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幾十年，世界承平日久，樂觀的人們以為，個人命運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頭看來，在逝去的歲月里，個人命運是隨時代起伏的，個人命運與時代有極強的關聯。在跌宕起伏的大勢中，經濟學家群體經歷了怎樣的生活和個人選擇，他們的經歷和治學與國家時代命運又有著怎樣的交織？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講述中國經濟學家個人成長、治學故事，以及大時代背景下的家國情懷。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口述的第一部分。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縣。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以文為生，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比較窮了，父親只讀了幾年書，小學沒有畢業就給別人幫工去了。父親是家中長子，人很聰明，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幾十年后講給我們子女們聽時，人名和情節都記得非常清楚。京山縣是山區，是抗日根據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殺害后，父親為報父仇于1939年初參加了李先念的新四軍五師，1949年作為首批南下工作隊到了湖北省公安縣。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長大。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的課程斷斷續續。由于父親在解放戰爭初期的中原戰爭突圍中受重傷掉過隊，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了，我們家開始受人歧視，我也自那時起開始變得懂事起來。

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為什么學習課程對我來說越來越容易，什么東西一學就懂，特別是數理化。從初二起，學習成績就一直名列年級前茅。在初中畢業以后，由于父親的原因，我不能讀高中。當時我三叔在河北省冀縣下面的一個公社高中教書，他1949年參加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建國后被保送上大學，是河北大學畢業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開除黨籍，勞動幾年后不能回原單位林業部，被分到河北省冀縣中學教書，“文革”期間又被弄到下面公社的高中教書，是一個好書如命、一天到晚書不離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還準許三叔教書。當時我不能讀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讀了半年書，然后通過轉學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縣讀高中。在高中時，我很幸運地趕上1971年至19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們那一屆的高中生學到了一些東西，77屆和78屆大學生相當部分就是那幾年的高中生。

1974年我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進工廠，但不可能進大學，另外一種是下鄉，然后可能被推薦上大學。我當時的愿望是進大學。我從小動手能力強，喜歡拆修機電一類的東西，對物理特別感興趣，我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所以我選擇了下鄉，總共在農村呆了兩年零九個月。我是1974年7月下鄉的，頭幾個月我感覺日子很難過。由于父親被打倒，對今后能否上大學完全沒有底，感覺前途非常渺茫。后來慢慢結交了一些朋友，開始習慣了農村的生活。

在鄉下的近三年中，我當過知青隊長，工作組成員。我干活很賣力，好勝心強，不太會偷懶。農村的生活異常艱苦，一年勞動362天，只有3天春節放假的時間，每天工作至少10個小時，農忙雙搶時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平均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我們知青由于有國家補貼，還吃得飽飯，盡管沒有葷吃，我曾經半年以上沒有吃過肉和雞蛋，但許多農民卻吃不飽，很貧窮。下鄉期間我和許多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國當教授以后，直到前些年,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回到我下鄉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農民朋友。

下鄉的經歷還讓我學會了一種本事：我現在做調查的時候，只需三、五分鐘，就能同陌生的農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談得很融洽。總的來說，在鄉下的這一段知青歲月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精神，增強了自己的體質，也使得我了解了社會的最底層，知道了生活的艱辛，農民生活的貧窮。由此增強了我們這一代對社會“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責任感。我總覺得自己有一種社會道義，要替農民說話，希望人民富裕、國家強大。

當時我雖然有讀大學的理想，但是要實現這一理想困難很大。1976年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取決于你是否根正苗紅。那年更是“左”得徹底，對所招工農兵大學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隊來隊去，社來社去，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一個人如果是從生產隊(或公社)進大學的話，最后還是要回到生產隊(或公社)去。由于這個政策，當時許多家庭有背景的都沒有申請上大學，倒給了我這樣一心要上大學的機會。我當時想：即使上大學后讓我回農村，我也愿意。我覺得即使種田也需要科學知識，知識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況且說不定今后形勢還會發生變化呢。父親那時還沒有平反，對我能上大學的事不看好，但母親對我想上大學的愿望非常支持。母親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說了多少好話。但讓我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學是很難實現的事。當時的公社黨委書記是父親原來的下級、母親的同事，加上我下鄉的表現也很不錯，于是大隊、公社同意推薦我上大學，沒有想到最后批下來的卻是中專——湖北水利電力學校。后來那個學校不知怎么回事卻又不招生了，連中專也上不成了。

事情本來已經過去了，我對上大學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沒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個月以后，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的老校長朱九思決定招師資班。朱校長是武漢大學英語系大學生，抗戰時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長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氣魄，一生獻給教育事業的教育家。

