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之光》：“打開”朦朧詩的另一種方式

2023-11-15 13:3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尖利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我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在張律執導的電影《白塔之光》中，辛柏青飾演的谷文通原是一位詩人，只是因為工作、天賦等種種原因，詩歌從他的生活中逐漸退去，但又沒有徹底消失，于是有了影片中谷文通與女兒一起誦讀食指詩歌的片段。

導演張律在訪談中提到，這首詩出自詩人北島選編的。“北島的厲害之處在于，他選編的眼光并不是著眼于一個孩子的當下，而是把孩子長大后會遇到的各種困境，通過這些詩先就告訴孩子們了。”張律說，“我在電影中引用了兩首詩，除了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還有北島自己的一首詩《一束》。”

詩人北島在“給孩子系列”活動現場朗誦自己20多歲時寫作的詩歌《一束》，2013年11月11日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束》都屬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朦朧詩”譜系。詩評人鐘文在《光與岸》中，曾記述與詩人北島、顧城的相識，更帶出了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1980年秋，在北京郊區定福莊，由《詩刊》副主編邵燕祥主持全國詩歌討論會，那是公開爭論“朦朧詩”的序幕。

1981年冬，鐘文(右二)赴京開會染病住院，北島、楊煉、牛波、顧城、唐曉渡等人來醫院探視

1949年后中國的詩人看起來有大大的一批，其實只是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大我”。因為當時的理論指導寫文學要有“大我”，不要有“小我”。每個詩人要用“我們共同的”調子和“我們共同的”語言寫“一個人”的詩。無論賀敬之、郭小川等人，現在回頭看他們的詩歌，都沒什么根本區別，沒有藝術的個別性和特殊性。文學一旦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特別的個體的“我”，而變成“大我”寫的文學，那么其實這樣的文學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輕人出現，想表達他們自己的審美觀、人生價值甚至生命的吶喊。這個群體的出現是不約而同的，沒有任何人去刻意組織。他們的（文學）營養來自哪里？一個是來自中國的古典詩歌，一個是來自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派的詩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還有一個來源是當時內部出版的一些“灰皮書”，里面有一些外國現當代詩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們主要依靠的是個人關于生命的覺悟和想法，寫出了很多不一樣的詩歌，后來文學史上就給了這些詩一個名字，叫作“朦朧詩”。

他們的詩歌當時投稿給《詩刊》時，《詩刊》的很多編輯有一些是喜歡的，有一些則是反感的。而當時社會在思想上相對有一點點的開放。于是，北島、顧城、舒婷的詩歌陸續被發表。我記得當時顧城已經發表了《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些詩歌發表后引起了軒然大波。理論界有人批評，這些詩歌不但不是“詩歌”，而且還包含了很多負面的、非革命的傾向。但也有一批人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詩歌，是詩歌應有的樣子。于是就引發了一場詩歌論戰。

最大的一次論戰在1980年。

當時的《詩刊》是由邵燕祥這樣的開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們決定召來中國當時的詩評家們在北京開一次辯論會。這就是1980年的定福莊“詩歌理論座談會”的背景。

四川被分配赴會的是兩個人，一位是《星星》詩刊的副主編，一位是我。當時我不認識到場的任何人，我只是讀過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宏論，非常敬佩他的高瞻遠矚和對年輕人的熱情關愛。

我到了現場發現，反對朦朧詩的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聞某等。這些人都是詩壇的大人物，好幾個是延安魯藝的畢業生。在會場上他們對謝冕發起圍攻式的辯論，我只是出于我的藝術見解和藝術立場，非常自然就站在謝冕的這一方。大多與會者是騎墻的，多聽少說。對壘的雙方大致是四人對四人。

我方的四人是謝冕、孫紹振、吳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謝冕一開始因為被圍攻有些疲憊，現在就抱肘督戰了。孫紹振馳騁詩壇已久，才華橫溢，他多以嬉笑怒罵來對付。對陣辯論最激烈者是吳思敬和我。吳思敬是有備而來，口袋里裝了一摞卡片，時不時會從中抽出一張來，或是馬克思怎么說，或是恩格斯怎么說，用此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時的辯論范圍從哲學到詩歌無所不包。辯論常常到了爭吵的地步。對方的陣營以丁某為主力，該老先生是個激情派，他發言五分鐘以后必定聲音提高八度，所以一過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啞了。到了傍晚，我和吳思敬的嗓音也隨之沙啞了。面對這幾天的火爆辯論，《詩刊》與《文藝報》的人只是在旁邊記錄，不發表任何意見。氣氛冷峻但不肅殺，我們才敢放膽發言。

這場爭論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獲是偶然地結識了謝冕、孫紹振、吳思敬這樣的終生朋友。套句俗話，這種友誼是戰壕中的友誼，當時是“同識朦朧”為同志。定福莊爭論的最后結果是《詩刊》發表了一篇《一場熱烈而冷靜的交鋒》作為總結。這個總結不偏不倚。但是這場爭論以后，全國雖然還有反對朦朧詩的文章發表，但總體而言已經氣勢頹敗了，大批年輕詩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氣氛中寫詩了。

因為我在定福莊“詩歌理論座談會”上的表現，場外以北島為首的朦朧派詩人得到了消息，請人來找我，要求我和他們在北京見面。當時有北島、顧城、楊煉等人在，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大家一見如故，相見甚歡，最后都結為好友。以詩歌為媒介而凝結起詩的友誼和生活的友誼，只能是那個時代的事。

詩人北島在“給孩子系列”活動的現場，2013年11月11日

一年后，北島給我打電話說，他們一伙人包括顧城、楊煉等要來成都，我答應在四川接待他們，并把四川的詩人介紹給他們。

這個時候被稱為朦朧詩的詩人大有無冕之王的氣勢。這些人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一幫文友、詩友從四面八方趕來，與他們簇擁會合，大家都像熟識了很久的朋友一樣交談歡聚。他們會面主要不是喝酒、吃飯，而是像開朗誦會一樣地朗讀。每人都要當眾朗讀自己的力作，朗讀完畢，聽者可以七嘴八舌做出評論，臧否而不損友誼，這是當時的風氣。當然，詩人的吃喝住行都會由當地的詩人去解決。

這次北島的成都之行，讓我對他有了詩歌文本以外更深的認識。北島給我的整體印象不是一個很靈活、善于交際的人，更沒有北方人那種伶牙俐齒、能說善辯的激情。顧城曾經在背后告訴我：“我們都叫他(指北島)是‘老木頭’。”我問他：“為什么叫‘老木頭’？”顧城說：“他不擅長表達說話，比如他寫了那么多詩，但我向他求教，他常常講不出所以然來。”我又問顧城：“和誰的交流讓你收獲頗多呢？”他說：“比如江河，我能夠在江河那里聽他滔滔不絕地講詩歌創作的經驗和妙論。比如他對詩歌是什么有一句妙言：詩歌是那些翻譯也翻譯不過去的剩下的東西。”我詰問：“我看你和北島走得很近，關系又非常好？”顧城說：“他就是‘老木頭’，雖然不善言辭，但是他對人永遠充滿了善心，所以我愿意跟他，有一個這樣的大哥在我身邊，我覺得很放心。”

在四川的十來天里，顧城永遠像北島的馬仔(廣東人的說法)，北島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而楊煉就像一條魚一樣，一放手，他就如魚得水般地游到一切他熟悉和不熟悉的海洋中去，永遠找不到他的蹤影。

本文為節選，整理自《光與岸》中收錄的文章《顧城之死》《老木頭和他的詩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