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商周與秦漢屬于不同的大的歷史階段，這兩大階段既有重大差別，又有承繼與演變關系。趙化成先生的《周秦漢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聚焦于西周、春秋、戰國、秦、漢1200年的歷史，通過“陵墓制度”“都城建制”“農業手工業”“藝術及其他”多個維度，充分利用考古發現的地下墓葬、地上都城資料，對從商周到秦漢的歷史性變革、承繼與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展現出周秦漢時代獨具魅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本書注重長時段的觀察，取得了獨特的學術成果。誠然，相關的一些研究尚未完成，由此留下了一些遺憾，讀者可繼續關注作者即將出版的另一部文集《秦與戎：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或可彌補本書的部分不足。

以下為趙化成為《周秦漢考古研究》所作后記。

趙化成，陜西漢中人，1974-1977年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本科、1980-1984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研究生。1984年起，先后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歷任漢唐教研室主任、考古學系主任、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東周秦漢考古，主講課程有《秦漢考古》《戰國秦漢考古研究》《秦楚文化研究》等。合著《秦漢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參著《中華文明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中國考古學百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編著《秦與戎：秦文化與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文物出版社，2021）等多部著作，在《文物》《考古學報》《考古》《考古與文物》等國內外刊物、論文集上發表80余篇學術論文、考古簡報、報告、書序等。

這篇后記，涵蓋了兩部文集，一部為《周秦漢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另一部為《秦與戎： 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文物出版社）。最初為《周秦漢考古研究》（簡稱《研究》）撰寫了一篇后記，后來編輯《秦與戎： 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簡稱《探索》）時，因大病在身，已無力再另行寫作。兩部文集的選編雖各有側重，但后記需要說明的問題與過程有較多相似性，因此，我將原來的后記作了部分改寫，用在兩部文集之后。

《研究》和《探索》兩部文集是筆者從歷年來發表的近百篇論文、參著圖書、考古報告、簡報、書序、書評等選編了部分略具代表性的論述而成。所選文章絕大部分為獨著，少數為合著，而合著者筆者均為第一作者。兩部文集的編輯出版承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倡導、策劃和資助，以及同行好友、學生弟子們的鼓勵、支持和幫助。特別是早年所發文章多無電子版，所附圖片也不合格，學生弟子們幫助復制、編輯、繪圖、翻譯、校對等，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在我生病的狀態下，承擔了更多的編輯、修訂、配圖、校對等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謝。

兩部文集的選編各有側重，盡管《周秦漢考古研究》中有“秦”，而《秦與戎： 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更以“秦”為主，但不同的是，前者的“秦”是關于秦考古學文化跨朝代長時段的觀察，而后者的“秦”則是專門探索兩周時期以及大一統前后秦的歷史與文化。這兩部文集大致體現了筆者從考古入門到學術成長的道路，因而有必要對這一過程做點交代。

我的家鄉陜西漢中，是一處為大秦嶺與大巴山環抱、漢水潤育的小盆地。高祖劉邦初被封為漢王，都漢水之濱的漢中，隨著漢一統，漢人、漢族、漢字、漢語、漢服、漢學……這些帶有“漢”字標簽的詞匯無不與我的家鄉有關，而漢中也終成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當年，家鄉漢中一中（前身為漢南書院）為全地區最牛的中學，有鐵門檻之稱。有幸考入該校自然值得高興，我和同學們憧憬著讀完中學上大學，當工程師，當科學家，當文學家等。然而，學沒上幾年，“文革”來了。先是停課，后發生武斗，接著下鄉插隊，所有夢想都淹沒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尷尬之中。之后，我被招工去了當地鎮供銷社。面對這種無奈的命運安排，只有發呆的份兒。

后來有機會可以被推薦上大學（當年也經過了全縣統考，并且成績名列前茅）。在填寫志愿時，自感理工科基礎不好，不敢問津。在鎮供銷社幾年，一直舞文弄墨，算讀過一些書，那么就選文科吧。文科專業也很多，選什么呢？我的中學同學前一年進入西北大學無線電系，他告訴我，考古專業不錯。我也覺得，考古遠離現實紛擾，還可以全國到處跑，于是半明白半糊涂，三個志愿全部填寫了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后來才知道，這個有點奇葩的選擇竟然救了我，因為家庭出身，我差點被刷掉，也因為考古專業在漢中無人報考，我才被特別錄取，也算是歪打正著吧。相比之下，我的諸多中學同學盡管在各行各業都很優秀，但有機會上大學讀書的則很少，留下了終生遺憾。

