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情就是社會關系的具體體現之一。講人情、重仁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人情之中有原則、有界限，一旦逾越，人情就會變質，無論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人必須過好“兩關”，一是“自我關”，一是“人情關”。新時代的黨員干部要過好“人情關”，就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首先，明確權力的來源與本質，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作用。“權為民所賦”回答的是權力的來源與基礎的問題，“權為民所用”則指明了權力的根本性質與價值歸宿。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國憲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權力與人情的關系首先表現為公與私的關系。權力姓公，不姓私。廣大黨員干部應首先做到公私分明，一旦公私不分甚至假公濟私就會跌入腐敗的深淵。毛澤東、毛岸英父子處理人情時的做法值得廣大黨員干部學習。面對楊開智（革命烈士楊開慧的兄長）的私人請求，毛澤東態度明確，斷然拒絕，并提醒楊開智“不要使政府為難”。而在私下里，毛澤東卻利用自己的稿費和工資幫助很多親朋好友。面對類似情況，毛岸英則在信中這樣回應，“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性，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這就是黨員干部應當樹立的正確的權力觀和人情觀。

其次，堅守權力行使的規矩與底線，處理好情與法的關系。情與法是權力與人情關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情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感情，法是底線，是原則，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規矩和規范。講感情、重人情，但不能違法違紀，不能破了規矩、失了規范。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視立法立規，現代社會更需要法律來維護公平正義，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這里的規矩既包括有明文規定的黨紀國法，也包含無形的風俗習慣與倫理道德。對黨員干部而言，規矩既是一種監督和制約，也是一種提醒和保護，以防廣大黨員干部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越過底線、突破紅線。

黨員干部只有筑牢規矩意識，增強法治意識，培養法治思維、底線思維，才能守好政治防線、保持政治本色、永葆純潔純粹，才能保持頭腦清醒、不亂于心、不困于情。這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既要在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也要“正心明道、懷德自重”，既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也做到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始終堅持公正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

最后，掌握權力運用的方法與藝術，處理好“親”與“清”的關系。就人情關系發生的場域而言，權力與人情較多地存在于政商關系之中。俗語言，民無商不活，國無商不興，黨員干部同企業家的關系是政商關系的一個具體體現。新型政商關系應該是什么樣的？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光明磊落地同企業交往，了解企業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如何同企業家打交道、怎樣處理政商關系，既影響營商環境和市場秩序，又關乎政治生態和黨風政風。“親”與“清”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充滿著辯證法，如何把握二者的“度”，考驗立場底線，也考驗智慧水平。處理好“親”“清”關系，要求黨員干部既掌握立場原則層面的“道”，也掌握方式方法層面的“術”。

“親”則兩悅，“清”則相安。掌握權力運用的方法與藝術，學會拒絕是一門必修課。我們可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人想送宋國大夫子罕一塊美玉，子罕婉拒說，“我以不貪的品格為寶，您以這塊玉石為寶，如果您把玉給了我，我們兩人都喪失了珍寶，不如你我還是各自保存自己的珍寶吧”。子罕的拒絕藝術既避免了冷漠尷尬，又維護了自身的清正廉潔。“時代楷模”廖俊波為了退回外地客商送的禮品，一直追到電梯口，說“你來找我，咱是朋友；你提著東西來，咱倆就不是朋友關系了，而是利益關系，這就把朋友看輕了”。子罕與廖俊波相隔數千年，但二者的高尚品格和用權智慧卻異曲同工。當然，拒絕不等于不擔當、無作為，黨員干部當以“清”為前提，為包括企業家在內的廣大群眾提供熱情服務、排憂解難，在權力運用的工作實踐中實現“親”與“清”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