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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至西漢初期的敦煌與河西

2023-10-30 12:2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下文為《先秦至西漢初期的敦煌與河西》，鄭炳林著，摘自《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9輯）：粟特研究專號》。

先秦至西漢初期的敦煌與河西

鄭炳林

對于漢武帝取得河西、設置敦煌郡之前的敦煌歸屬和居民以及建置沿革，雖然歷史文獻有零星的記載，但學術界仍然沒有進行全面的梳理。敦煌文獻P.4640《陰處士碑》記載，敦煌“天成厥壤，允姓曾居。地載流沙，陶唐所治。河分千溜，法序九疇。據五服而為郊，開一門而展掖”。《史記·五帝本紀》稱“帝堯為陶唐”。帝堯時肯定管轄不到敦煌，這是敦煌文士有意將其歷史沿革附會到帝堯時期，但是了解到敦煌是有可能的。P.4640《吳僧統碑》記載禹流放三苗于三危：“《記》曰：天之經則懸星應分，地之理則岳鎮隨方。三苗遠適于金行，敦煌因基于火德。”論述的就是先秦時期敦煌的沿革，是說允姓曾經居住在這里，陶唐也管理到這個地區，《禹貢》所記載的九疇和五服范圍，開辟河西地區就是張漢朝之掖。因此要了解先秦河西敦煌地區的居民和沿革，首先必須了解河西及敦煌在設郡之前都有哪些居民生活在這里，他們的遷徙變化情況如何；其次要探究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的緣由和目的。

一烏孫大月氏時期的河西與敦煌

匈奴進入河西地區之前，河西和敦煌地區生活的主要是烏孫和大月氏人。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發生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到敦煌一帶，敦煌文獻中留下了關于這方面的記載。由于歷史久遠，且夾雜有很多傳說成分，這些珍貴的歷史記載變得撲朔迷離。為了還原秦至西漢初期敦煌歷史的原貌，有必要對這些記載進行探索。這個時期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即烏孫、大月氏時期的敦煌，匈奴右部統治下的敦煌，以及張騫出使西域經過河西時期的情況。

秦至西漢初年，敦煌河西地區居民應當進行過三次更替。首先是烏孫人生活時期的敦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烏孫：

是后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于野。鳥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于西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赍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

從這條記載可知，烏孫在昆莫之父時，為匈奴西邊小國，匈奴殺其父，降服其民，而沒有記載烏孫最初生活的地區。這些記載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烏孫略有不同：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后烏孫昆彌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赍金幣往。……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

從這些記載看，烏孫最早生活的地方和大月氏一樣，在敦煌間。是生活在東部還是敦煌西部，這里有個關鍵地名就是懸度。懸度，根據《漢書·西域傳》，在烏秅之西南：“其西則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就是說大月氏遷徙至懸度北部之前，居住地是烏孫故地。烏孫人生活的地方就是西漢政府準備遷徙烏孫并進行安置的地方。張騫出使烏孫時，漢武帝給烏孫預留的地方在哪里，是整個河西走廊還是僅僅是敦煌？《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渾邪王投降漢朝，漢武帝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并修筑了令居塞以西至酒泉的亭障。《漢書·張騫傳》記載：

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漢擊走單于于幕北。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鳥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赍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顏師古曰：

祁連山以東，燉煌以西。

燉煌就是敦煌，顏師古的注釋基于將祁連山比勘為天山，這樣祁連、敦煌間，只能在祁連山以東敦煌之西。顏師古的注釋錯誤，學術界已經有明確的論述，但是仍然有很多學者至今沿用這一論斷，遭到學術界的不斷批判。如果將祁連比勘作張掖酒泉南部的祁連山，烏孫原來的生活地域就與大月氏一致，都在河西地區。我們從這段記載中得知，首先烏孫的故地是在敦煌、祁連間；其次張騫向漢武帝建議將烏孫遷徙回故地的時間是在渾邪王投降漢朝的元狩二年之后兩年，即元狩四年（前119）。元朔六年（前123），張騫因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而軍得以不乏得到封侯，張騫失侯的時間是元狩二年擊匈奴后期。張騫出使烏孫的時間是元狩四年，這個時期西漢政府雖然得到河西，但還沒有設郡，僅在河西地區駐軍屯守。《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二年渾邪王投降漢朝，當時就設置了武威、酒泉郡。此外如《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等都沒有記載酒泉郡的具體設置時間，如果結合《漢書·武帝紀》的記載分析，“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實際上是元狩二年之后做的事情。就是說元狩二年渾邪王投降漢朝后金城河以西至鹽澤空無匈奴，西漢政府在這里也沒有進行任何政區建置。

