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翻開這本由厚重銅版紙印制的A4尺寸冊子，從前最美的愛情模樣，就記錄在一段段由照片訴說的幸福故事里。

值改革開放40年之際，在復旦大學退休教職工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退管會”）與其它相關部處的一整年醞釀與落實下，10月16日，復旦編纂的《復旦大學2018年金婚紀念冊》集體冊首發。

“我們以院系為單位，收集老人們的結婚證、結婚照和現在照片，做成‘金婚三件套’放在紀念冊中。我們還為近100對老人制作了單獨的個人紀念冊。”據復旦大學退管會常務副主任周桂發介紹，復旦大學早在2005年就舉行過金婚紀念，溫情的傳統，自此延續。

一套辭典承載夫妻學術情緣

“我們當時都是復旦學生合唱團的，然后又同時擔任當時學生會群眾文化部的正、副部長。”對吳治華與袁晚禾伉儷來說，復旦大學是相遇的地方，也見證了他們的愛情。

“1953年，于杭州靈隱。”一張以蒼勁字跡寫著備注的合照如今還保存在這對夫婦家中。照片里，兩人并肩而立，稍顯拘謹，笑容卻異常燦爛。

那一年，學校工會組織春游。年長袁晚禾兩屆的吳治華已經畢業，留在復旦任教，袁晚禾則在外文系學俄語。“結婚時真想不到，會一起走過50年、60年。”滿足感在吳治華心間油然而生。

而一套在復旦編纂的辭典，則承載了周德慶和徐士菊的學術情緣。

1964年新婚后，周德慶在復旦生物系微生物學教研室工作，徐士菊則被分配到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異地分居14年，兩人通過書信互訴衷腸，熬過了動蕩的歲月。1978年，徐士菊被調回到了復旦大學生物系工作，夫婦倆終于團聚。1983年，徐士菊調到了新成立不久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工作。

周德慶和徐士菊夫婦14年間的兩地書。 本文圖片均由復旦大學提供

2001年，由于周德慶在學術界有較好的聲譽，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位編輯找到他，希望他能出一本微生物學辭典。“我當時就和徐老師商量，想想四五十年來教學與科研留下的資料不寫出來會成為廢紙，況且這是第一套國內自己編輯的微生物學辭典，對國內學習的老師和學生等有很好的幫助，就答應了下來。”周德慶說。

決定后，夫婦倆討論良久，最終確定由夫妻二人合編，加上徐士菊本身有出版編輯經驗，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兩人一字一句地編完了這套收詞近5000條，共135萬字的辭典。辭典里的大部分配圖是由周德慶親自手繪。

“過程雖然很難，但我們從沒想過放棄。”周德慶說：“我們就想踏踏實實地做好這件事。而且，我和她都很喜歡這事業，只要能將這些知識財富傳承下來，花再多時間也愿意。”

耗費三年，辭典最終于2005年正式出版。雖然冊數不多，稿酬也微薄，但是，這一成果的學術價值卻是不菲。這段為共同目標一起奮斗的經歷，在周德慶與徐士菊心目中始終難忘。

周德慶（右）和徐士菊（左）。

67年歷史的皮箱舍不得扔

“我家有只皮箱年齡比我大，這是我父母愛情的象征，一直保存到現在。”復旦大學退休干部王磊說，他的父母王淑超和邢志潔，在戰火中結合，至今已71年。

67年前，王淑超送給邢志潔的二手皮箱。

王淑超曾是復旦大學保衛科科長，而邢志潔過去則在復旦大學附屬幼兒園工作，他們家11口，有7個是復旦人。

王磊口中的皮箱，購買于王淑超和邢志潔久別后的蜜月旅途，已有67年的歷史。

1947年秋，王淑超在渤海軍區一分區服役，利用5天婚假，徒步從山東樂陵回到家鄉河北滄州，與邢志潔結婚。“我外公外婆當時不支持我母親嫁給我父親。”王磊說：“我母親當時非八路軍不嫁，她覺得保家衛國的才是有擔當的真男人。”

5天后，王淑超按時歸隊，投入到解放戰爭中，二人天各一方。之后幾年，由于部隊行蹤不定，邢志潔與王淑超失去聯系。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人說王淑超陣亡，但邢志潔一直堅信丈夫仍然活著。1950年，王淑超在蘇州籌建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培訓，這對眷侶才終于有了相對穩定的通訊地址，得以取得聯系。

1951年，邢志潔到蘇州探親，王淑超給她買了個二手的皮箱，用來放衣物。“皮箱是黑色的，用兩根皮帶進行固定。”王磊說，箱子很大，也很重，因為當時經濟條件不好，買不起新的，就買了個二手的。

現在，這只皮箱被放在家中角落，放置衣物。“很多次我們都產生過丟棄它的念頭，因為箱子黑色皮脫落發白，用于收緊的皮帶也斷了。”王磊說：“但我父母終究不舍得扔，這個皮箱承載太多回憶了。”

王淑超（右）和邢志潔（左），兩人于1947年結婚。
結婚50年最大“沖突”——洗手

“老兄：你一回到家，關好門放下鑰匙后的第一件事，千萬別忘記呦！！！——老太”，在金婚紀念冊上，秘燕生給夏乾豐寫的50年情話尤為引人注目。

回家第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呢？“洗手。”秘燕生說。

秘燕生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64屆的畢業生，夏乾豐則是國際政治系首屆畢業生，1965年畢業。

畢業后，秘燕生留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越南留學生漢語教師。夏乾豐則在復旦黨委內部資料室工作，后在幾個系黨總支工作。

夫婦倆的初遇，源自夏乾豐的一見鐘情。他的宿舍正對操場，常見秘燕生領著外國留學生走向教室，一路說著漢語。秘燕生一口標準的漢語普通話回蕩在馬路上，她的氣質深深吸引了夏乾豐。

經朋友介紹，兩人正式見面。“他人帥，腿又長。”秘燕生抿嘴笑著說。初次約會，兩人工資都不寬裕，夏乾豐買了減價的水蜜桃和碎麻花招待。秘燕生覺得這樣很好：“說明他勤儉，不會浪費。人又實在。”

洗手，被秘燕生戲稱為兩人結婚50年最大的“沖突”。

秘燕生說自己可能有一點潔癖，每天要多次洗手，而夏乾豐卻經常忘記洗手。“她每次都會因為這件事嘮叨很久，我有時候就不敢跟她說沒洗，故意跟她說洗了洗了。”夏乾豐坦白，直到現在，他還是經常忘記一回到家就要洗手。

像這樣的故事，在紀念冊中還有許多。復旦的金婚夫婦互為依靠、風雨同舟，完整走過了改革開放的整個歷程。

“我們在收集中可以看到許多感人的故事，比如夫婦倆節儉的品德，舊的東西一直舍不得扔、比如一起做科研，追求學術，或者是在當時艱苦的歲月中堅持自己的理想和本心。”周桂發說：“這其實是一種家風的傳承，也是一種復旦文化的傳承，值得年輕人學習。”

據悉，經過征集，復旦全校有744對結婚50年及以上夫婦，其中50年整的金婚夫婦105對，時間最長的夫婦結婚81年。尊重本人意愿，全校今年有323對夫婦提供結婚照、結婚證書和金婚照“三件套”制作集體冊，99對夫婦制作個人冊，全部成品紀念冊疊起來有近3層樓高（2厘米/本*400本=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