剛打倒“四人幫”不久，他就洞察到一個新的時代將會在中國出現，認識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將華中工學院辦成中國，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學。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攬人才和培養師資。華中科技大學現在許多教學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長親自過問下一個個調進學校的。招師資班就是他當時的一個舉措。當年華中工學院特招了數學、物理、機械、電力和政治五個師資班。并且不像73年以后招工農兵大學生不用考試，在全國恢復高考之前，朱校長又首先想到讓華中工學院出試卷對推薦進師資班的知青進行數學和語文兩門考試。

在此之前母親帶著我去見縣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長，他很同情我沒有入學的處境。正好有這個機會，潘局長便向華中工學院招生的人推薦了我。時間很緊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復習了一天就參加了考試，結果數學考了滿分，語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親的原因，華中工學院去招生的老師開始不想要我，潘局長對他說，就只有他了，我們不推薦其他人選。于是招生老師將情況上報學校，經學院黨委集體討論同意后，我終于被招進了華中工學院物理師資班。接到入學錄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歲的生日，這是我在求學路上，歷經坎坷所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運的轉折點。入校后沒有多久，學校可能認為我數學好，又將我轉到數學系學習，工農兵學員1980年畢業后，又于當年考上本校的應用數學專業的研究生。

我的父親、母親

感恩是上財經院的院訓之一，我經常對同學們說感恩先從感激父母開始。我尤其感激父母親對我的養育之恩、教誨和關懷。從小，父親就教導我要做一個正直、擔當、誠實、上進、愛祖國、愛民族、有作為的人。自從我成人以來，父親對我的期望就一直非常高，只要和我談話，就教誨我要愛國、上進，繼續努力，做出更大成績，直到他2001年12月以83歲高齡去世的前兩天還是如此。

我父親后來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在他去世前五年中，我知道和我父親見面的機會見一次就會少一次，我每年必然要回去兩三次看望父母親，每個星期都要打好幾次越洋電話。父親有很大讓兒子養老送終的情節，在1983年送我遠渡重洋時就很感慨地對我說，我不可能給他送終了。結果這一次的預言在他作為軍人出身的強悍與視死如歸的決心和堅強意志力安排下又一次被打破了，讓我至今感到震撼和敬佩。父親在2001年去世前由于腿摔斷已臥床兩年，身體變得很虛弱，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2001年11月底時，他又一次感冒了。當他得知我12月初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作為竺可楨短期講座教授講學一星期后回家探望他時，他可能預感到錯過了這次機會，我就沒有這么巧在家給他送終了。于是從我在浙大講學時起，父親就開始拒絕進食，拒絕打營養吊針，拒絕吃藥，每天只喝一點糖水度命。我于12月12日趕回家四天后，他就安祥地暝目而去了。父親這一切默默的安排終于讓我為他送了終。父親直到去世的前半小時，頭腦還非常清楚，這使我非常感慨，人的生命真的是那么脆弱，短短的半個小時，就讓我和父親成為兩個世界的人。

父親去世后，當地父母官、許多單位和個人都來悼念和送花圈，喪事辦得非常隆重。許多人對我說，父親是一個大好人。父親曾在上世紀60年代初發生的大饑荒年代里，冒著被撤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險，堅持真理，如實向上級反映農民的糧食將盡這一事實。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兩個工作隊來核查，是作了兩手準備，如反映不實就準備將其逮捕，最后從廁所農民的大便中沒有發現任何糧食殘余而全部是蔬菜殘余之后才相信父親的話，他所管轄的一方沒有一個人餓死，當地農民異常感激，而旁邊的一個區就餓死了好幾千人。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特別是研究中國改革，一直勇于談出自己真實的觀點和看法，大膽直言，在這方面受到家庭熏陶和父親很大的影響。由于父親為人正派、從不搞歪門邪道，大饑荒年代讓一方人免于餓死，他在文革動亂中，得到了許多人的保護，基本上沒有受過體罰一類的苦。父親一輩子也是經歷坎坷，小時家庭貧寒不能多讀書，不到20歲喪父，在戰爭中出生入死、多次負傷，全身上下都是傷疤，受重傷掉隊，不掉隊也許早已當上將軍，文革時又遭迫害。父親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

母親在對子女的教育和培養方面很有眼光，對子女非常關心和呵護。讓我終生難忘的是：母親為我上大學的事，從縣城坐車后再在大雨中步行三、四十里路趕到我下鄉所在的公社。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手劃破了，流了許多血，見面了還安慰我說：我這出血見紅是你要走好運的兆頭，表示你能上大學。在我念高中時，我家整天同學、朋友來往不斷，就像是一個旅館、飯店。那時，我父親的工資減少到只拿基本生活費，家庭生活比較困難，母親異常地節省，但對我們子女的同學和朋友還是熱情地接待，沒有怨言。