酒泉郡何時設置？即西漢政府在河西何時進行政區設置？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在綜合分析整個資料的基礎上，認為酒泉郡設置于元鼎二年（前115）。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渾邪王降漢之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胡三省認為金城河指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沒有記載設酒泉郡，僅記載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元狩三年（前120），“是歲，得神馬于渥洼水中”。因此西漢取得河西之后，沒有進行政區建置，僅僅駐軍并設置屯田官而已。而《漢書·武帝紀》作元鼎四年秋。元狩四年霍去病擊敗匈奴，“是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到這個時期，漢朝仍僅在河西設置田官吏卒而已。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于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可通”。張騫建言漢武帝招烏孫東居渾邪故地，并得拜中郎將出使烏孫等西域諸國，“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于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根據《漢書·匈奴傳》的記載，漢武帝置酒泉郡的時間是在元鼎三年之后，“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書·張騫傳》亦記載張騫元鼎二年出使烏孫返回，拜為大行，歲余卒，“而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從此之后漢與西域通使開始頻繁起來，使者相望于道。通過這些記載可知，從元狩二年渾邪王投降漢朝到元鼎二年這七年時間里，西漢政府僅在河西駐軍屯田，如何對河西這塊新得到的土地進行管理，漢武帝還沒有一個想法，直到張騫建言招來烏孫東居河西，都不想直接管理。因此烏孫的故地是哪個地方就很明確，就是河西地區。

秦漢之際大月氏人的生活地區和烏孫人一樣，都是在河西地區。大月氏人最初是和烏孫人共同生活在河西地區，后來趕走烏孫人獨居河西地區，還是原先就與烏孫人共同生活在敦煌河西地區，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史記·大宛列傳》記載：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

月氏王，《史記正義》：“涼、甘、肅、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唐張守節認為大月氏人的生活區域為整個河西地區，而《漢書》記載大月氏人的活動地區是敦煌到張掖，即河西走廊的西部地區。漢武帝依據張騫的建言，準備將烏孫招來東居渾邪故地，就是指河西走廊，而不是單單指渾邪王原來居住的地方。《史記·大宛列傳》亦記載大月氏：

大月氏……故時強，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對于該條記載，《史記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明確了大月氏的生活區域是張掖西南祁連山之西到敦煌，即酒泉、敦煌間，而不是前面記載的涼、甘、肅、沙等州。筆者推測，大月氏將烏孫人驅逐出河西之后，烏孫人實際上投靠了匈奴，部落人民都歸屬了匈奴，并在匈奴的幫助下逐漸強大起來，在幫助匈奴打敗大月氏后重新在匈奴西部建立了政權。而大月氏人驅逐烏孫人，整個河西地區包括南山一部分歸屬于大月氏。大月氏被匈奴打敗后，部分月氏人南遷到南山，羌人將其稱為小月氏，因為歸屬諸羌，有時將其稱為南山羌。

這里我們需要弄清楚兩個地點，即南山和羌中。南山指哪些地方？根據《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資治通鑒》，渾邪王投降漢朝之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毫無疑問，南山就是指河西走廊南部的祁連山。羌中，根據《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等的記載，河湟地區、祁連山及其以南的柴達木盆地諸羌生活的地方都統稱為羌中。

留居河西或者保南山羌的小月氏歸附于諸羌或者匈奴，成為其管轄下的部落。根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出北地擊匈奴，“驃騎將軍逾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這里記載的小月氏實際上已經成為匈奴右部管轄下的小王或者附屬性的地域政權。

