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的私人情感如何經得起放大鏡審視？以及，語言符號能窮盡所有真實嗎？這樁暗流涌動的“墜樓死亡剖析”，也無意間指向了當下社交媒體中輿論審判的荒謬與可怕之處。

作者 | 劉車仔

編輯｜晏非

題圖 | 《墜樓死亡的剖析》

一個晴朗的早上，視障男孩Daniel（下稱“丹尼爾”）遛狗回來，發現父親倒在血泊中，白茫茫的雪地上，鮮紅的血液尚未凝固。

這是今年戛納電影節獲金棕櫚大獎的電影《墜樓死亡的剖析》的開場。但這不是普通的懸疑片，在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里，觀眾將進入并參與一場關于婚姻生活的審判——

男主人死亡，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人的情況下，三口之家里的女主人面臨重大的嫌疑。隨后，在旁人指證和當事人自我剖白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在一個性別相對平等的社會語境下，兩個彼此欣賞尊重的愛人組建家庭，也面臨時間、權力的互相爭奪。

在這個婚姻故事里，導演還想探討敘事與真實之間的關系。

男女主人公均是半自傳體作家，他們用自己的現實生活作為小說的素材，這些素材后來被搬上法庭成為證據。在唇槍舌戰里，載著現實的敘事被重新編織，控方與辯方為了各自的真實，推理、虛構出不同的敘事。

庭審現場的婚姻故事。（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復雜的私人情感如何經得起放大鏡審視？以及，語言符號能窮盡所有真實嗎？這樁暗流涌動的墜樓剖析，也無意間指向了當下社交媒體中輿論審判的荒謬之處。

如何證明愛？

一年多以前，女作家Sandra（下稱“桑德拉”）隨著丈夫Samuel（下稱“塞繆爾”）從英國搬到了法國鄉村。這是丈夫長大的地方，在這里，塞繆爾決心重新開始寫作。而此前，桑德拉已經出版了三部半自傳體小說。

在丈夫墜樓之前的那個早晨，桑德拉接待了一個前來采訪的學生，談話間她游刃有余，一派成功社會女性的形象。而丈夫身處閣樓，正在裝修房子，還大聲播放吵鬧的音樂，打斷了采訪聊天，爭奪自己的存在感。家庭內部矛盾，似乎一觸即發。

丈夫墜樓死亡。（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緊接著，我們看到丈夫已經倒在血泊中。前二十幾分鐘客觀地展示了一切事實，沒有蟄伏的真相等待大家去發現，沒有鋪墊任何線索等待人們去推理。因為法庭所要尋找的真相，并非實質性的事實，而是關乎愛與恨，以及女主人公是否因心存恨意而殺害丈夫。

隨著裝有桑德拉和丈夫塞繆爾爭吵錄音的U盤被作為證據呈堂，屬于他們婚姻生活的某個剖面也被展現了出來。

爭吵的內容，印證了夫妻二人在自我實現上的不平衡。丈夫一直沒有寫出小說，甚至在一年多以前辭去大學教職工作，勸說妻子和他搬到法國老家專心寫作，最后依然宣告失敗；妻子則一直在寫作上順風順水，搬到了陌生的法國也能繼續翻譯和寫作。顯然，塞繆爾是那個對現狀更不滿意的人。

于是，爭論的焦點，又圍繞夫妻的家庭分工、育兒付出，以及婚姻的忠誠展開。

塞繆爾是那個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人（他主動提議自己在家教育兒子丹尼爾），而兒子4歲時因為車禍導致視神經永久損傷，讓他無法放下自責，夫妻關系因此有了裂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無法與妻子發生性關系，而在這期間，妻子在丈夫的默許下有過婚外性行為，并以規律的節奏出書。

爭吵錄音中，丈夫對妻子宣泄不滿。（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久而久之，家庭的結構、成員的權力地位似乎發生了偏移，妻子變成了關系中的絕對主導。

桑德拉則認為，自己為了配合丈夫，從倫敦搬到了自己語言不通且沒有任何朋友的法國，已經是做出了妥協。她駁斥丈夫所謂的自我犧牲論調，表示這一切是他的主動選擇。她鼓勵也支持丈夫寫作，但最終塞繆爾并不能如愿寫出小說。

爭吵的最后，她尖銳地指出，丈夫憤怒的根源在于自己人生的挫敗感，而非來自于婚姻生活。

這幾乎是諾亞·鮑姆巴赫版《婚姻故事》的性別倒轉版。在《墜樓死亡的剖析》中，顯然女主桑德拉是個人成就更大的那個人。似乎在婚姻關系里，個人成就更少的一方，就會對關系有更多的不滿或者苛求。

在《婚姻故事》中，陷入自我掙扎的是妻子。（圖/《婚姻故事》）

跟隨這些講述，觀眾不斷切換視角。事情變得越來越復雜，兩個人的講述近乎矛盾，但同時又十分合理。在傷痛的情緒中，兩人的問題被無限放大，相互之間的攻擊和指責愈演愈烈。最后，這場爭吵以身體暴力告終——妻子打了丈夫一巴掌，而丈夫開始用拳頭自我攻擊。

