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別的角度看待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可以有什么新的發現？

在談及這個話題時，論者通常都會引述美國歷史學家瓊·斯科特（Joan W. Scott）1986年發表于《美國歷史評論》的著名論文《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在這篇文章中，斯科特強調，性別是理解塑造我們生活的社會和歷史力量的一個關鍵分析工具。

她認為，性別不是一個固定的或自然的范疇，而是一種通過日?；雍蛯嵺`不斷產生和復制的社會建構。性別不僅僅體現男女之間的生理性差異，同時也體現權力在社會中的運作方式。

自斯科特的論文發表以來，性別研究已經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活躍的領域。歷史學家通過性別視角對以往占據核心地位的主流敘事進行補充或修改，發現了更多被邊緣化的個人、群體及其歷史。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歷史學家已經有意識地引入性別視角，并且發現歷史是“性別化”（gendered）的。

Part 01.

日本新女性

作為一個后發的亞洲國家，日本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西方文化與日本傳統之間的碰撞。任教于日本成蹊大學的芭芭拉·佐藤（Barbara Sato）注意到了日本新女性在二戰間期的崛起及其引發的爭論。

在佐藤看來，戰間期的日本，由于技術進步、工業擴張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日常生活的實踐也隨之被重新定義。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充滿活力的女性新形象”。在大眾媒體中，女性以咖啡館服務員、家庭主婦、舞蹈家和商店店員的形象出現，她們成為現代城市的一大標志。

關于日本新女性的研究，離不開關于“傳統”與“現代”的討論。佐藤注意到，戰間期的女性形象同消費主義的流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比如，百貨公司招募女性作為模特，穿著時尚的服裝吸引顧客。而札幌啤酒、三得利、可爾必思等企業的商業海報中則經常出現留著波浪卷發的年輕女子。資生堂在最新的化妝品廣告中也使用了女性的形象。1929年，東京地鐵用一位頭戴圓頂禮帽、身著時尚西服的女性形象宣告連接銀座和淺草之間的線路即將通車。

盡管當時的大眾媒體（也包括很多后來的研究）通常將新女性同西方化的裝扮聯系在一起，但在20年代，這種從“風格”（style）上就與眾不同的新女性數量還不多。早稻田大學建筑學教授今和次郎是較早開始研究關東大地震后居民生活方式變化的學者之一，1925年夏天，他對1000多名男性和女性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在銀座，99%的女性都穿著傳統的日本和服，而男性中這個比例只有33%。

這個研究說明，20年代中期，在外表上就能體現出西方風格的女性可能只是百里挑一。西式裝扮的女性（而非男性）之所以成為話題，并不是因為她們數量龐大，而是因為她們違抗了很多人覺得難以逾越的傳統生活方式。

佐藤注意到20年代日本輿論中關于“新女性”（new woman）和“摩登女性”的討論。盡管在很多研究中，摩登女性被認為是現代化的象征，但在當時的日本，這個名詞還包含一定的貶義。即使那些敢于穿洋裝、留“波波頭”的女性也未必喜歡被稱作摩登女性。

1927年1月號的《婦人公論》雜志刊登了題為“摩登女性雜感”的文章，其中也體現出“摩登”在日本社會中的微妙含義。一位女性作者認為摩登女性和新女性的區別在于前者更加年輕、更注重外表。她寫道：“我認為將今天的‘摩登女性’同十年前出現的‘新女性’進行對比十分有趣。新女性是有見識的女性。這樣的女性，她的思維方式在智力上是健全的，她能夠理解內心深處的問題。她的年齡是二三十歲。然而，摩登女性的思維方式沒有智力基礎，她們往往只關心外表，而且年齡在十幾歲到二十歲出頭。摩登女性只不過是一種時尚而已?！?/p>

一向提倡男女平權的詩人與謝野晶子認為，摩登女性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而是因為那些喜歡體面的男性中出現了某些‘新類型’，他們希望年輕的女性看起來符合（他們的偏好）”。

因此佐藤并未直接將日本摩登女性的出現視為現代化的標志，而是著重挖掘日本社會對這一群體的不同解讀。佐藤還記錄了摩登女性在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筆下的不同形象：有人認為摩登女性體現了理想化的西式女性形象，有人把摩登女性同資本主義的頹廢生活方式相聯系，也有人注意到摩登女性和職業女性的關聯?？偠灾?，多面的摩登女性一方面體現出西方文化對日本女性日常生活的沖擊，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女性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象征性意義。

Part 02.