在西北大學幾年，“文革”各種干擾不斷，但面對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大家倍加珍惜。我還記得我先后讀過百余本歷史、考古、古代文學方面的書籍，寫了幾十萬字的筆記，抄寫了數千張卡片。盡管漫無目的，但我初步認識了什么是歷史，什么是考古?？脊攀且婚T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我們班先后參加了安陽殷墟、臨潼姜寨、陜西周原等著名大遺址的田野考古實習，并參觀考察了陜西、河南、山西、湖南等地諸多考古遺址及博物館。其中，1976年我在陜西周原遺址參加了兩次考古發掘實習，合起來差不多一整年，且有幸與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在一起。在西北大學及周原遺址田野實習期間，有幸聆聽了宿白先生開設的《中國古代建筑》課程，以及鄒衡、俞偉超、嚴文明等先生的多個講座，為先生們博大精深的學問、縝密的邏輯思維所折服的同時，也為日后報考北大研究生埋下了心靈種子。

畢業后哪里來哪里去，我回到了家鄉漢中博物館。博物館建在據說是劉邦在漢中的宮殿建筑舊址上——古漢臺。在家鄉四年，盡管也做過一些考古工作，如與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師一同徒步數百里考察了褒斜棧道，在博物館前輩的指導下研讀了褒斜道石門石刻，與同仁共同發掘了多座漢魏墓葬等，但大多數時間為各種雜事所纏繞，包括用整整一年下鄉當農村工作隊員。其后恢復研究生招生，拜鄧公之所賜，1980年秋我終于如愿以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從俞偉超先生讀研。

大概因為我是陜西人，俞偉超先生那幾年也正關注西北地區青銅時代及鐵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于是讓我多關注陜西及甘肅地區的秦文化和羌戎文化資料。研究生第一年，課程之余我收集并整理了陜西數百座秦墓資料，就秦墓的分類與分期寫出了長篇論文，盡管沒有發表，但對于東周時期秦文化有了系統而深入的了解，從而為尋找更早階段的秦文化奠定了基礎。記得曾與梁云聊天，說到趙姓與梁姓皆出自嬴秦一族，而我們都從事早期秦文化考古，追尋秦人先祖的足跡，冥冥之中莫不是上天早有安排。

讀研期間，除完成課程學習外，大部分時間是在田野考古發掘與資料整理中度過的。1981年夏秋，在俞偉超先生的帶領下，與七七級、七八級部分同學一起，參加了青海循化蘇志卡約文化遺址的發掘，之后協助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整理大通上孫家寨等地近千座卡約文化墓葬以及民和核桃莊300多座辛店文化墓葬資料，主要工作是陶器的類型學排序與分期： 在一大片空場中，幾百座墓葬的陶器按照早晚變化序列依次排開，這種場面是何等的新奇與壯觀。其間，還聆聽了俞偉超先生《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關于“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認識》《關于“考古地層學”問題》《關于“考古類型學”問題》等系列講座。實習加講座，大大豐富了我對西北青銅時代文化及其族屬的認識，為爾后早期秦文化及西戎文化的探索作了鋪墊；而有關考古學基礎理論、方法的實踐與培訓，更是受益終身。

1981年底青海實習結束后，在俞先生的安排下，我即獨自前往渭河上游、西漢水上游作了短期考古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1982—1983年在禮縣欄橋發掘了寺洼文化墓地、在甘谷縣毛家坪發掘了兩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址，1984年的碩士學位論文就是在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完成的。那時，因為田野考古任務繁重，北大考古專業研究生大多都推遲畢業，而我則延期了一整年。

畢業后，我留校當老師。接著，俞偉超先生離開北京大學去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現為國家博物館），早期秦文化的調查與發掘工作只好暫時中斷，而我也因為課程需要，重點轉向戰國秦漢考古教學與相關研究。俞偉超先生雖然離開北大，但可以經常見面聊天并請教學術問題，正所謂學問是聊天聊出來的。同時，我常去拜訪請教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先生，也深受他們學術思想及研究方法的熏陶。

