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丁談性別收入不平等

在出版《事業還是家庭》后，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與英國《金融時報》的訪談中表示：“我書中的內容其實是我們都知道的，但不想談論的不為人知的小秘密。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所以那些喜歡說‘我有答案’的人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9日，美國馬薩諸塞州，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

克勞迪婭·戈爾丁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她的研究聚焦各種各樣的主題，從奴隸制和大蕭條，到教育和技術。但戈爾丁最著名的是她對美國經濟中女性的歷史研究。在她撰寫《事業還是家庭》時，疫情對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學校和托兒中心被迫關閉，迫使許多白領離開辦公室回到家中。戈爾丁在前言中寫道：“大流行放大了一些問題，加速了另一些問題，并暴露了更多長期以來持續惡化的問題。但在這場全球性災難發生的幾十年前，我們就已經在如何平衡照護和工作之間掙扎。”在2022年與《金融時報》的評論員薩拉·奧康納（Sarah O'Connor）的采訪中，戈爾丁討論了她認為造成性別收入差距的“不為人知的小秘密”，以及疫情如何影響了這種差距。本文節選了訪談中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你認為男女薪酬差距依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戈爾丁：我喜歡“依然存在”這個概念，因為過去性別收入的差距要比現在大得多。我們認為你的薪水主要取決于兩大因素。一個是你為工作做了多少貢獻，另一個是你的貢獻折算成多少報酬。如果你的貢獻量和別人不同，比別人少，而你們的每個貢獻單位所得到的報酬是一樣的，那么你得到的薪水會較少。

我們知道，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五、六十年里，女性給工作場所帶來的貢獻增加了。這大大縮小了差距。但差距依舊存在。我們認為這是無法解釋的，但其中一些原因是，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場所的貢獻相同，卻得到了更少的報酬，這非常令人不安。

這引發了大量關于歧視的研究。美國和英國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美國的機構叫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該機構花了大量的時間試圖弄清楚為什么每個人的工資存在差距。他們也會關注個人 “因為性別、年齡、種族、宗教信仰、性取向等原因而遭到不公平對待“的案例。但是，當我們把問題拆解開來，目前很明顯的一點是，工資差距的形成原因并非只有一種。工資差距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這些變化表明，個人在選擇不同的道路，以適應他們的其他需求。這些巨大的分歧發生在特定的節點上，通常與伴侶關系或婚姻，遷移，離開學校相關。

很明顯，一個接一個的研究表明，男人和女人（尤其是擁有大學學位或更高學歷的男女）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女人更傾向于在家里做更多的事情，做一個在家隨時待命的人，而男人則不愿如此。

就性別薪酬差距而言，毫無疑問存在歧視，存在有偏見的管理者，存在壞人，我們可以一直談論他們。這些人到處都是，我們應該把他們趕走。但即使我們做到了；即使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花費了大量的資源去做到這一點）；即使我們做到了，我們仍然會面對另外的問題，這是系統性的問題。

在書中，你談到了“沒有名字的問題”，你給它起了一個名字，那就是“貪婪的工作”。為什么貪婪的工作有助于解釋這種差距?

戈爾丁：根據我剛才給你的描述……如果每個人的時薪都是100美元（讓我們把它想象成一份不錯的工作）你可以每周工作30個小時，或者40個小時，或者50個小時，然后我們按小時調整，如果報酬一直保持在每小時100美元，那么男女之間的時薪將沒有差別。

但如果工作是我所說的“貪婪的工作”，那意味著你投入的時間越多，你的時薪就越高。或者不一定是工作時間的多少，而是具體到某幾小時的工作時間：是在周末工作嗎？是在假期工作嗎？如果收入因上述條件而不成比例地增長，就會出現凸性關系而不是線性關系，個人就會面臨艱難的選擇。

書中隱含模型的全部意義在于，如果貪婪的工作能帶來如此高的收入，那么夫妻就會被誘使放棄了保持平等的愿望。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被收買了。

成為隨時待命在家父母并不意味著你要一直呆在家里，這只是意味著你可以隨時中斷其他事情。如果你有一份貪婪的工作，而你一直在中斷其他事情，那么這份工作是不會長久的。

你認為減少工作的貪婪性質可能會是疫情的長期影響之一嗎?