女性勞動

很多學者強調，在日本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女性勞動始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明治維新后，日本工業部門中超過一半的就業人口集中在紡織業，而女工又在紡織工人中占據了一個可觀的比例。19世紀70年代，在日本工業的起步階段，很多出身武士或富農家庭的女性被送進紗廠“為國紡紗”，因為紡織業在明治時代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外匯來源。

在20世紀20—30年代，更多的女性開始走進辦公室，成為早期職業女性。1922年，東京的一項調查將職業女性分為六類：教師、打字員、上班族、售貨員、護士和電話接線員。

據芭芭拉·佐藤研究，職業女性的就業動機多種多樣，相當一部分女性出于經濟因素來到大城市找工作。由于女性就業機會有限，很多年輕女性別無選擇，只能成為上述幾種職業女性中的一員。對于農村女性來說，由于日本農業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蕭條，她們只能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尋求工作機會。

不過，也有一部分女性并非出于經濟目的被迫就業，一些中產階級女性走入職場的目的是為未來的婚姻積累社會經驗。比如，在1922年的調查中，一位售貨員說：“作為一位職業女性，在外工作十分辛苦。但是我做這份工作是為了理解結婚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樣子。”

在一位東京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領導者看來，這也體現出日本社會對妻子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前，只要女性能在家里做一些諸如縫紉、做飯、洗衣和打掃衛生的基本工作，她就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主婦。適婚年齡的女孩唯一需要的是良好的禮儀。但是，在今天這個繁忙的社會中，女性要想管理好一個家，她就必須在基本工作之外培養其他技能。

因此，女性確實需要從直接參與社會活動中積累經驗，以便獲得在女子學校無法學到的那些實用知識?！币虼?，盡管在當時就有人擔心工作會使女性遠離婚姻和家庭，但從職業女性自身的視角來看，工作的目的反而是能更好地適應婚姻生活。

30年代后，隨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日本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更多女性進入職場。這一點在太平洋戰爭后期變得更為突出。德國歷史學家蕾吉·馬蒂亞斯（Regine Mathias）注意到，同英美等國相比，雖然日本政府曾經在宣傳層面上強調愛國和自愿，但日本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未被征召參與生產。

在戰爭末期，很多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的企業要求擴大女性就業，但他們卻遭遇了來自政府和民間的強烈反對。其中一個理由是：女性的任務是在后方維護家庭，因此應該是受到保護的對象。在1944年的一次會議上，厚生省官員美濃口時次郎認為，雖然日本女性一直在努力勞動，但是她們的勞動大多局限在家庭范圍之內，比如在家庭所擁有的小商店或小作坊內幫忙。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會導致家庭系統被破壞。

Part 03.

女性氣質

性別視角下的歷史并不僅僅等同于有女性參與的歷史。雖然性別史經常關注女性和其他被排除在傳統歷史敘事之外的邊緣群體的經歷，但很多學者也越來越認識到男性在性別史，特別是女性氣質建構史中的影響。

“良妻賢母”是研究日本近現代女性氣質建構的一個關鍵詞，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來自國家及社會層面的男性力量在塑造日本女性氣質過程中發揮的主導性作用，而女性通常只能作為被定義的對象被動地接受或爭辯。

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提出明確的、連貫的女性政策。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逐步建立起適應近代國家的教育體系。這個教育體系側重于國家主義灌輸，通過強制要求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日本政府試圖讓“國家”“國民”“愛國”等觀念在明治維新后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心中生根發芽。

盡管義務教育并未將女性排除在外，但在很多領域仍然存在針對女性的歧視，比如在19世紀70年代，女性被禁止剪短發；19世紀80年代，女性被禁止進入初高中接受教育，也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這些措施極大地影響了女性的職業發展和公共參與。雖然一些女性開始要求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但1889年頒布的明治憲法中并未規定女性的政治權利。因此有學者認為，直到19世紀末，日本只存在一些“消極”的女性政策，也就是通過禁止女性進入某些領域而對女性身份和角色進行定義。

雖然政府層面的女性政策尚未確定，但“良妻賢母”作為新時代女性社會角色的理想模式在明治初期就已經開始形成。“良妻賢母”觀念支持女性接受基礎教育，目的是要把女性培養成優秀的母親，進而由這些優秀的母親在家庭內部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國民。

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是女性教育的早期提倡者之一，他甚至認為，女性教育比男性教育更為重要，因為女性生養孩子，所以要承擔家庭教育的重任。在森有禮看來，女性的“天職”就是在家中成為一名能夠教育下一代的教師；教育工作者的一大任務，就是能夠將女性培養為“天然”的教師。因此，明治早期形成的“良妻賢母”觀念更加強調女性在家庭中教育子女的角色，但直到甲午戰爭時期，這一觀念并未在日本產生影響。