海外求學經歷

我1983年1月底來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是經濟系收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當時學校早已開學，落下了博士生的大半年課程，加上自己現代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等于零，英文單詞大概認識800個左右，英語基本上是聽不懂，困難可想而知。現代經濟學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在國內研究生階段學的主要是計量經濟學、數理統計，及運籌學方面的東西。對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幾乎沒有什么了解。但幾個月后，我就基本上沒有困難了。因為別人的困難是學經濟學時遇到一個數學公式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而我當時的困難卻不同，由于數理基礎強，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經濟學基礎差，需要抓緊時間去惡補。我首先花了兩個星期就把范里安 (Varian.H.R) 的《微觀經濟分析》自學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我的聽力很差，聽不太懂教授講的課，但是我的自學能力很強，這是考研究生時候鍛煉出來的，主要靠向同學借筆記學習和自己看論文。我的許多課程就是這樣通過自學完成的，畢業時，我所有課程成績都是A。

英語差對我的學習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由于我沒有通過英語考試，學校就讓我邊上專業課邊去學英語。當時我的英語口語幾乎等于零，和奇普曼（John S. Chipman）教授一談話，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為我的英語根本沒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給我研究獎學金讓我過去的。當時奇普曼只好讓我做一些核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我看了數據就頭痛，費時間，且學不到東西。我想，這多半是一個對我失望的信號。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兆頭，說不定一年以后停止我的獎學金，我必須改變我自己的命運。

于是我就問奇普曼：你有什么文章能給我看。花了一個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說我有一些想法想與他討論，我一說出來他就兩眼發亮。然后我又花了一個月把這篇文章寫了出來。這時，我剛到美國才2個月左右，這篇文章是關于線性開支函數估計問題的。這個問題現在還很難，難度是其誤差項的方差距陣是奇異的，有很多種估計方法，就是沒有一個精確估計的完美答案。后來奇普曼對系里的一位美籍華人教授說，田國強真的不錯！從此奇普曼不再讓我弄數據了，即使暑假也給我提供獎學金，和他一起寫論文，到我畢業時，我一共和他寫了5篇論文，后來都發表在經濟學期刊和論文集中了。我發現有時候命運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當你遇到困難，別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時，那么你能不能補短揚長，堅韌不拔，自己擺脫困境，找到一個突破點，來證明你自己呢？

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的博士資格考試非常難，一年之后幾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學生。主要是要求通過四門課程的博士資格考試來淘汰學生。一年學時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系列課程是必須考的博士資格課程，還要自選兩門一年學時的專業系列課程作為博士資格考試課程。好的學生按正常進度一般也要兩年才能通過四門課的資格考試，有些學生三、四年后還沒有通過所有資格考試。只有通過了四門課程的博士資格考試才能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除此，還要上另外兩個一年學時的專業系列課程及其他博士課程。然后是博士論文的選題，博士論文題目答辨，寫作博士論文，到最后博士論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學位。

盡管如此，幾個月之后，我自學補上了落下的所有課程，成為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自己也變得雄心萬丈，起初想一下子將四門課程博士資格考試全部通過。為此，我復印了同學借給我的所有課程筆記，閱讀了授課老師所指定的大量論文，反復練習當時十年來的所有資格考試試題。最后為了有把握，同時也在一些學長的勸告下，我放棄了兩門，在1983年夏天首先通過了自認為有把握的微觀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兩門資格考試，然后過了半年通過了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兩門課程的資格考試。這樣，來到美國短短一年之后，我成為了博士候選人。之后我開始選修資格考試以外的其他系列課程，有時注冊，有時為了省錢自己去聽而不注冊。我感到非常幸運能在名師云集的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學習，使得自己進步快速。在經濟系學習的同時，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時間去數學系旁聽為數學博士生開的課，為今后的高深研究打好數理基礎。

