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和我同姓、但從未謀面的復旦大學包剛升教授的大著《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感覺非常有意思，也很受啟發。

《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包剛升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版

包剛升用很多當代政治學的觀點，對中國傳統的三種主流思想即儒家、法家、道家進行了重新定位和解讀，并嘗試對它們中的每一個提煉出四種基本觀點或者理念。比如，儒家是“禮制、倫理、仁政、君子”，法家是“強君、農戰、法制、賞罰”，道家是“循道、柔弱、無為、棄智”，都很凝練而且角度新穎。

作為經濟學者，我也特別喜歡包剛升在書中多次運用經濟學概念去思考和分析這些政治思想背后對人的假設，以及相關的經濟和社會效率與福利影響。

本書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一個點是，包剛升指出，傳統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話語其實并不準確，漢武帝及以后的君主在實踐層面繼續了采用很多法家的建議和方法，漢代“新儒學”實際也吸收了很多道家和陰陽家的觀點。

同時，在書的其他部分，包剛升比較鮮明但克制地指出：老子莊子時代的道家思想，無論在哲學層面，還是作為治國理念，都是具有相當嚴重的缺陷的。老子和莊子認為上古社會是美好的，而東周時代的社會沖突和動蕩，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和人類知識的提升，對此，他們提出了一個在現實上根本毫無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就是“絕圣棄知”，拋棄知識進步，大家退回到傳說中人類蒙昧但快樂的原始社會去。

雖然包剛升并未明確將這兩者聯系，但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發現：老子和莊子的邏輯缺陷，就在于把“天道”和“人道”的對立過于絕對化，并以此認為，為了反對人類的“智能設計”，就必須摧毀一切智能，回到人對“自然秩序”充滿敬畏的上古“黃金時代”。但這種觀點有一個很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人類智能（包括科技知識和道德思想）真的是反自然秩序的，那么自然秩序為什么會從無到有地產生人類智能呢？如果人類智能是自然進化的產物，那么絕對化的“絕圣棄知”豈不是既反智，又違反老子和莊子自己崇尚的自然秩序嗎？

因此，盡管董仲舒對三家的“大雜燴”型融合，在歷代受到了很多人（不只是道家，可能儒家和法家更多）的批評；但是如果我們盜用一下道家的概念，董仲舒版漢儒，或者說“儒家2.0”的出現，恰恰是“自然秩序”的體現。它里面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通過一個在今天被很多人認為是“大俗套”的“天人合一”觀點，試圖把道家的“天道”和儒家的“仁學（人學）”從相互對立，轉化成具有有機聯系的整體。

換句話說，董仲舒在這里的操作，并非很多人認為的對孔子原始版本儒學的竄改，而是秉承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認為天道與人道并不存在先驗的對立。人在尊重自然規律前提下進行的“有為”并非反自然，而恰恰是自然規律演化和發展的一部分或者說最重要一環；但同時，如果人過于強調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忽略客觀規律的要求，就非常危險，并可能遭到自然和其他人共同的懲罰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董仲舒對于道家和儒家的綜合，雖然背負了將二者“和稀泥”“庸俗化”的罵名，但實則不但修補了早期道家的邏輯缺陷，更暗合了現代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對人類智慧和客觀規律的關系的理解。

此外，我很喜歡包剛升挖掘出來的一個細節，就是他提到，先秦法家學者的理論，除了會用類似《君主論》的“性惡論”敘事描繪統治者和人民的關系，還很喜歡用類似的性惡論告誡君主：他們的后妃、侍從和大臣都擁有和自己不同的利害關系考量，所以必須嚴格防范。包剛升覺得，在這方面，法家學者的分析框架，與霍布斯的“豺狼人”或者現代經濟學的“自私理性人”很相似，只記“吃”和“打”，受個體物質利益驅使；而儒家更像行為經濟學里注重合作和互惠關系的人，更容易受善意鼓舞，通過將心比心讓關系越來越緊密。

進一步說，從經濟學角度，我以為其背后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博弈的互動期限或頻率。眾所周知，戰國變法家通常是各國的“客卿”，在國內沒有根基，也經常跳槽。所以，他們看待很多關系的默認期限天然是短期的。而儒家的支持者，常常是在一國經營多年的貴族老臣。他們誠然身上可能有多年積累的暮氣，但和君主的互動通常也是長期的。而博弈論里著名的“無名氏定理”早就指出：人在短期里的博弈，往往是更自我利益最大化，以效率為中心的；而在長期里，則更容易從互惠和共贏的角度思考問題。

因此，法家注重“刑賞”的外界激勵，儒家注重“倫理”的內在責任感和規范意識，也并非像很多人認為的天然對立，而是對效率和公平目標的追求中同一硬幣的兩面。二者在歷史長河中的此消彼長，可能正是歷史客觀規律在用無形的手一遍遍把硬幣拋向天空。

（作者包特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