甲午戰爭后，“良妻賢母”被賦予了更多的國家主義色彩。教育學家細川潤次郎認為，女性教育對于增強日本的國家力量十分關鍵。在一篇文章中，細川對比了朝鮮、印度、埃及、波斯等弱國和歐美強國的女性地位，認為女性教育興盛，國家也會富強。這是因為如果女性只是局限在家庭環境之內，她們就不會擁有寬廣的視野，也就會缺乏愛國心，這樣，國家中一半的“國民”就不存在了，國家也就失去了一半的力量。也有人認為“良妻賢母”中“良妻”的作用同樣重要，因為這體現出日本傳統的女性道德。

1901年擔任文部大臣的菊池大麓在就職演說中認為，女性的任務是結婚，然后成為“良妻賢母”，因此女性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幫助她們實現這個使命。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女性教育的核心是道德和家政教育，而非外語、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教育。

20世紀初在日本各級學校中使用的倫理教科書中規定了男性和女性的理想社會角色。比如1903年使用的四年級倫理教科書中這樣寫道：男性是一家之主，負責處理家業。女性幫助男性料理家務。因此男性和女性的職責不同……知識對男性和女性都很重要，所以他們都需要學習知識以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務。

另一本幾年后出版的六年級倫理教科書中寫道：女子照顧家庭、安排全家的安寧與幸福是國家的美好習俗之一。作為母親，女子如何撫養孩子，會影響到孩子會成為怎樣的人；長期來看，這也與國家的興衰有關。

如前文所述，20世紀20年代起，日本新女性崛起，大眾媒體中頻繁出現“摩登女性”這樣在外表上追隨西方風格的女性形象；同時，很多女性也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走入職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社會風潮對“良妻賢母”產生了多樣化的影響。一方面，持保守立場的人士認為不應提倡女性就業。他們的理由是，女性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家庭制度、效忠天皇、維持“國體”，因此作為“良妻賢母”的女性不需要掌握職業技能。另一方面，總體戰的經驗使日本官員意識到現代戰爭中后方的重要性，因此對他們來說，女性僅僅從事家務勞動已經不足以應對未來的戰爭了。

20年代很多倫理教科書開始支持女性走出家庭，認為女性就業并不違背“良妻賢母”的理想女性形象，因為工作能夠使女性更好地支持丈夫和孩子。與此同時，明治以來文學作品中對自由戀愛及理想兩性關系的討論也在某種程度上沖擊了“良妻賢母”模式中男性作為“一家之主”的地位。

昭和初期，關于“良妻賢母”是否已經過時的討論經常見諸報端。盡管有人認為“良妻賢母”是陳舊的封建價值觀，但也有人以民族主義話語為“良妻賢母”辯護，認為不能完全否定這種女性觀?！冻招侣劇飞鐣块L鈴木文史朗在1929年出版的一本關于婦女問題的小冊子中提出，“有些自認為新式思想家的日本人將‘良妻賢母’稱為‘封建時代的殘余’……很多人希望廢除它，特別是那些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婦女……我不能同意”。

鈴木認為，“良妻賢母”并不意味著女性對丈夫的絕對服從，這個理念中還蘊含著讓女性接受教育等進步意義。他問道：“沒有‘良妻賢母’，婦女運動本身真的能夠發展和進步嗎？難道不可以說，只有通過‘良妻賢母’，人類才有可能進步嗎？……世界上其他繁榮的國家中，有哪個國家沒有‘良妻賢母’嗎？”鈴木將日本同一些不發達國家進行對比，認為同那些十歲就要結婚生子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的地位已經很高了。而且，日本式“良妻賢母”同歐美國家相比，最大的優越性恰恰就在于“對家庭、丈夫和孩子的犧牲和奉獻精神”。

對“良妻賢母”發展歷程的討論說明，性別的社會建構始終伴隨著日本的現代化進程。這種有意識的性別建構不僅影響了近代以來日本的女性氣質，也深刻影響了日本的男性氣質以及兩性關系。同“良妻賢母”相伴的是對男性氣質的定義。理想的日本男性應當成為忠誠的臣民和勇敢的士兵，從而起到保衛日本女性和家庭的作用。

今日薦讀

日常生活史：問題與進路

師義帆 著

關春巧 編輯

2023年9月，復旦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選擇了閑暇、情感、消費、性別和社會資本等經常出現在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主題，探索現當代一些國家能力較強的政權在這些領域中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本書實際上是在探索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內容簡介

師義帆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加拿大西蒙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歷史學博士，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化、青年文化，在SSCI、A&HCI、CSSCI刊物發表中英文學術文章多篇。

原標題：《塑造“賢妻良母”：近代日本的女性氣質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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