1984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課程，秋季開始做博士論文的選題工作。在國內我是在林少宮教授的指導下做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本來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寫我的博士論文，其風險很小，因為到那時為止，我已經與他合寫了3篇論文，完全可以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一部份。但是，赫維茨（Leonid Hurwicz）教授的經濟機制理論這門課引發了我的強烈興趣。激勵機制設計理論是專門研究一個經濟制度或企業組織中個人理性與社會目標或委托人目標是否及如何讓它們激勵兼容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一些結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和經濟改革當中去，現在回頭看，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還遠未成熟和完善，但由于搞對了激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于是我就決定選經濟機制理論的開創者赫維茨作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在赫維茨指導我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從他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例如考慮問題的方法和角度，寫文章的簡潔和嚴謹性。論文第一章的初稿是1984年底完成的。赫維茨在一個星期后將論文交還給我，他把我的論文看得非常仔細，論文上寫得密密麻麻。赫維茨告訴我寫論文一定要直接了當，不要故弄玄虛，不通常見的術語要給出定義，新定義還要適當作經濟含義方面的解釋，思維要連貫，文字要簡單，證明要嚴謹，還指出了論文引理中一個錯誤。我回到辦公室后，坐在書桌前細讀在文稿上的修改與質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榮幸能在這么一位經濟學界泰斗的親自指導和教誨下學習，讓我學到了許多終身受用的東西，使我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用了四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但其實在前兩年多的時間內我就完成了論文，此后兩年主要是旁聽各種學術講座和翻閱大量經濟學方面的論文。

我個人興趣比較廣泛，除了自己的專業研究外，最喜歡的就是看閑書，喜歡看各類經典的書籍，來到美國后，對時政、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書籍報刊開始感興趣，以前在國內念數學時對這方面的東西卻沒有太多的涉獵。在那時，我也開始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其根源就是1983年初到美國帶給我兩個強烈的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個國家原來可以這么富有！痛苦的是，為什么我們中國人這么勤勞卻那么貧窮？震撼與痛苦所引發的思考成為了我人生轉折的關鍵。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之大原因何在？有人歸結于科學技術，歸結于“李約瑟之謎”。但我通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長治久安必須高度重視的，至此我更加堅定了自己從自然科學（物理、數學）向社會科學及其經濟學學科進行學習研究的學科轉向。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結合國外各種經濟、社會模式思考一些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中國體制轉型的制度性問題。也經常和雷鼎鳴學長及許多中國留學生一起探討、爭論中國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探測前景。在明尼蘇達的最后兩年，我閱覽了許多非經濟學書籍。明尼蘇達大學有一個藏書很多的東亞圖書館，藏有中國歷代直至現代的許多經典書籍，其中許多書在國內無法看到，我差不多每個下午都呆在那里，將館里幾乎每一本書都翻遍了，翻閱了許多傳記、史記、名人回憶錄、年代久遠的期刊雜志，如《新青年》，讓我通過這些前輩們的文字和傳記，讓我了解他們是如何憂國憂民的。這些書籍對開闊我的眼界和幫助我思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古人管仲說得好：“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他告訴我們，如果現實生活使人困惑，就應看看古人，如果想預知未來，就應該讀讀歷史。

除此之外，在明尼蘇達的時候，我還有兩大業余愛好，釣魚和修汽車。釣魚需要蚯蚓，不想花錢買蚯蚓就需要自己挖，但挖既會破壞草坪，又費時、費力，怎么辦呢？我后來發明了一個不用挖就能捉到許多蚯蚓的好辦法。這就是，在草坪上澆幾分鐘的水，蚯蚓就會自己從地里面爬出來，你只需去撿就可以了。我為什么會想到這個方法呢？是實踐出真知，其原因是在我下鄉時經常看到下大雨時許多蚯蚓從地里面爬出來，在泥路上和草地上爬。不過，這個方法只能在同一塊草坪上用一次，因為這種方法會將草坪下的所有的蚯蚓一網打盡，一年之內都不會再有了。明尼蘇達州的湖泊很多，湖中有很多魚，我在一個魚線上放好幾口釣魚鉤，曾經在兩個小時釣到近百條小魚。自己釣的魚吃不完，就送給其他留學生。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留學生很少買汽車。去美國一年后，我花了350美元買了一輛舊汽車，差不多是最早買汽車的中國留學生之一。可是車買后學開車不到一個月，還沒有拿到駕照就壞了，送到修車的地方一檢查，說是汽化器壞了，要300美元的修理費。我想，我買車才花了350元，修車就要300美元，不修理了。拖回去后，找了一本修車的書看。那時對汽車一竅不通，許多汽車零件和部位連名字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汽化器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花了兩個星期反復琢磨，才大致明白它的原理和結構。又花了一個星期動手將車修好。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慢慢地變成了業余愛好，成為修車、買車專家。