戈爾丁：我認為有可能。前進的道路上總會有一些小的顛簸，也會有一些大的顛簸。我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最后有一節叫做“展望未來”。我必須說，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對未來的看法如此模糊，現在要弄清楚公司將會采取什么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確實有一種感覺，有些人會不成比例地選擇在家工作。有些人將不成比例地選擇去現場工作。目前我還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但就性別而言，最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公司中在家工作的女性比例過高。那么，會不會出現另一塊女性聚集地？我們會不會在網上形成一條新的“媽媽軌跡”？

你的新書主要聚焦大學畢業生，能否談談低薪女性和未上過大學的女性面對著怎樣的情況？

戈爾丁：對她們而言，書中討論的工作可預測性與她們息息相關。即使是對于那些高層人士來說，彈性工作也是多層面的。事實上，“靈活”這個詞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正確的。因為應該是你可以來決定如何安排工作，而不會因此受到太多懲罰。有時，做出工作安排其實很簡單。比如，我想要一份可預測的工作。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如果一位母親需要確保她的孩子準時到達學校，但在前一天晚上被告知她要在早上 6 點值班，那她就很難做得很好。因為這種情況不那么可預測。

一個年輕人想通過在周三下午去上電腦課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如果她在周一被告知，要是她周三下午不來星巴克上班，她就會被解雇，那么她也不會做得很好。這就是工作的可預測性。

我知道你不認為自己是政策專家，而更像是一個診斷師。但你認為哪些政策（如果有的話）可以幫助解決貪婪或不可預測的工作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戈爾丁：我認為這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因素。我總是喜歡將事情分成兩部分：如果我們改變相對價格會發生什么，以及如果我們改變社會規范和傳統會發生什么。

涉及到我所談論的主要群體，相對價格的改變通常有兩個方面。一個與職位的替代增加有關，另一個與降低照護的相對價格有關。因此，如果照護責任是根本問題（根據我所看到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改變這些相對價格將有很大幫助。這也可能解釋了為什么瑞典的勞動力參與率與全職勞動力的參與率均高于美國。在我看來，如何創造更多的替代品不完全是政策問題。這更多涉及到私營部門和個體的問題。我不太擅長提出政策。

而改變社會規范是最艱巨和困難的。我曾經想過，公司就像一個小社區，在我的世界里，一個好的公司會告訴它的男女員工，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你們（家庭）對我的公司有好處。這是一家高端公司，你們有福利，我們希望你們利用這些福利。我們希望你抽出一些時間陪伴新生兒。女性應該在孩子出生時休假。男性應該在孩子幾個月大時休假。這將非常有益。公司中的一個反對意見是，那些沒有孩子的員工和年長的人會因為工作負擔增加而感到惱火。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放到世代重疊的世界里，放到社區里，從學校開支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社區是一個非常緊密的社區，人們之間的聯系很緊密，他們就不會離開。年長的人會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孩子的教育費用是由年長的納稅人支付的；現在我是一名年長的納稅人，我會回饋社會。這就是我們經濟學家所說的重疊代際，或者在口語中稱為“提前支付、傳遞愛心”。

你在書中提到，我們需要男性放慢腳步（“lean out”）。你能解釋一下你的意思嗎？

戈爾丁：當然。正如我所說，我們可以通過提高靈活工作的生產力來達到更好的平衡。但根據異性戀家庭生活中的社會規范和傳統，家庭中的男性通常會感到緊張，他們總是覺得“我想要進步，我不愿意做出犧牲和妥協”。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放慢腳步”。

聚焦無障礙通行

今年3月，視頻號“濾鏡粉碎機”發起了坐上輪椅走直線距離100米就給500元的挑戰，該挑戰引發大量網絡討論。在視頻中，看似簡單的挑戰竟然無人能完成。在視頻的導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我國，對8500萬殘疾人來說，“未知”可能是最深的恐懼，“忽略”是最大的障礙。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9月發表的文章《趙紅程：無障礙通行，不只有輪椅人士需要》在開頭這樣寫道：無障礙通行似乎只能以劍走偏鋒的方式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此前社交媒體上出現多地年輕人“開電動輪椅上下班”的視頻，引發熱議。忽然之間，無障礙通行成為了公眾關注、亟待“管理”的問題。

