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商親近具有很長的歷史傳統。1946年，吉田茂出任首相，提出了“經濟主義中心”的政策，許多企業團體為了國家經濟實現復興，紛紛響應“吉田路線”，逐漸出現了以經團聯、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為首的經濟團體。其政商關系不僅得到了延續，而且經濟團體在不斷的發展中與官僚與政黨形成了緊密的“三角”關系，開始了參與公共決策的行為，創造了二戰后的諸多“經濟景氣”。

通過聚焦日本經濟團體參與公共決策推動“經濟景氣”實現的視角，對于商會組織參與公共決策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日本經濟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歷史進程

二戰后的日本經濟復興和增長是世界經濟史上的重大奇跡。被稱為“日本奇跡”的時期，從1946年開始，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日本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受到泡沫經濟破裂的持續影響，進入了較長時間的經濟低速增長時期。日本經濟團體通過長期的公共決策參與，極大地影響著日本戰后經濟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

1.戰后復興時期（1945-1953）

日本戰后初期，由于朝鮮戰爭的影響，日本經濟團體除了推動國家產業和經濟重建的同時，還要聯合各大企業團體滿足美軍朝鮮戰爭的物資訂單需要。據統計，從1950年到1953年，美國對日本的特需訂貨一共為23.9億美元，占日本總出口額的50.6%；其中1951年占總出口額的43.7%、1952年則為66.1%、1953年為63.5%，也為之后日本的高速發展奠定基礎。

2.高速增長時期（1954-1973）

在此期間，日本政府實行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與國民工業發展政策。經濟團體在此過程中通過提供國家基礎建設、交通規劃以及旅游服務業的相關政策建議，協助企業獲得新的市場和技術，實現了GDP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的經濟增長奇跡，也推動日本在這一時期較快地實現國家工業化。

3.經濟穩定時期（1974-1991）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日本的經濟受到了較大的沖擊，經濟團體推動了“陽光”與“月光”多元化能源政策以及“技術立國”政策的出臺，推動了國內產業調整以及“新能源”領域的探索。同時為抑制國內通貨膨脹，推動企業員工工資穩定政策的實施，有效緩沖了危機的影響，再次實現GDP增速穩定在5%左右，高于同期歐美國家3%的平均GDP增速。

4.低速增長期（1991至今）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時期。一方面，日本經濟團體開始著力推動建立全球經濟伙伴關系，21世紀初推動日本與15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和12國簽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實現了日本產品的關稅取消率達到95%，簽署國工業品自由化率99.9%，極大地提升了日本在海外市場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日本經濟團體積極關注國內社會問題，在應對環境、教育、移民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上進一步引導政府出臺“國民健康計劃”、“少子化”以及“再生教育”等社會保障政策，履行更多社會責任。

二、日本經濟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方式與影響

二戰后日本的公共決策參與方式建立在國內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同時依據本國國情并充分吸納了西方的官僚政治模式，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廣泛參與國內社會與國際交流活動，掌握最新政策動態。日本經團聯以及經濟同友會等團體制定了《企業行動憲章》以及《自我評價方法》等鼓勵企業參與社會服務的相關制度條例，推動其會員企業在服務社會方面做出行動，響應政府公共服務的戰略要求，在服務社會的同時獲取民眾對于政策的新需求。在國際交流中，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在全球經濟議題上的合作，掌握最新政策動態。

二是以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的方式強化政商紐帶，提升政治地位。政治獻金是日本經濟團體經常使用的手段。政黨或議員需要政治資金為自己的競選服務，憑借背后的強大財力，團體可以為政治人物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幫助他們達成政治目標，政治人物當選后，作為進入國會的新官僚群體，自然會盡力制定符合團體的政策。日本經濟團體通過提升在公共決策中的地位，強化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紐帶，也為企業利用其他方式參與政府決策提供了可能。

三是以發布建議書與報告書等方式，優化政策的制定。經濟團體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渠道向政府提出意見。它們通過發表“建議書”或“報告書”，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需求，同時以“政策智囊團”的角色解決政府在決策中所遇到的困難。政府會認真考慮這些報告和意見的內容，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反饋。

四是聯合強大的社會與政黨影響力向官僚施壓，推動決策的形成。日本經濟團體擅長以其影響力明確政策議題，然后逐步將其推上政治官僚的議事日程。例如2009年，在日本關于是否出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政策中，由于TPP對農業領域的開放要求較高，這正是日本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因此，日本政府對于是否參與TPP一直保持著猶豫不決的態度。2010年11月1日，日本經團聯、經濟同友會和商工會所召開緊急會議，并通過廣泛的社會媒體推動議題被政府官僚所重視，最終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得以實施。

日本經濟團體長期參與公共決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一是維護并發展了日本的政商關系。它們通過向政黨捐獻政治獻金，影響政黨選舉模式，推動了公共決策的傾斜，同時提升企業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推動政府完善企業相關法律與營商制度，創造了企業與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良好環境。

二是推動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高速增長。日本經濟團體通過參與公共決策，協調國內企業資源，推動政府經濟政策的實施，穩定了國內經濟的發展，更是創造了戰后至今日本GDP平均年增長率在戰后達到了3.43%的增速。在國際市場中，不斷開展國際交流與分享，進一步擴大海外的直接投資與出口，推動“高精尖”產業在國際保持領先，塑造了日本戰后的經濟發展方向。

三是促進企業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它們對社會民眾進行政策溝通與交流，定期開展研討會與政策宣講，影響民眾的政策觀點，同時通過企業憲章規定引導企業關注社會問題，提升企業責任意識，促進企業對社會持續貢獻。推動了社會的決策參與和響應。在經濟團體參與決策的過程中，推動了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的相互影響，最終塑造了“經濟景氣”的實現。

三、日本經濟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經驗帶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二戰后經濟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實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日本戰后的“經濟景氣”創造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認為有以下四方面的啟示。

一是要進一步優化企業營商環境。日本政府在戰后通過實施改革，包括建立了一套透明、公正的法律與制度體系。在這種政府支持、法律保障與社會民眾響應的良好環境下，日本廣泛的經濟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才能起到了關鍵的橋梁作用，它們代表企業和市場，向政府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和建議，塑造了良好的戰后“經濟景氣”。

二是要持續推動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良好關系。政府與經濟團體保持良好關系，能夠幫助雙方更加準確便捷地獲取對方信息，感知對方的態度，減少中間環節成本，集中資源完成國家各項目標。同時，經濟團體與政府之間建立起合法有序的溝通渠道，可以防止團體中企業做出偏離國家政策目標的破壞性行為。但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必須保持適度的距離，一旦企業和政府互相勾結，造成權力尋租和權力濫用，將會給國家經濟帶來嚴重危害。

三是強化商會團體的組織協調力量。日本經濟團體在參與和影響社會活動中展現出了顯著的組織力，它們充分利用了民族文化中強調和諧與團結的特性，展示出高度的團結，將企業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并與日本的社會結構深度融合，構建出一致的行業立場，與政府進行即時的溝通，推動形成政策的一致性。

四是強化企業內部文化的正面塑造。日本經濟團體主動參與公共決策，積極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形成共同協作、高度配合的局面，根本原因離不開熔鑄在日本社會根基中的企業家精神，其中所包含的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思想，在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被不斷發揚光大。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商會參與公共決策的過程也會面臨著各種挑戰，如何維系常態化的健康的政商關系、如何行之有效地參與決策、如何有效提升公眾信任度以促進政策實施的效果，推動經濟景氣常態化的實現，需要在未來的實踐中不斷探索與解決。

（作者袁方成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商會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郭申佑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商會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