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產業流動看，為何工廠首先從歐美國家轉移到中國東部沿海，再轉移到中國中西部地區，繼而轉移到東南亞地區。本期解釋城市將從產業集聚與擴散視角切入，探討其經濟學背后的城市空間演變規律。

一、產業從集聚到擴散的規律

在今天看來，產業在城市中集聚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我們每天所經過的金融街、商務區、科技園、產業園等，都是產業集聚的空間載體。但是理解這些稀疏平常的區域背后產業集聚的機理，以及產業在城市中從集聚到擴散的演化過程，卻花費了經濟學家和城市學者差不多1個世紀的時間。

早在19世紀末期，著名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就已經指出產業集聚的三大原因：一是產業集聚容易形成豐富的勞動力市場，有效解決就業問題；二是產業集聚促進了專門化投入，能夠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專業化水平；三是產業集聚能夠產生信息溢出，從而使單個企業具有更優的生產函數。1909年，德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這個韋伯也被稱為小韋伯，他是現代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的弟弟，因為哥哥的光芒過于耀眼，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在其經典著作《工業區位論》中首先明確了經濟的集聚現象，當時距離19世紀中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過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一些區域開始出現了一些產業集聚的雛形，比如工業區中分成了城市中的工業集聚區和礦山區的工業集聚區。阿爾弗雷德·韋伯認為，交通成本和工人工資是決定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時至今日，這些理論一定程度上還是成立的）。

到了20世紀中期，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的概念，他主張國家區域中不可能處處均衡增長，而是有一個推動性單元（propulsive unit），經濟增長從這個推動性單元開始向其他部門、區域進行傳導。推動性單元可能是一個工廠，也可以是一組同質性的工廠，還可以是一片不同功能的工廠。總之，這個推動性單元能夠帶動其他區域和部門的經濟增長。這個理論到今天也是適用的，以倫敦為例，倫敦金融城作為絕對的金融集聚區和增長極，其每小時的勞動生產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倍多，同樣投入1萬英鎊，倫敦金融城的產出是英國其他區域平均產出的3倍多。這個增長極的效應就相當明顯。現在，我們在各地的產業或經濟政策中經常見到的“增長極”一詞最早也是來源于此。

其實，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就已經暗含了產業的擴散現象，“增長極”包含著極化和擴散兩大特征，前者是產業和經濟的局部高密度現象，后者是從局部高密度向周邊梯隊衰減的現象。只不過明確提出產業擴散現象與特征的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他在1978年出版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中提出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概念，他主張，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產業發展的一個梯度上，產業會從梯度高位地區向梯度低位地區逐級轉移。今天，我們來看這種現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很多工廠首先從歐美國家轉移到中國東部沿海，再轉移到中國中西部地區，繼而轉移到東南亞地區。這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產業梯度轉移的規律。

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興起，有了更多詮釋產業集聚和擴散的視角。克魯格曼首先根據供給-需求平衡推導出了產業集聚的兩大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內部市場效應，前者是產業集聚商品種類越豐富，該地區產品的均衡價格指數就越低的現象；后者是產業集聚導致勞動力集聚，勞動力集聚帶來人口集聚，形成區域內部市場的現象。而考慮產業擴散時，地租差異和運輸成本就是關鍵推動力，克魯格曼他們推導出來產業從集聚向擴散轉變的一個臨界點，就是工業生產者和農業生產者的實際工資比，如果工業生產者實際工資超過農業生產者，產業繼續向城市中集聚；反之，則會向郊區擴散。 

二、從產業集聚與擴散的臨界點看城市合理規模

什么樣的城市尺度和城市人口才是一個最優的城市規模？這不僅是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也是城市規劃者和管理者經常探討的問題。城市太小，部分功能尚未發揮出來，同時部分功能就已經溢出了，有時候不得不借助區域之外的一些地方發揮功能，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眾多的海外園區承載了城市的溢出效應。而城市太大，也會有各種問題，這里需要看是哪種大，如果是人口規模大，而空間尺度小，就會產生各種城市病，帶來管理上的難度（北上廣深就是這類城市）；如果是人口規模大，空間尺度也大，城市就變成了事實上的更大尺度的地理單元（比如重慶就是這類城市，說是城市，本質上與一個省并無區別）；如果是人口規模小，城市尺度大（中西部很多城市屬于這類，人口規模小，面積超大）也有產業過于分散，用地不夠集約等問題。

產業集聚與擴散，則提供了一個設計合理城市規模的思路，城市化本質上就是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變的過程。因此，工業人口增加帶來的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會產生高用地成本，這時候，需要進行產業擴散以對沖這類成本，在這個臨界點上往往就是城市的合理規模。在更寬松的條件下，一個城市合理的人口規模和面積尺度就是既要形成產業集聚的空間約束力，同時又能夠容納一定程度的產業擴散而使得產業不發生轉移。當然，從城市本位思想出發，產業移出城市對城市有所損失，但從更大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范圍看，產業轉移也會帶來創新協同等機遇。

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不僅認為產業集聚與擴散的臨界點蘊含著城市的合理規模。同時也認為，城市合理規模下，城市達到一種平衡，即農業與工業的平衡。農業產品能夠出清，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相等。這些都為確定城市合理規模提供了較好的參考。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互聯網經濟爆發、服務經濟崛起的年代，產業與空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產業集聚與擴散不再局限于農業與工業兩部門，載體也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新經濟條件下，產業集聚與擴散將如何塑造城市的未來形態又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

“解釋城市”專欄由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戴躍華博士主持，關注城市科學發展的前沿趨勢，解釋城市科學以及城市中人類行為動力學的一般特征和規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學理論優化城市治理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