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我國人口“負增長”的靴子終于落下。在生育率長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勢并不讓人意外，然而應對已更為吃緊。低生育是個千千結，但務必要解，它關乎每一個人的幸福與希望，也系于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動能。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構建生育友好”專欄，特邀人口領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話題發表觀點，抽絲剝繭，共同求解。

解決低生育率問題，除了提供育兒公共服務、育兒津貼等實物與現金給付之外，淡化“只生一個好的時代記憶”、引導社會以及個人轉變生育意識顯得極為重要。此外，激勵政策發力早晚對提升生育率也有重要影響。特別要指出的是，在社會分工和家務分工上，體現責任與義務的男女均衡，如讓男性多做家務，也是提振生育的一個重要手段。在這些方面，中日韓三國的生育率及政策轉變提供了實證參考。

促進生育，淡化“只生一個好”的時代記憶很重要

有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下降速度越快。但是，中國和韓國的生育率下降趨勢并沒有完全依此規律發展。

日本最早躋身于發達國家，1981年實現人均GDP超1萬美金，韓國在1994年實現了人均GDP超1萬美金，與日本相差12年。中國2019年實現人均GDP超1萬美金，與日本相差38年、與韓國相差25年。在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上，三個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但是，經濟發展水平上的時間差并沒有如實地反映到三國進入低生育率社會的時點上。

在人口學界，通常把總和生育率（以下簡稱“生育率”）下降到1.50稱為“低生育率”社會，下降到1.30稱為“超低生育率社會”。日本1992年生育率降至1.50，2003年降至1.29。韓國1998年降至1.46，2001年降至1.30，表示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社會。中國1998年曾一度降為1.52，此后有所回升，2019年降至1.50，2020年降至1.30。

對比來看，韓國經濟發展以及城市化發展水平雖然低于日本，但是，生育率下降速度遠遠快于日本。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日本和韓國，但生育率下降速度出現“未富先低”趨向。因此，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會影響生育率的升降，但從中日韓三國的經驗看，它未必是直接的影響因素。

本人認為，除了經濟發展水平、激勵生育政策等因素之外，意識和觀念對生育率的影響也很顯著。歷史上，中日韓三國都曾推行過不同形式的節制生育政策，這對東亞國家進入低生育率社會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助力作用。同時，也實際反映到了各國生育率的變化中。

圖1 資料來源：守泉理惠 厚生労働行政推進調査事業費補助金（地球規模保健課題解決推進のための行政施策に関する研究事業）《日中韓における少子高齢化の実態と対応に関する研究》報告書 2022年

參考圖1，韓國、中國及日本三國的生育率曲線，在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中期，都相繼出現急速下降勢態。尤其是中國和韓國，從1960年代中期起，生育率分別從6.0、5.0以上的高位向低位滑降。這是因為中日韓三國在這兩個重要時期，都通過不同方式推進了節制生育政策。

日本在1960年代通過輿論宣傳“一雙兒女，四口之家”的現代理想家庭等方式，推行過自主性節制生育政策。196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1970年代后，日本生育率出現明顯下降。19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和媒體開始意識到生育率下降過快的問題，停止了提倡節制生育的輿論宣傳。到1994年，日本還推出了兒童保育5年計劃的“天使計劃”。生育政策由節制轉向激勵之后，日本生育率水平在整個過程中呈現出相對平緩的曲線。

韓國在1966年倡導“3?35”運動，既生三個孩子，35歲斷產的節制生育政策。1971年進一步倡導“不管生男生女，兩個最好”的政策，對只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實行減稅、優先提供公共住房等。可以看到韓國生育率此后出現了斷崖式下滑曲線。

1983年，韓國又提出“只生一個好”的獨生子女政策，生育率進入持續下降趨勢。雖然韓國在1996年徹底廢除了“節制生育”政策，且在2005年以后轉向推行強有力的激勵生育政策，但生育率未能出現明顯的回升跡象。

在中國，1971年，國務院批轉《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強調“要有計劃生育”。在當年制定的“四五”計劃中，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政策方針。圖1可以看到，此后我國生育率曲線從近6.0的高位迅速下滑到低位。

1978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載入我國憲法。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進入1990年代之后，我國生育率已穩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三國形式各異的節制生育政策，對東亞進入低生育率社會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助力作用。同時，對各國之后激勵生育政策的效果也產生了不同影響。日本早先推行的是自主性節育方針，不具有強制力，而且沒有進行“只生一個好”的政策引導，因此，在后來轉向激勵生育政策后，日本生育二胎和三胎兒的家庭逐漸增多，激勵政策在已經結婚成家的年輕夫婦群體中看到了一定效果，其長期生育率的下降曲線也相對平緩。

而在韓國，人們對“只生一個好”的記憶以及對這種生活方式的認同感，還殘留于社會生活中，加之韓國在生育政策調整時期，未能及時以“多子女家庭文化”淡化“只生一個好”的家庭價值觀，這也對其生育率產生了影響。