對此，無障礙測評視頻博主趙紅程表示：“我真的不明白‘年輕人盯上電動輪椅’這種話題是怎么炒起來的。你能坐電動輪椅出門100米嗎？人能開到這里來嗎？睜眼看看這里的無障礙設施吧，先讓該出門的人都能出門了，再想著怎么‘管理’。”

北京社區的居民坐電動輪椅回公寓。

作為一名從2019年開始發布城市無障礙測評視頻的全職視頻博主，趙紅程發布了百余條有關城市無障礙設施的測評視頻，呈現殘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和所遇的出行障礙。《南方人物周刊》今年6月的文章《輪椅女孩趙紅程的“無障礙”話劇：我讓你感到緊張嗎？》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期視頻中，趙紅程和丈夫去看脫口秀時詢問劇場無障礙廁所的位置，工作人員建議，你可以使用紙尿褲。

趙紅程指出：“好像作為殘障人，你在地鐵這樣的出行剛需中是可以理直氣壯提要求的，但是文化享受這方面，底氣會弱很多。”趙紅程認為，畫展劇場這類營利性文藝場所是無障礙“重災區”，“他們會覺得你為什么要來這兒？他可以理解你要坐地鐵坐公交，因為你要上班，你有剛需，但如果你坐輪椅還要出來玩，這個是他們不能理解的，所以他們就會理直氣壯地出于好心而建議，要不你就用尿布。”只是，除了“剛需”性質的工作或就醫出行，其他日常生活都是“非必要”嗎？

趙紅程依然嘗試去游泳、去迪士尼、去環球影城，并用視頻記錄，一方面希望推動國內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讓殘障人士這一長期邊緣化的社會群體進入聚光燈下，讓公眾看到他們的“日常”。她表示：“有時出門走在大街上，我能從很多人的表情和問話里發現，我是他們長這么大看到的第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中國的殘疾人總數達到8500多萬，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然而公共場所中鮮少他們的身影。2023年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無障礙環境建設法，這部法律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2023年3月1日，《上海市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開始施行。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無障礙環境建設的重要性，然而城市的配套體系要跟上絕非易事。

公眾號“結繩志”在文章《拒絕無障礙》中寫道：2023年夏，《無障礙環境建設法》人大草案二次審議稿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深圳、北京、上海、珠海等地的無障礙建設條例近年紛紛落地，結合政府信息公開、智慧城市、文明城市建設等工程展開。然而，在這一片繁花似錦的機會窗口中，殘障者對于生活便利的追求還是充斥著憤怒、沮喪和無奈：能夠過電動車、卻會讓輪椅傾倒的陡峭坡道；地鐵無障礙衛生間堆放雜物；混亂疊加的廣播噪音讓人無法定位電梯；無法被看懂的“手語數字人”；明眼專家發明改造的“通用盲文”……規劃和決策者以“包容”和“無障礙”為名投入大量預算和技術成本，卻收效甚微，甚至起到了反效果。這背后折射出殘障社群與非殘障專家的權力關系值得玩味。

2023年5月，以趙紅程為原型的獨角戲話劇《請問最近的無障礙廁所在哪里？》在上海大劇院上演，這是國內第一部由殘障者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話劇。舞臺上，趙紅程用戲劇表演的方式呈現自己的出行困難，她的日常出行有時像一場城市冒險。趙紅程向《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表示：“我對這個話劇項目的所有期盼中，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我需要讓這件事情發生，我想要一個殘障人的故事在劇場里面上演。”

文章《拒絕無障礙》的作者，盲聾詩人約翰·李·克拉克（John Lee Clark）表示：“我們攪亂了傳統意義上的空間，重新布局，來讓這些地方更適應我們，而不是讓我們更適應它們。”正如趙紅程所說的那樣：殘障并非自己個體的錯和罪責，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參考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twyTiwV3FL74Vr5ngdL8nQ

https://mp.weixin.qq.com/s/uopq40WVY7Za2-qkGVZXmw

https://mp.weixin.qq.com/s/VXyUtkOrZN7vzXEolYRI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