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逆流成河》眼下正在各大院線熱映。當然，說是熱映，不過是句場面話。遙想當年《小時代》掀起的狂熱風潮，對比眼下各大影院差強人意的上座率，只能讓人心生感嘆：時光飛逝，歲月無情。此片導演雖是落落，但誰都明白，它的賣點在于郭敬明，也只在于此。可值得玩味的是，當初宣傳聲勢甚猛的《爵跡》如今杳無音訊，而低調出場的《悲傷逆流成河》雖難稱佳作，但獲得的評價和口碑總算沒有崩盤。要知道，這對郭敬明系列作品而言，已經算得上難得了。

這并不是因為《悲傷逆流成河》的原作是一部多么優秀的文學作品，也不是因為此番影視改編有多么成功，而是因為一部“殘酷青春文學”被電影主創者硬生生改造成了反對校園暴力的主旋律影片。原作小說的主線，本是女主角易遙意外懷孕。在電影中，易遙被設定為被母親拖累的無辜“處女”，是的，這一身份還被反復強調。小說主角四死其三的灰暗結局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易遙在全校師生面前跳海的高潮戲。最最要命的是，原本四位主角間曖昧的情感糾葛也不見了，他們個個都成了陽光少年少女，這難道不會讓曾經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流淚的小四粉絲們感到陌生么？

細細想來，郭敬明的求生欲這么強，一點也不奇怪。早年間的《小時代》雖然讓他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讓他走上了充滿爭議的不歸路。郭敬明的商業頭腦何其發達，在一棵樹上吊死絕不會是他的首選。在《悲傷逆流成河》片尾，是劇組對真實生活中飽受校園暴力之苦的受害者的采訪，幾可充當學校的視頻教材。

這么多年來，懸掛在郭敬明腦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矯揉造作、奢靡浮華”，通俗地講，就是其作品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和內容。這，何嘗不是一代青春文學作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郭敬明以及與其同時代的年輕作家，包括落落、七堇年、笛安、張悅然、韓寒等人在情節結構、敘事方式、人物形象、文學精神等方面與他們的前輩相比，表現得更自由、更真誠、更率性、更自我甚至放縱個性。

按照中國文學的傳統觀念，寫作乃是“經國之大業”。也就是說，文學理應承載教化人心、改良世道的作用。所以，凡是具有“社會性”“人民性”的文學作品，歷來受到贊頌。縱然凡有井水處皆有柳詞，我們在習慣上仍然對更關心國事的辛棄疾高看一眼，便是這個道理。不巧的是，郭敬明們自出道以來，從未將文學的思想性當回事，更沒有興趣參與宏大敘事。

莫說癡迷于大都市燈紅酒綠的小四，即使是當年號稱以思考見長，極為關心社會時事的韓寒，也從未給讀者奉上多少深刻的作品。致力于批判現行教育體制的《三重門》里，透露出的恰恰是韓寒對教育問題偏頗的認識。在他看來，同時學習語文、數學、英語、化學、物理等多學科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大多數知識在今后的生活中并不能發揮作用。然而，這是一種純粹的誤解。或許并不能解決黎曼猜想，但通過數學而獲得邏輯能力，將會使我們受益終生。難怪近年來，韓寒對自己早年的說法多有修正。歸根結底，我們所熟悉的青春文學寫作，無論何種題材、風格，都無關社會意義，更像是一種情緒的傾瀉。

那么，為了匡正這一弊病，賦予青春文學以正能量，算不算一種好主意？比方說，高舉反對校園暴力大旗的新版《悲傷逆流成河》？其實，過度強調文學作品的附加意義，只會損害文學本身。以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比郭敬明們更“喪”，更崇尚肉欲、天性。可他們的作品看似玩世不恭，卻具有對抗世俗生活的反叛精神。問題的關鍵不在寫作的目的，而在于對待文學的態度。郭敬明曾經說：“寫作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會寫，可能會靠這個帶來利益。但我不可能把它看成是自己謀生的手段。它只是我的興趣和愛好。”韓寒也說過，“文學決不是我的第一夢想，我的第一夢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興安嶺。文學是第幾十，我也不知道。”

對他們來說，為寫就《平凡的世界》而嘔心瀝血，英年早逝的路遙，立志把《白鹿原》當作枕棺之作的陳忠實，大概是名符其實的異類。可問題也就出在這兒，聰明才智可以帶來誘人的商業利益，但失去了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作品終究會露怯。電影《悲傷逆流成河》開頭的旁白里分明講到了“香港回歸”，似乎表示故事發生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可鏡頭一轉，華麗麗的航拍鏡頭之下，上海弄堂人家竟在用電磁爐做飯。易遙、齊銘等人使用的是老式翻蓋手機，可在學校電腦房里卻能用上最新型的液晶顯示屏。這幾位少男少女，還在上海科技館里玩起了地震體驗游戲。我想，無論是落落還是郭敬明，可能根本不知細心考證為何物，就貿貿然拾起了現實主義題材。

但這一切并不會讓人感到驚奇。強行為郭敬明式的浮華雕像披上正能量的外衣，誕生出的只會是四不像而已。讓我感到惋惜的，并不是《悲傷逆流成河》的蹩腳，而是不顧一切的求生欲正在讓郭敬明失去最后一點本真。郜元寶曾在《靈魂的玩法——從郭敬明 〈爵跡〉談起》一文中指出郭敬明的語言問題，認為其“用語不當、臃腫雜沓、模棱兩可、盲目的一次性景物描寫，看來只為顯示語言的豐富和詩意，但這個目的并未達到，倒是暴露了作者只顧陳列不知安排、只顧炫耀不懂含蓄、只顧堆砌不知選擇的暴發戶的惡趣味”。從學術角度上來講，上述觀點自然沒有問題，可如果，這種繁復臃腫的語言，就是郭敬明的真性情呢？

春樹的《北京娃娃》里有一段對“自由”的敘寫:“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吃飯的自由，睡覺的自由，說話的自由，歌唱的自由，賺錢的自由，點燈的自由，自殺的自由，自由的權利一直是自己的，這個自由都沒有，還談什么自由。毫無疑問的是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自由自由自由自由，看書的自由，吃飯的自由，睡覺的自由，聽歌的自由，做愛的自由，放棄的自由，回家的自由，退學的自由，逃跑的自由，花錢的自由，哭泣的自由，罵人的自由，出走的自由，說話的自由，選擇的自由，看《自由音樂》的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如果你不是自由的人，還說什么自由。”乍看之下，沒有文采，也沒有邏輯，更談不上什么文學技巧，可不能否認，讀者完全能感受到其中的青春力量。如果沉浸在商業浪潮里的郭敬明們自認為，給自己的作品添加一點正能量的佐料，就能使其壽命不斷延長，這未免是打錯了如意算盤。

在我眼里，敢于赤裸裸地承認物質生活重要性的《小時代》男女們，倒比用哲人般語言控訴校園暴力的易遙可愛得多。正能量的青春文學，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