留居河西保南山羌號稱小月氏的，就是后來在敦煌西南建立政權的南山羌，又被稱為狼何羌。《漢書·趙充國傳》漢宣帝元康三年（前63）記載：

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

陽關西南就是《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婼羌，“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很顯然狼何羌與婼羌的方位是一致的，東北部就是鄯善和敦煌，因此婼羌與狼何羌有某種關系。在西漢對諸羌的征伐中，小月氏很快就在破羌將軍辛武賢的打擊之下臣服于西漢，成為辛武賢率領下攻打諸羌的主要力量。根據《漢書·趙充國傳》，西漢政府配合趙充國準備從西部攻擊罕羌的軍隊有：“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虜萬二千人。”其中婼、月氏兵就是指來自婼羌和狼何羌的部隊，在破羌將軍辛武賢打擊之下已經臣服于西漢，由于其與諸羌之間人種上的不同，所以很快就歸屬西漢攻擊諸羌。筆者認為狼何羌很可能就是南山羌，狼何羌與婼羌之間肯定存在某種聯系。又記載婼羌“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婼羌與其他諸羌間存在很大不同，實際上往北就進入西域都護管轄范圍，就可以得到西域都護的護持，往東北就進入敦煌郡的管轄范圍，可以得到西漢政府的庇護。將婼羌歸入西域范圍，很可能就是基于婼羌同諸羌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南山羌就在這個方位，《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傳》記載張騫出使大月氏，“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返回時“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很顯然羌中是指祁連山南，張騫選擇羌中就是希望經過羌中地區順利返回漢朝。如果從羌中道，可避開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但是很快張騫被俘，很可能首先進入的羌人地區與匈奴關系親密，這個羌人地區就是婼羌或者南山羌，即狼何羌。在西漢政府已經打敗匈奴置河西四郡據兩關后，元鳳四年（前77）漢朝已經在鄯善伊循城置司馬吏士屯田，元康二年（前64）西漢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而元康三年（前63）狼何羌還向匈奴借兵攻打鄯善、敦煌，足見狼何羌與匈奴關系非常親密，應當說他們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盟。因此趙充國平定諸羌期間，破羌將軍就首先平定了狼何羌，帶領這些小月氏的部隊準備從西部對諸羌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由于狼何羌屬于小月氏，雖然與匈奴之間關系密切，但是與諸羌處于游離狀態，當辛武賢率軍征伐時，他們很快就投降西漢，跟隨敦煌太守出擊諸羌。

狼何羌是連接匈奴與諸羌的樞紐，匈奴就力圖借助狼何羌建立通諸羌的聯盟。《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根據諸羌解仇交質盟詛，認為：

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余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孫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匈奴通過小月氏通使諸羌，說明小月氏與匈奴之間關系密切，這是一個歷史事實，不是臨時動機。沙陰地就是指居延北部的遮虜障附近，鹽澤指羅布泊，匈奴通過羅布泊地區與小月氏通使，這個首先接觸的小月氏就是婼羌或者號稱南山羌的狼何羌。也就是先零羌通使匈奴或者匈奴通使諸羌，都必須經過小月氏，小月氏處于諸羌通過羅布泊通使匈奴的交通道路上，符合這一條件的只有婼羌和狼何羌。

由此可知，大月氏在匈奴打擊之下西遷之后，留居的小月氏進入南山，附屬于諸羌，所建政權叫狼何羌，又稱為南山羌，往西北緊鄰婼羌。因此，南山作為方位泛指祁連山及其以南地區，作為地名指青海海西州的所在地德令哈附近，作為地域政權指以小月氏為主建立的狼何羌，因為他們是從大月氏中分裂出來的，所以很多時候稱之為小月氏。

二匈奴統治時期的敦煌與河西

《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主要生活在秦朝以北的地區。秦代西部臨邊主要有三個郡，即上郡、北地郡和隴西郡，其中上郡是奪匈奴河南地設立的。《漢書·匈奴傳》記載：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距胡。