我曾經將我自己的汽車差不多整個拆開，又裝上去。在明尼蘇達大學時，曾幫過許多中國留學生買舊車和修車。當教授后，由于時間太忙，修車的機會成本太高，沒有再自己動手修車，也很少釣魚了，但卻增加了另外兩個興趣：玩21點和炒股，同時還從中獲得一些心得。這兩個興趣都具有賠錢的風險性，需要較高的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還需要將自己所學知識綜合而又靈活地運用到其中。玩21點需要將數學(特別是概率論)、心理學、邏輯學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此，我還寫過一篇關于如何玩21點的心得體會小文章。炒股需要將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經濟數據及突發事件有機地結合起來。自2004年到上海財經大學進行經濟學教育及其改革后，所有這些興趣都放棄了。

海外教學經歷

1987年5月我的博士論文進行了最后答辨，答辨委員會由五位教授組成，除了赫維茨和奇普曼教授外，還有威克特（Marcel Richter）和喬丹（J. S. Jordan）兩位經濟系的教授，另外一位是數學系的系主任溫貝格(Hens F. Weinberger) 教授。經過兩個小時的答辨，五位教授一致同意授予我博士學位。我終于拿到了博士學位。古人講，“三十而立”，我卻三十一歲才立，比古人講的晚了一年。我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這個獎當時每年在美國只評選25名，只給經濟學和數學前25名學校的博士候選人。其他學校的學生，即使你有資格也不給你，很難拿到。

1987年7月底我來到了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經濟系當“終身軌”(tenure track)助理教授。在美國當大學助理教授有兩種類型：“終身軌”和“非終身軌”。終身軌是拿到終身教職的必要條件，相當于“正式工”，而非終身軌相當于“臨時工”或“合同工”，無論工作多長，都不可能轉正。在美國研究型大學，一般要花6-7年的時間才能拿到具有終身教職的副教授，一般要12-15年，才能由助理教授成為正教授。期間，必需要發一定數量的論文，且要有幾篇發表在國際頂尖或領域頂尖期刊上高質量的文章，搞好教學，參與系里一些事務性工作。我所在的系三分之二的助教授拿不到終身教職，最終只能走人。要拿正教授，需要繼續努力發文章，在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我只用了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就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并拿到了終身教職，這樣短的時間內獲得終身教職，在得州農工大學是很少見的。

1990年時，系里評終身教職的工作早在5、6月份開始，10月份就結束了。11月時，當系里得知有其它學校對我有興趣時，擔心我離開，立即采取緊急特別措施，通常要至少花費半年時間的終身教職審批過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個過程包括本人提交自我鑒定報告，找校外5-10名教授寫評審鑒定信，組成評審委員會擬寫評審報告，提交給系里具有終身教職的教授們討論，系主任擬寫綜合全系的討論報告并給出自己的推薦意見，提交給文學院學術委員會討論，文學院院長審批，校教務長批準。按照美國研究型大學的通常做法，校外評審人都是著名教授，大多是所在研究領域的權威，比如在我提升的過程中就有馬斯金(Eric Maskin)和拉豐 (Jean-Jacques Laffont)給我寫過推薦信。馬斯金和拉豐在國際上赫赫有名，馬斯金2007年與赫維茨、邁爾森（Roger Myerson）一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拉豐不過世也應該和梯若爾（Jean Tirol）一道獲獎。在11月底的時候，系主任通知我，我的終身教職已由教務長批準了。至此就基本上沒有問題了，剩下的只是走過場，需要校長和校董事會過目，最后由校長發聘書，像其他申請拿終身教職的人一樣，1991年秋季正式生效。再過了4年，1995年我又被破格提升為正教授，這年我39歲，在美國經濟學界這個年紀成為正教授是比較早的。在8年時間內拿到正教授，當時在學校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在我奮斗拿終身教職、升教授的那些年中，我寫論文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一年能寫近10篇文章。那時，系主任說我是寫文章的生產機器。其實，寫文章做研究并不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在讀大學的時候，我以為要打好非常堅實的基礎，才能做研究。其實不完全是這么一回事。有堅實的基礎當然好，但問題是你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出成果。為了加快出成果的速度，應該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研究中學習新東西和新技巧，不斷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只有這樣，才具有針對性，才學得快，記得牢，且學的東西都是你最需要的。除了必要的基礎，讀論文要從最新的論文讀起，最好是從未發表的論文(working paper)看起，這樣你一下就能達到了研究的最前沿，已發表的文章至少兩、三年前就已寫出，更新的結果可能已經被別人做出來了。每篇文章后面都有相關的文獻，可從里面找出與論文主題非常相關的那些論文學習，從這些論文中又可找出更早的論文，這樣便可在短短的兩、三個月時間，對你有興趣的研究領域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另外，讀論文，一定要帶著問題去讀。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完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它改進的地方，比如它的假設太強，結論不符合實際，或模型太復雜等。即使文章本身沒有太大改進的地方，結果很有新意，理論很新，但是否可把其中的思想，想法借鑒到其他領域中去，從而對其他領域作出貢獻呢？