因此，東亞各國在應對低生育現狀時，政策制定上也應考慮到及時引導人們從“只生一個好”的認識和生活方式向“多子女好”的意識以及生活方式轉換，淡化節制生育時期的時代印記。

激勵政策發力早晚，對提升生育率有重要影響

2005年韓國政府頒布《低生育?高齡社會基本法》，并集結國內各方資源，正式推出激勵生育政策。韓國政府相繼推行“工作-育兒平衡”政策及鼓勵父育假休制度，并擴大生育津貼發放范圍；還啟動年輕人支援政策，加強對年輕人就業、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支持，以此緩解快速下滑的生育率。

2006年和2007年，韓國生育率曾出現小幅回升，但此后又開始一路下滑，并連續多年停留在0.7-0.8的低水準，不斷更新世界低生育率指數。

事實上，韓國推出的激勵生育政策與日本極為相似，這些政策在日本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韓國卻不及預期，這是為什么？本人認為，韓國從節制生育政策轉向激勵生育政策“發力”過晚是一個重要因素。日本在1989年生育率降至1.57時（當時日本國內叫做“1.57沖擊”）即向社會提出低生育率問題的警示，并開始通過增設保育和幼兒設施、改善育兒環境等福利政策緩解低生育問題。

對比來看，由于對高生育率存有恐懼之情和長年推行節制生育政策的慣性，韓國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至約1.50、進入“低生育率”社會時，仍沒有及時調整政策阻止生育率滑坡。

一直到2003年生育率降至1.3的時候，韓國政府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2005年以后，韓國才正式宣布從節制生育政策向激勵生育政策轉型。但是由于社會政策介入時間過晚，已經錯失了政策調整的最好時機。

男性多做家務對提升生育率效果顯著

有觀點認為，性別更平等，生育的壓力就更大。中國的性別平等指數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在全球前列，這可能是造成中國女性生育率降低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據日本經驗，直接影響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對女性用雙重標準進行評價。

在日本，“包攬家務、照料孩子是女性的職責”這種觀念和社會規范依然根深蒂固，這就造成就業女性既要與男性一樣全身投入工作，又要承擔家務和照料孩子，難以平衡育兒和職業雙重角色，這是日本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在近年來日本調整勞動政策和家庭政策的走向中，可以看到其正在朝著“彈性勞動時間＋家務勞動共同分擔”的政策形式傾斜。

彈性勞動時間政策體現在為就業者設計多樣的勞動方式，比如六小時工作制，每周3個工作日或者以定量工作方式計算工薪等，不拘泥于勞動場所、勞動方式，夫婦可以根據家庭需求和經濟狀況選擇工作方式。

家務勞動共同負擔不單單指夫婦之間，還包括親友、社區、企業等通過互助方式共同分擔。日本政界和學界都認為，這一方式具有中立性且有包容性，不僅可以提高女性勞動市場的參與率，也使家庭照顧者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和選擇空間，同時也可期待在加強社會互助協作上產生一定的政策效果。

為探究低生育率社會問題的深度原因，并進行應對政策的規劃、實施以及評估，2002年開始日本厚生勞動省牽頭實施了“21世紀成年人縱橫調查”。調查對象是年齡在20-34歲之間的男性和女性，調查項目包括就業狀況、婚姻狀況、家務勞動、育兒時間等，以此作為應對生育率下降政策措施的基本數據。

日本連續八年實施追蹤的“第九回21世紀成年人縱橫調查”表明，男性參與家務勞動時間越長，生育率就會相應上升。如，男性“沒有時間參加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的家庭，生第二胎的可能性僅有9.9%；男性家務參與時間在2-4小時之間的家庭，生第二胎的可能性有48.1%；參與時間在6小時以上的家庭，生第二胎的可能性有67.4%。因此，最近日本政府在繼續推行“工作-育兒平衡”政策，引入彈性勞動時間的同時，推動企業實行父育假休制度。

此外，日本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以擴充育兒公共設施為重點的激勵生育政策；2000年代，日本將激勵生育政策制度化，推行“工作-育兒平衡”政策，同時擴大發放生育津貼范圍；2010年代，日本推動面向年輕人的支援政策，如年輕人就業、公共住房等支持；2020年代，通過提供結婚津貼等對年輕人結婚進行援助。

日本持續推進的激勵生育政策使生育率逐漸回升，繼2010年回升到1.39之后，日本生育率一直維持在1.40以上，2015年曾還一度上升到1.45。近年來，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日本所生育率有下降，但仍然維持在1.30以上。總體上講，日本通過彈性勞動時間＋家務勞動共同分擔以及發放兒童津貼等綜合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育率快速滑坡。

（該文為作者在“上海論壇2023”年會上的主題發言，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