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生育國策的實行，伴隨的是家庭生育數量的嚴格控制和“生男生女一個樣”的宣傳。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是否因此而迅速改變？中國女性的經濟、社會、政治地位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女性的權益是否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家庭中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性別歧視是否有所減弱？

從各階段教育的女性入學率來看，近幾年來本科和碩士研究生中女性的比例超過了50%。似乎中國家庭已經認為“男孩女孩一個樣”了，似乎我們可以得出中國家庭的男孩偏好已經消失了。甚至有些媒體報道指出女性地位已經太高，應該開始"關愛男孩"了。中國家庭真的已不再偏好男孩了嗎？

從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哪怕考慮到了瞞報漏報女孩的可能，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攀升、長期居高不下，遠遠偏離了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并且這種攀升主要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B超引進中國并普及了之后。瞞報漏報女孩自然是"男孩偏好"的體現，鑒定胎兒性別，墮掉女性胎兒更是一種“男孩偏好”的體現。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攀升表明中國家庭的"男孩偏好"有增強的趨勢。

如何解釋這兩種互相矛盾的現象？

我們認為，“重男輕女”的性別偏好目前依然廣泛存在，只是由于在不同領域實施性別歧視的機會不同，從而導致了上述互相矛盾的現象。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力推行和實施，很多家庭沒有男孩，減少了“重男輕女”的機會，女性的教育獲得得以改善；而B超技術的引進方便了家庭的“性別選擇”，增加了“重男輕女”的機會，人口出生性別比居高不下。

如果家庭只是因為沒有機會實施性別歧視（比如只有女孩的家庭），從而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即便我們可以觀察到教育獲得的性別差距縮小，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家庭不再“重男輕女”。

如何識別出家庭對子女人的力資本投資中是否存在性別歧視？研究用沒有男性手足的女性作為對照組，將有男性手足但擁有相同兄弟姐妹數量的女性作為處理組，如果不存在性別歧視，那么兩組女性的教育獲得應該大致相同。如果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存在性別歧視，那么有兄弟的女性因為父母的"男孩偏好"而使其教育獲得受損。我們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年的微觀調查數據發現：有兄弟的女性，其受教育年限顯著低于相同條件的沒有兄弟的女性。這說明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中仍然存在較明顯的“男孩偏好”。

圖1非常直觀地對比了兩種類型二孩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姐妹的二孩女比有兄弟的二孩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

圖1 兩種類型二孩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對比

圖2是對圖1數據的三年移動平均結果，我們發現兩組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異更為明顯。從描述性統計上看，有兄弟和沒有兄弟的二孩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存在明顯差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調查時90后的年紀尚小，許多尚在上學，未完成教育，故其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低。

圖2 有無兄弟的二孩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對比

簡單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似乎拒絕了教育領域“重男輕女”不再的研究假說。在此基礎之上，該論文對女性的教育獲得進行了深入的計量分析。在控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職業和政治地位、個體的戶口、民族和是否是長女、生育間隔等等因素之后，研究發現不論以受教育年限還是以是否上過高中或大學來衡量一個女性的教育獲得，擁有兄弟對女性的教育獲得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擁有兄弟降低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約0.5年。不過，性別歧視對女性教育獲得的損害主要發生在的農村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城市家庭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家庭，而且城市家庭收入較高，不需要在重點培養男孩還是女孩問題上做出抉擇。基于嚴謹的實證分析結果，該研究得出了人力資本投資中的性別偏好在中國并未消失的結論。

該研究還展示了數量與質量之間的權衡（tradeoff），比如圖3清晰地展示了兄弟姐妹數量與個體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間的負向關系。研究的實證分析也進一步證實了兄弟姐妹數量的增加減少了個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圖3 兄弟姐妹數量與個體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間的關系

自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家庭兄弟姐妹的數量急劇減少，圖4展示了從1950年到1990年代初家庭養育規模的縮小。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生育的確實現了減少家庭人口數量的目標。該研究的實證分析進一步表明一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兄弟姐妹的個數顯著負相關，并且兄弟姐妹數量對農村家庭中的女性教育獲得影響更大。

圖4 1950-1990中國家庭規模變化圖

由于計劃生育減少了可以生育的數量，這既降低了一個女性的兄弟姐妹個數又減少了擁有兄弟的可能性。因此，計劃生育事實上減少了人力資本投資中的性別歧視，促進女性更平等地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是應對人口結構老齡化的重要舉措。該研究的貢獻是識別出人力資本投資中仍然存在“男孩偏好”。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表明中國社會“重男輕女”不再。因此，計劃生育政策放松或取消后，“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權衡”、“性別偏好實施機會的增加”這兩種機制將對女性的教育獲得人力資本投資產生負面的影響。該研究還發現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將顯著提高后代（不論男女）的受教育水平，因此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還有助于提升一個社會未來的人力資本水平。因此，筆者呼吁放開生育限制后，社會仍應繼續倡導和持續推進性別平等。

家庭人力資本投資中存在的性別歧視是中國家庭“男孩偏好”的體現。消除性別歧視唯有改變“重男輕女”的男孩偏好。性別偏好本身是男女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的結果。提高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的關鍵應該是保障女性平等地獲得受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比如，“二孩政策”實施后勞動力市場上用人單位對女性的歧視加深，嚴重影響了女性的就業、收入和地位，也減少了女性的教育回報。當家庭的資源受到約束時，家庭人力資本投資將選擇回報更高的性別，從而進一步導致教育獲得的性別不平等。新中國成立后，女性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保障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平等。勞動力市場上女性面臨的性別歧視加深一部分源自于女性比男性更多承擔生育成本、花費更多時間照料孩子和從事家務勞動。因此，一方面我們要有效禁止和減少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減少乃至消除女性的生育成本。比如，國家提供免費和費用較為低廉幼托機構、強調男性在家庭中應當承擔同等的家庭責任等等。這一塊已經有較多的研究，也不是本研究的內容，不再贅述。

另一方面，中國家庭的男孩偏好與姓氏傳承、婚嫁贍養等習俗也有關系。法律規定了男女平等，但是，男女平等不會自動實現。比如，法律規定孩子既可以隨父姓也也可隨母性，但是事實上隨母性的孩子屈指可數。是絕大多數女性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隨自己的姓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當家族姓氏無法由女性后代傳遞下去時，對男孩的偏好就不會消失。男孩偏好不過反映了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偏低的現實。

[文獻來源：鄭筱婷，陸小慧：《有兄弟對女性是好消息嗎？ ——家庭人力資本投資中的性別歧視研究》，《經濟學（季刊）》，2017，17(1):277-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