一般來說在國外發表論文很難，非常具有競爭性，從寫出文章到正式發表的周期很長，一般來說要兩到三年，有時甚至要拖五、六年才能發表。由于我的多產，在1989-1993年世界經濟學家在國際知名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和論文引用次數的排名中，列第247位，居華人經濟學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論文發表列第282位，居華人經濟學家排名第4位，按論文引用次數，列為504，據華人經濟學家第4位。被最近出版的《Who is Who in Economics》收列為世界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海外引才計劃

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如果沒有這關鍵一步，中國時至今日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是難以想象的。

對于我個人而言，我在繼續做國際原創性理論研究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及其平穩制度轉型。2014年，我與我的研究助手一道將過去所做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匯編出版學術專著《中國改革：歷史、邏輯與未來》，在2015年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這一專著采用現代經濟學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特別是機制設計理論中信息效率和激勵相容的核心特征，系統化分析了中國改革路徑的演化、內在邏輯和未來。在這本專著中，理論、歷史和統計分析得到一個充分的結合，與此同時，在對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約束進行深入的考察之后，這本書對中國改革的政策建議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使得我們的專著區別于其他零碎的以及泛泛而談的作品。這一專著進行了系統地理論分析、政策討論和事實考察，它的重要性在于為不同領域的讀者提供了關于中國改革的內在邏輯以及對改革中困難、挑戰以及前景的各種不同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在經濟學科和中國經濟改革和增長的分析中獨具特色。

除了聚焦制度平穩轉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近20年來我一直努力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為國引才儲才育才，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現代經濟體系這方面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其實，教育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其關鍵就是去行政化，不能管得太死，而應該讓各個學校真正發揮主觀能動性。2003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開啟了成規模柔性引進海外高層次經濟學人的先河，我與其他27位海外學有所成的華人教授一道受聘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特聘教授，給本科和博士生開始一門門完整的現代經濟學課程，這一舉措當時受到了社會、媒體和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不過，這還不是大規模全職引進海外經濟學高層次人才的舉動，而我的期待是將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優質人才大批全職地引進回國，這樣的機會很快來到了。2004年，上海財經大學以經濟學院為試點面向全球招聘院長，希望聘請活躍在世界學術舞臺上的海外華裔學者來擔綱革新重任，他們向我發出邀請。“‘田老師，我們把你請來，不是希望你早上8點鐘上班，下午5點鐘下班，這種人我們多的是，我們希望你過來，能幫我們把學科建設做起來，幫我們引進一些人才。’”上海財經大學時任校長談敏教授的一番語重心長的話，讓我覺得上海財大是一個能做事的地方。

于是，在學校開明領導層的支持下，我于2004年7月12日走馬上任經濟學院院長，“求實創新，打造一流”的就職演說，給出了如何服務國家急需、打造一流學科、追求長遠卓越的愿景目標、戰略、方針和六大舉措以及我的雄心壯志。不過，許多老師當時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因為當時的上海財經大學在國內沒有什么名氣，上財經濟學院更是不咋樣，即使在學校也只是處于中偏下的位置，而我的想法是，如我向時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的樓繼偉引用毛澤東的話時說：“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還記得第一天到上海財經大學任職，學校旁邊一個街道正在改造，當我3個月后再路過這個地方的時候，改造已經竣工，變成了一條休閑美食街，一問是民營企業投資開發的。我不禁感慨民營企業和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祖國大地到處都是工地，經濟發展一片欣欣向榮。在這種充滿發展活動的經濟社會環境下，海外人才回國發展大有可為。中國正處于一個需要海歸的時代，也是一個成就海歸的時代。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需要與世界接軌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當前國內杰出人才匱乏的情況下，海外留學人才群體是一個巨大的高層次人才庫。海外人才也普遍感受到了國家的積極召喚，感受到了國家發展中個人自身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