秦代置北地郡、隴西郡，沿著黃河修筑長城，這個長城就是西起臨洮并沿河修筑的亭障。根據《漢書·韓安國傳》：

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

西戎是秦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統稱，其中包括義渠胡等。漢朝初年基本上維持秦代面貌，西部疆域主要控制在黃河沿線，主要有隴西郡和北地郡。《漢書·李廣傳》記載李廣在漢武帝前任職上谷太守、上郡太守，“后徙為隴西、北地、雁門、云中太守”。隴西、北地就是西漢初期最西部的邊界。《漢書·東方朔傳》記載：“初，建元三年……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直到漢武帝即位初期，隴西郡、北地郡都是西漢政府所能控制的最西部疆域范圍。而西漢鄰接的河西地區，就是在漢朝初年被匈奴所占領。

根據《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匈奴進入河西走廊是匈奴冒頓單于時期的事情，匈奴西鄰大月氏、氐、羌，氐人生活的區域是隴西郡南部，羌人生活的地區是隴西郡的西部。《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秦漢之際的匈奴：

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后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根據《漢書·匈奴傳》，匈奴在冒頓單于之前，西鄰大月氏、氐和羌。冒頓單于之后，匈奴強盛，打敗大月氏占領河西走廊之后，西部疆界有所變化，西接氐、羌：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后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云中。

匈奴右王位于上郡以西，鄰接大月氏和氐、羌。楚漢之際，劉邦與項羽相爭，疲于兵戈，冒頓單于率部西擊大月氏，進入敦煌河西地區，河西成為匈奴右賢王管轄下領地，這樣匈奴西部就與羌、氐鄰接。漢高祖白登之役后，漢與匈奴相安無事，至漢文帝四年，匈奴單于遺漢書稱：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

漢朝公卿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稱：“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文帝六年，漢朝遺匈奴書稱：“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從這些記載可知，匈奴冒頓對河西大月氏的戰爭發生在漢文帝四年之前。這次戰爭，匈奴將大月氏直接驅趕到中亞地區，其管轄范圍到達了羅布泊地區，而勢力控制范圍到西域地區。由此，在匈奴進入河西地區之前，河西地區生活的主要是大月氏人，大月氏人緊鄰氐、羌，西部與樓蘭等西域二十六國相接。匈奴南下進入河西地區之后，這里就成為匈奴右賢王管轄下渾邪王、休屠王部落屬地。《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大月氏被匈奴大破之后遁逃到匈奴之北，實際上是匈奴之西。大月氏退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成為匈奴右部管轄下的地方。匈奴右賢王的控制范圍有多大，《史記·大宛列傳》記載：

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就是說隴西郡西鄰匈奴右賢王的轄區，主要標志是隴西郡的長城；西部以羅布泊為線與樓蘭、姑師相鄰。

匈奴完成對河西地區的占領時間，應當是漢高祖被圍白登之前。《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附婁敬傳》記載：“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說明冒頓單于已經完成內部的統一，西邊擊敗大月氏，東邊降服了東胡。《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這年夏天霍去病出北地，逾居延，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鷹擊司馬趙破奴斬遬濮王、捕稽沮王，校尉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從霍去病等人的這些戰功中我們得知匈奴河西地區及其附近都有匈奴的哪些部落，由此得知河西地區是匈奴右部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投降漢朝，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可知河西地區主要生活的是匈奴右部的渾邪王和休屠王等。

《漢書·西域傳》記載：“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這就是秦漢之際，河西地區居民變化、政權更替的主要脈絡。

三張騫出使西域行經敦煌河西

在漢武帝取得河西地區之前最大的壯舉就是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打通西漢同西方聯系的通道，同時收取西域地區諸方面的信息。《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