爭吵中，真實的愛被無情否定、撕毀。這樣的場景，恐怕所有有過長期親密關系的人都經歷過。但電影借辯方律師之口說出“法庭不是講真相的地方”，而法庭也以敘事的角度展開宣判。

（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控方試圖證明妻子圖謀殺夫，于是塞繆爾被描述為一個被妻子打壓卻決心改變一切的男人。而桑德拉則必須證明愛，以否定殺人動機。在控方的質問下，她不得不重新回到婚姻的細節里，去回憶關系的發生和變化。這是一場難能可貴的自我重新審視和剖析。

從這些剖白里，人們時而看到恨，也時而看到愛。一旦從關系撕裂的地方退回到往昔日常生活，我們依然能看到這段關系里有如此多的理解和肯定，昔日也有溫情閃光、有激情共振。

電影中，兩個人的往昔甜蜜照片時而閃過。（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然而，這需要法官及觀眾強烈的理解力和共情能力。因為人的想法、體會和表達，并不總是與真實世界保持一致。相信語言背后存在著某種客觀的真相，只是人們的一廂情愿。至于人類的愛與情感，更無法用語言邏輯來定義。

于是，在漫長的、針鋒相對的煎熬庭審中，桑德拉多次無奈地否定“不是這樣的”，像一個不得不迎戰的戰士。她要為了反對敘事對個人的霸凌而戰，她唯一的武器是一次次剖析自己。

（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誰給你審判他人的篤定？

電影最令人不安的片段，是爭吵的錄音被放到法庭上播放，同時，大屏幕上還顯示著轉錄文字。當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爭吵被如此赤裸裸地當做呈堂證供、被所有人抽絲剝繭地分析，就連現場觀看的人們都難掩驚恐之色。

大量的庭審現場，讓人想起前不久上映的《奧本海默》。

在內部審訊室里，證人指出各種細節，奧本海默過往的生活舉動甚至是私人情感，都被迫拿到眾人面前被重新檢視。電影中，奧本海默全身赤裸、無助地坐在審訊椅上的超現實鏡頭，便具象化了這種精神痛苦。

當生活的片段被截取、所有細節都被他人用放大鏡檢視，不僅意味著個人隱私的暴露，承受所有人頭頭是道的“精神分析”，更令人感到無助。

（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電影里，塞繆爾認識不久的心理咨詢師憑借幾次咨詢聊天就斷言：他的痛苦來自于妻子；當然，為了辯護，桑德拉的律師也不得不將塞繆爾描述為一個自認為失敗的、懦弱的人。

更有趣的是，人們將桑德拉就某本小說接受采訪的片段加以剪輯，通過電視向外傳播，企圖證實一個女作家的陰暗面，得出一些充滿個人偏見的卻自以為合理的結論。

導演Justine Triet（茹斯汀·特里耶）在為電影調研時發現，即使在男女享有平等地位的國家，女性在生活選擇上仍舊會遭到某些隱形的性別偏見。呈現在庭審中，則是桑德拉要接受“女作家+雙性戀=性開放=不忠誠”的判斷。

每個人的偏見，都基于社會文化及自身的經驗，因而偏見總是無窮無盡。而這些來自他人的偏見的審判，無疑是一種對個人的剝奪。

女主寫的小說被拿到庭審現場斷章取義。（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如今互聯網上的論戰，不也正是如此嗎？每個人都在根據自己的經驗，創造一種自以為接近真相的敘事，然后篤定地審判他人。特別是在復雜的問題上，人們看了幾篇文章、幾個短視頻，就能言之鑿鑿，感覺已經縱觀全局，抵達了本質。

但有人也許要說，如果不下判斷，豈不是陷入了不可知論當中？事實上，有沒有可能是在抵達真相的過程中，路途崎嶇漫長，又或者，盡量理解矛盾的過程，本就是真相呢？

當我們面對一個復雜問題的時候，試圖輕松地達成融會貫通，往往正是頭腦偷懶的表現。唯一的途徑，是讓價值判斷退后再退后，找到另一種矛盾的敘事，并盡量保持多種敘事共存的可能性。也許這樣永遠不會有定論，卻能讓實現某種建構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電影最后，回家的桑德拉躺在沙發上和狗狗相擁，旁邊的墻上掛著她和丈夫大笑的照片。（圖/《墜樓死亡的剖析》）

夫妻倆的兒子丹尼爾最后出庭時說的話，似乎道破了這一點：“當我們缺乏證據時，為了確定事情是怎么發生的，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就像這場庭審所做的一樣。”

在這部電影的最后，法官駁回了控方對桑德拉謀殺丈夫的指控，即便實質的死亡真相依然懸而未決，但電影已經抵達了它應該去的地方。

校對：楊潮，運營：小野，排版：陳澤昕

原標題：《這屆金棕櫚，憑什么是“消失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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