”。

（三）溫情的悲愴

影片頗有設計地在同一位置拍攝秋菊每次出門的背影：一條黃土蜿蜒路，兩個上訪莊稼人，一車自種紅辣子，一次又一次緩慢又堅定地遠去。伴隨著秋菊每次蹣跚著腳步和妹子出門，背景音的地方戲碗碗腔都要一唱三疊，有一種民間戲曲的古老余韻。秋菊推著架子車出門，乘坐手扶拖拉機、三輪電動車、公共客車、人力三輪車和公安局長的小汽車走到遠方又回到鄉村。我們跟著她看到了城市與鄉村的隔膜，看到了法律與人情的疏離，看到了山川、風俗和童年，那是歷經的過往，也是我們記憶中的來處。攝影機靜靜地只是記錄，我們靜靜地只是觀看，卻好像回到了從前，于是此時、此地、此人、此境忽有一種溫情的悲愴。

從前的日子過得慢，車馬都慢，人與人的相處也慢慢的。兩家人有了矛盾，該吵架吵架，也不會忘記世世代代的感情基礎和最淳樸善良的禮性；表面上罵爹罵娘，內心里卻也還保留著鄉親間的聯結。“進來烤火吧”，把身體烤暖和了，我們再掰扯掰扯到底誰在理；小孩降生了，大家伙還是可以坐在一起掰饃圈吃。襁褓中新生的嬰兒可以消弭一切仇恨，安定團結都與生命聯系在一起，可以說，鄉土社會保留著我們民族人情味最濃的部分。

可是現代社會的法律曾把理性的推理演化到了一種極致，帶著自己的一套邏輯飛奔來、疾馳去，為自己口中的正義奔走，卻未真正關注到秋菊們的訴求，苦心經營的一套程式會讓那個鄉土里的中國人去樓空，一去不返。或許法律要放下一些高高的、理性的架子，聽一聽秋菊們要的究竟是什么，不要以一種家長式的姿態打破民眾固有的人情聯系，至少要先聽懂她們——別讓鄉土中國在陌生的秩序下四散而了無蹤跡。

05

無 言

影片終結，畫面定格，落寞卻不散。失焦的眼睛，不解的神情，從微張的嘴唇緩緩吐露迷惘的氣。不返的鄉土中國，解構的鄉鄰社會，都好像在無所適從中輕輕唱著古老的西北歌謠：“唉，走咧。”

【注釋】

[1] 自然法通常指的是關于正義的基本的、終極的原則的集合，比如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影片中秋菊堅持的“認錯要道歉”的想法是自然法觀念之一，可以說秋菊是本片中自然法的代表。

[2] 此處的舊實證法指的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所有的秩序。公家人的權威來自上級，但維護權威又依賴在村中的地位，同時要求公家人有“雷鋒式”的行為方式，不管上班下班都要為人民服務。

[3] 改革開放后新實證法逐漸代替舊實證法，也即，新的完整的、更理性的法律秩序要代替鄉土社會留存的、不夠嚴謹但充滿人情的秩序。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蘇力：《送法下鄉》，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3] 凌斌：《村長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政治與法律評論》，2010年第1期，第184-210頁。

(本文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題片及紀錄片創作》2023年度期末作業，獲得“新青年電影夜航船2023年優秀影視評論”）

新青年電影夜航船

本期編輯 | 孫雁南

圖片來源于網絡

原標題：《銳評 | 李靜桐：《秋菊打官司》：情與理、說法與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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