《漢書·張騫傳》也記載了張騫出使西域：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張騫出使西域行經的地方主要是羌中，羌中所指，應該是羌人生活的地區，即洮河以西的河湟地區和柴達木盆地。羌中，《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并六國設三十六郡，“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諸羌地也。’”按照《括地志》的記載，臨洮應當是羌中的一部分，實際上按照秦朝的疆域范圍，秦的西部疆域到臨洮，鄰接羌中，即羌人生活的地區。根據《漢書·靳歙傳》：“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于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靳歙平定隴西郡之后沒有西行用兵，說明隴西郡是秦漢之際中原政府管轄的最西部之郡，隴西郡管轄有六個縣。《漢書·酈商傳》記載：“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于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酈商應當是接替靳歙出任隴西郡都尉，從隴西郡出兵平定北地郡，說明隴西郡緊鄰北地郡，這兩個郡是當時中原政府管轄的最西部的兩個郡。另外據《漢書·爰盎傳》記載，爰盎曾調為隴西都尉。《漢書·晁錯傳》記載：“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其后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表明漢文帝時西漢與匈奴相鄰的是上郡、北地郡、隴西郡。

筆者查閱地圖，西漢與匈奴鄰接河右安定郡，而漢武帝末年才設置安定郡，《漢書·王傳》記載武帝末年，“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就是說西漢政府取得河西之前，安定郡還沒有設置。

經匈奴即道經匈奴，出隴西即從西漢出隴西郡離開進入匈奴地區。西漢初期與河西一帶匈奴接觸的主要是隴西郡和北地郡，隴西郡最西部管轄范圍約沿著黃河西起臨夏積石縣，東到白銀的青城，從這里往西經匈奴管轄的河西走廊，最好的行經路線是經蘭州、永登翻越烏鞘嶺進入河西走廊。但是筆者推測張騫的行經路線是從蘭州翻越烏鞘嶺，沿著祁連山的北麓經匈奴與羌人的接合部往西到西域地區，所經過的地區主要是河西走廊和西蒙古高原。張騫從自己親身經歷得出當時通使大月氏的情況：“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羌中道必須經過青藏高原或者祁連山脈，道路艱險不僅表現在諸羌部落間往往積怨有仇，行旅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證，而且匈奴與諸羌的交通都不是很順利，張騫西行更是這樣。諸羌與西漢關系并不密切，特別是作為附屬于羌和匈奴的小月氏更是這樣。所謂少北，就是靠近匈奴地區行走，往往被匈奴捕捉。這次張騫沒有從羌中道前往西域，而是出隴西經匈奴，從而為匈奴所得。羌中，即羌中道，羌中道危險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羌中道所經過的各個部落間沒有統屬關系，且矛盾很深，很難協調放行；其二，羌中地區自然環境惡劣，道路難行。就是說張騫是從羌中少北西行的，所以被匈奴所得，他應當走的是祁連山北麓羌與匈奴的接合部。

張騫被匈奴俘虜后，在匈奴生活了十余年。他的活動區域主要在河西走廊及匈奴的右方地區，這可以從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中得到證實。張騫被封博望侯，主要功績是出使西域和作為衛青的行軍向導取得勝利。元狩二年，霍去病分別從隴西郡、北地郡出兵攻打匈奴都取得了勝利，除了趙破奴對匈奴地區情況很了解外，很可能得益于張騫出使西域得到的情報信息。最了解匈奴右方河西地區的山川形勢和物產水草的，只有在這一帶生活了十余年時間的張騫，因此敦煌河西地區的取得應當是張騫的主要貢獻。《史記·大宛列傳》稱：

單于留之……留騫十余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張騫出使西域就是要聯合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由于大月氏適應了西域的環境，不愿與匈奴為敵，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這些信息的獲得，使漢武帝增加了對西域的了解，特別是增強了漢武帝出兵征伐匈奴的決心。獲取西域地區的信息是張騫出使的主要目的，了解出使地方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等幾乎是漢代使者的共同職責，如張安世長子張千秋與霍光子霍禹以中郎將擊烏桓回，謁大將軍霍光，“問千秋戰斗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同樣漢武帝也向張騫詢問西域的山川地形和人物物產等信息。這些信息在西漢對匈奴戰爭的勝利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張騫出使大月氏收集的情報主要有漢朝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此外還有西域各國的物產、氣候、居民等內容。由此得知，張騫生活在匈奴右賢王管轄地區，在這十余年時間，他主要收集了匈奴地區的交通和自然環境等情況，這也為他以后在漢武帝出兵攻打匈奴的戰爭中充當向導儲備了知識。當然有些是他實際勘察的，有些是打聽到的，如西南夷通西域的消息就是道聽途說，漢武帝通西南夷的戰爭檢驗了該消息的不可靠。但是在他親身經歷的地區戰爭進行得非常順利，這些都得益于他情報的準確。《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后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漢擊走單于于幕北。