在高等教育引才方面，我一直覺得與其零零碎碎地引進海歸，讓他們迅速被同化、無暇做研究，還不如一次性引進一批新鮮血液，很快形成團隊規模，配套以先進的學術機制，給年輕學者充分的舞臺和空間。就像建三峽水電站對長江截流一樣，一小塊一小塊石頭地扔下去是不可能有效截流的。所以，我走馬上任的一個星期內就親自起草了一份經濟學院三年振興計劃，給出了如何求實創新，打造一流的具體規劃和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舉措就是提出一年引進10個、三年引進30個海歸博士的人才引進計劃，而當時接任院長，學校給我的任務和要求是三年僅僅引進3個海外博士。同時，我專門向時任校長談敏教授和時任分管人事的校領導要了一個在國際經濟學家招聘市場方面的特殊政策：只要學院給人助教授offer，學校就一定要認可，得到了他們的同意和鼎力支持。如果按照國內通常規定，在國際人才市場上招人也是如此，由于國際人才市場競爭激烈，要等到學校人事處和分管校領導批準，黃花菜都涼了，無法招到好的人才。就這么一個特殊政策，我們當年就招到10個海歸。經過這10多年的招聘，動態引進了100多位，其成效和成績是全世界經濟學界皆知的，我們的國際化和由此所取得成績是我們學校讓外界真正佩服的最大亮點，上財的國際化有今天如此大的成效，談敏和時任分管人事的校領導是最大的功臣。所以，讓我充分地堅信，一個領導的格局、眼光、胸懷、擔當、使命責任感及其目標決定了一個單位的事業大小和成功與否，如果沒有這些，不可能為單位，為下屬分憂解愁，只唯上，不唯實，不可能有什么大的開拓和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就這樣成為了國內高校最早開始依托美國經濟學會年會這一國際公認的經濟學家人才市場招聘渠道，進行大規模、成建制地引進海歸優秀人才的大學，發展到目前每年已經有超過50所的國內高校參會招聘，其中很多是直接按照我們的招聘程序和做法在做。當然，我們的經濟學教育改革不僅僅是引人人才，而是一個聚一流師資、匯一流學生、設一流課程、育一流人才、做一流研究、臻一流治理、創一流學科、建一流學院的打造方略，為此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創新、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治理的工作方針。

為此，我隨后向學校提出來一系列全方面綜合治理打造世界一流經濟學科的改革建議和舉措，比如在當時就給新招到的海歸博士每人一間辦公室，這樣的魄力和舉措當時幾乎沒有一個高校這樣做，同時在國內開先河建立了常任軌（tenure track）制度，對本科和研究生及博士課程進行大力度改革，如加強數理基礎，開設碩博連讀項目，給所有的博士生開設《資本論》必修課等等。談敏校長、時任分管人事的校領導及分管教學的孫錚副校長排除了各種困難和阻礙，對我們經濟學院的改革治理和學科建設給予了極大支持。可以說，我那時雖然非常勞累，但由于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推進和不斷取得的改革成效，讓我充滿活力和激情，對工作感到無比快樂，開心和自豪，且充滿信心。

經濟學關涉社會經濟治理，事關政策、決策走勢，特別是隨著中國正在經歷由大國到強國的轉型，無疑對高校經濟學研究所能貢獻的知識成果的水平和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基礎性、原創性研究以搶占國際學術話語權，同時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重大需求，我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既抓追求世界一流長遠卓越的原創性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非常注重服務國家社會解決現實問題方面的研究，兩手抓兩手都硬。通過“常任軌”國際期刊目錄的導引和六年“非升即走”的長周期、高質量導向考核機制約束，2005年以來上海財大經濟學院教師已經在這類國際頂尖和知名經濟學期刊發表署名機構論文300多篇，這些原創性研究成果多見于與Science、Nature齊名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PNAS）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國際頂級和一流經濟學期刊。在國內高校中率先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五大國際頂尖經濟學期刊論文發表“大滿貫”紀錄，不僅對經濟學作出了原創性貢獻，許多也是基于中國經濟實踐提煉的研究成果，用國際通行語言來講好中國故事。

與此同時，我也注重引導教師發現和解決那些帶有根本性的經濟科學問題和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瓶頸問題，以促進有機融合，從而追求長遠卓越。基于此，從整合全校資源的角度，2006年7月經我倡導成立了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并兼任院長。作為國際化的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研究平臺，高等研究院主要依托海內外優秀研究團隊，理論結合實際，定性與定量分析并舉，以項目的形式聯合攻關，研究中國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長遠重大戰略性問題和當前難點、熱點經濟問題。尤其是我們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項目采取了國際前沿、國內較為獨特的基于準結構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擬（policysimulations）方法，在對統計數據和經濟信息充分收集和進行科學鑒別校正的基礎上，對中國宏觀經濟最新形勢進行嚴謹的分析，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客觀的預測，并提供各種政策情景模擬結果供決策參考。