20世紀90年代初，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秦公大墓被盜掘，一批鑄有秦公銘文的青銅器及金飾片流散于海內外。對此，我深感震驚與遺憾。如果當年能夠在甘肅不間斷地進行秦文化的調查與發掘，或許有提前發現秦公大墓的可能。幸好，自2004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甘肅省文物局、陜西省文物局的領導與支持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今文化遺產學院）五家單位合作的“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啟動，并組建了聯合課題組和考古隊，大家推舉我為課題組組長（近年退休后已改由他人擔任）。之后，在甘陜一帶連續不斷地作了大量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重點發掘了禮縣西山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禮縣六八圖遺址、清水縣李崖遺址，近年又再次大規模鉆探與發掘了甘谷毛家坪遺址。此外，還調查發掘了與秦文化密切相關的張家川馬家塬、秦安王洼、清水劉坪、漳縣墩坪等西戎墓地。其中，2006年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10—2011年清水李崖遺址的發掘由我任領隊。總之，五家單位經過十余年的精誠合作、不懈努力，在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領域獲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發現，取得了多項重大學術成果。其中，李崖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從考古學文化層面揭示出嬴秦人來源于山東東夷族群已成定論，可以說俞偉超先生當年交給我的這一任務已基本完成，先生在天有知，當會感到欣慰吧。

在大學當老師，學術研究是一方面，而主要精力則用于教學及帶學生。除課程外，我先后多次帶學生田野實習，包括三峽庫區忠縣崖腳遺址、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山東東平陵遺址、甘肅清水縣李崖遺址等處的考古調查與發掘。2007年我獲得了北京大學“十佳教師”，后又獲得了“北京市教學名師”榮譽稱號。

兩部文集中，《周秦漢考古研究》，除我的專業方向秦漢考古外，還涉及商周，主要是兩周時期。俞偉超先生在世時曾反復告誡我們：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的發展既具有階段性，也具有連續性，欲讀懂秦漢，須對商周有較多的了解，也就是說長時段的觀察與研究很重要，這也正是包括俞偉超先生在內，諸多先生做學問的特點之一。此外，俞偉超先生除了擅長具體的、微觀的考證外，更注重制度性、規律性的宏觀分析。例如，先生的《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一文，以高屋建瓴的宏大視角，開啟了中國古代埋葬習俗與制度研究的新思路；而《考古學中的漢文化問題》則回答了歷史時期大一統條件下如何定義和把握考古學文化的問題。遺憾的是，先生英年早逝，類似的大課題剛開了個頭，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拓展與深化，因而這部文集的一些研究就是秉承先生的遺愿而展開的。21世紀初，我與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漢唐教研室幾位老師和考古界同仁共同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漢唐陵墓制度研究”，歷時四年，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參見課題結項報告）。其后，部分老師與同仁的研究論文陸續發表，而我所承擔的“從周制到漢制： 商周秦漢陵墓制度的變革與發展”子課題，由于涉及面廣，迄今只發表了陵園制度、墓形制度、葬具制度等研究成果，而墓地制度、葬品制度、祭祀制度、外藏制度、觀念信仰等系列研究還未最終完成。但筆者曾就這一課題，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多年的碩博研究生中開設了專題研究課；此外，在全國多座高校及考古研究所做過多次講座。而退休后，2020年，學院又邀請我以此題目為碩博研究生及年輕老師新開設“考古名家講座”，半學期做了8次講座。借此機會，筆者系統整理并補充了過去研究，較過去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認識。然而遺憾的是，今日身患大病，已難以繼續寫作。為此，我已囑托學生弟子今后繼續深化研究，期望將來能夠與學生弟子以專題講座形式合作出版。

《周秦漢考古研究》收錄較雜，分為四個部分： 陵墓制度、都城建制、農業手工業、藝術及其他，總計25篇。這個分類，只是大致劃分而已，未必都合適。所收一些論述成文較早，一些觀點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與認識的深化難免存在不足或錯誤，但這是學術研究的必經過程，因而，除技術性的修訂外，大部分保持原樣不變（凡有新修訂者文末均已說明）。

《秦與戎： 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大體以考古學文化年代早晚為順序，文集編排沒有再細分類，原因是諸多文章涉及時段較長，而秦與戎二者也很難截然分開。此外，文集排序也考慮到了發表年代的先后。例如關于嬴秦族的來源與早期秦文化的探索，論文發表的先后體現了田野考古工作的進展及認識的過程。自然，隨著新資料的發現以及研究的深化，早年的一些認識需要修訂甚至否定，這是學術發展的正常之路。遺憾的是，筆者擬撰寫的《秦史與秦文化》專著以及幾篇新論文，如《毛家坪遺址年代分期與文化性質的再認識》《西戎（犬戎、獫狁）與寺洼文化》《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關系新論》等，皆因大病在身，已經無力完成。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從事秦文化，特別是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已經成長起來，并取得了諸多重要學術成果，祝愿他們繼續以田野考古工作為中心，推動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研究再上一個新臺階！

2023年8月改定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北京大學考古學叢書”《周秦漢考古研究》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