從這些記載可知，首先，張騫作為軍事向導，參與了漢朝對匈奴戰爭的幾乎每次大型的戰役；其次，他對匈奴右部情況比較熟悉，而對于左部比較生疏，所以出右北平攻打匈奴就失道而延誤了軍期。霍去病攻打河西地區的匈奴時就顯得異常順利，這可能與張騫兩次被俘期間主要活動于河西及匈奴右部有關。敦煌名稱的使用也可能與張騫有關，是他在作為行軍向導的過程中將敦薨作為敦煌，張騫是漢中人，如果他使用的是關中方言，那么敦煌和敦薨的發音基本上沒有很大的區別。

張騫從河西走廊西行，從西域返回的路線同樣也是計劃經河西走廊，《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大月氏：“留歲余，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余，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另外《漢書·張騫傳》也記載：“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南山，《史記正義》認為：“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余里，故云‘并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張騫從西域地區返回，原計劃是經過羌中道，避免被匈奴抓到，但是最后還是沒有幸免。是他沒有走羌中道還是經過羌中道時被某個政權所俘交給匈奴？筆者認為應是后者。張騫從西域返回時被俘的地點是哪里？筆者認為是在羅布泊地區，因為這里是匈奴與西域諸國接合部，羅布泊之東是匈奴管轄區。根據《史記·大宛列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南接羌，鬲漢道焉。”姑師即車師，樓蘭在羅布泊西南部，張騫從西域返回很顯然是傍南山走羌中道，即從疏勒經莎車、于闐、且末、樓蘭，樓蘭往東是匈奴控制區，往東南經婼羌、狼何羌準備過柴達木盆地到湟水流域，最終到西漢隴西郡，這就是羌中道，歷史時期這條道路經常被使用。但是在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導致復為匈奴所得。鑒于當時小月氏與匈奴之間關系甚好，而張騫經羌中道東行首先必須經過婼羌和狼何羌，所以他很可能就是被狼何羌俘虜送給匈奴的，而不是被匈奴俘虜的。

書籍簡介

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9輯）：粟特研究專號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歷史博物館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編

2023年8月出版/198.00元

978-7-5228-1316-5

內容簡介

《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由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歷史博物館、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聯合主辦，任務是借同道之力，深入挖掘絲路歷史、地理、民族、宗教、語言、文字、考古、藝術等問題的新材料，尤其關注與絲綢之路有關的美術考古、藝術考古等圖像的相關研究，倡導“圖像證史”的研究方法，試圖透過歷史文物，探索絲路上“人”的歷史。本書是第9輯，收錄33篇論文，從考古發掘、石窟壁畫墓志研究、史實考辨等各個方面論述了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相關領域的問題，彰顯了學術價值，弘揚了絲路文化。

書籍目錄

先秦至西漢初期的敦煌與河西鄭炳林／001

月氏在西遷前的活動范圍及其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兼論張家川馬家塬文化的性質張德芳／014

《厄立特里亞海周航記》版本及年代作者研究敘要李大偉黃冬秀／024

中亞的瑣羅亞斯德教：花剌子模的新發現葛樂耐著李思飛譯／039

粟特藝術之龍座神蒂什特里雅/蒂什身份比定康馬泰著李思飛譯／051

粟特人與中古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印章（珠飾）傳播韓香／063

Paikend: From a Fortress to a Sogdian City Results of Studies of the Bukhar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Andrey V. Omel'chenko／077

“永安五銖”背后出現的異像閻焰／105

云岡十二窟樂舞圖像中的“胡騰” 劉曉偉／127

The Central Asian Nomadic World and the Name Sogdiana Paolo Ognibene／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