中美教育經歷對比

這10多年來我在國內大學一線基層搞教育改革，我的一個是感覺在思想解放方面，教育部門相對落后。盡管與改革之前比取得了很大成績和長足進步，但與鄧小平提出的“三個面向”要求——“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教育整體還是一個大一統、行政化、功利性的運行體系，沒有真正按教育教學規律、知識創造規律在辦。政府干預過多，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極其有限，這就導致千校一面、高度同質，教育的豐富性、多樣性喪失，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卻越來越濃。并且，政府從資金投入、課程設置、學科評估、管理等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大包大攬，學校的自主權很小，社會力量也難以有效參與，這都是造成高質量教育資源高度不均衡的原因，教育成為壓在民眾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無論是義務教育層面，還是高等教育層面都面臨諸多問題。

并且，老早應該做的十二年義務教育到現在都沒有實現。這一、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向各級部門極力建言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從義務教育的年限來說，目前我們還在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而世界上有110個左右的國家和地方都實行了超過9年的義務教育。九年義務教育使得許多低收入地區，特別是農村青少年無法完成高中教育，導致了很大的起點不公平，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后果，比如社會流動性不足等問題。現在，考進好大學的來自農村大學生的比例不斷下降，也說明了這一點。

此外，義務教育年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整體素質，是經濟社會可持續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一方面，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的深入發展，對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基本素質和能力結構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要素發展驅動轉為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發展，而創新驅動則有賴于人力資源強國的建設。另一方面，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縮小貧富差距，迫切需要我們在更大范圍內創造起點公平，以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大家知道，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基于法治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而這都有賴于公民整體素養的全面提升———這些都不是短短的九年義務教育所能承載的。

從教育的質量來說，目前一些情況也是差強人意的。由于不能擇校，或者選擇不到理想的學校，出現了出國留學潮且重心不斷下移，留學趨勢越來越趨向低齡化。即便如此，一味地靠外面培養人才，解決不了問題。由于國際形勢發生較大變化，最近有媒體報道美國在考慮改變政策，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這對中國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此外，我們的教育在教學方式、教師待遇乃至基礎設施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欠缺，并且在城鄉、地方間差別很大。

如果說義務教育目前主要是政府嚴重缺位導致教育公平不足，高等教育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效率不足，即政府在教育管理方面越位，導致教育效率低下，使之無法產生大量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表象、低層次的創新多，基礎性、原創性和科學技術創新都嚴重不足，滿足不了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迫切需要。中國對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至今沒有一所得到世界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培養不出錢學森所說的“杰出人才”，投入產出嚴重不對稱。這是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其背后的根本，則是教育制度問題。

與人們的期望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教育體制和大學管理模式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教育體制高度行政化，缺乏開放式競爭。當前教育體制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行政主管教育，即像管理干部一樣在管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使得大學官本位意識濃厚。并且，大學之間封閉辦學，沒有什么競爭，缺乏主動對接國際標準的壓力和動力。其二，行政管理模式和學術評價標準落后。真正懂得按鄧小平的“三個面向”要求辦學的行政管理人才欠缺，學術和人才評價標準沒有真正與國際先進標準接軌，而是停留在應付上級部門各式各樣的考核指標和頻繁的評價活動上。政府對教育過度干預導致的后果是，大學沒有自主權，沒有獨特性，千校一面，大學教育理念落后，教師和學生都缺乏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而這又恰恰是科技創新、思想創新以及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所必不可缺的。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如果不明道，不從根本上搞清高等教育的內在規律，把握正確的目標方向(也就是做正確的事)，那么再多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的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說不定起反作用，正確地做了“錯誤”的事情。

改革的方向是通過轉變政府職能，遵循辦學規律，簡政放權，培育社會參與力量，提高公共教育服務水平，尤其是要提升義務教育的覆蓋和高等教育的質量，扭轉政府在教育領域角色的缺位和越位現象。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領域要堅持和擴大開放式辦學，要遵循國際上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規律來打造中國品牌的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必須要充分認識到，教育在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未來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的重要作用。一部世界大國興衰史，就是各國人力資本強弱變遷的歷史。

從某種意義上講，義務教育是國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高等教育是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中國要著眼于趕超發達國家的教育水平，必須在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和高等教育質量提升上下功夫，而這不僅僅是依靠加大投入就能解決的，還需要體制機制改革的保障。同時，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人才市場競爭，不拘一格，廣納賢才，形成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動的人才開發和管理體制機制。

【口述人簡介】

田國強，1956年生，1982年獲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數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機制設計理論之父”赫維茨教授。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1-1992）。2004年起出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編，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編。他所創導的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創新平臺”項目試點，在高層次人才引進和培養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引領了國家“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的建設。

（陳鵬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