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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來路?|赤土:春天與電視機

上海公園。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理論上過年從臘月二十四開始,持續到正月十五才算結束,實際上到正月初七便無聊到極點,除了幾戶路遠親戚還沒有走動,接下來盡是無所事事的日子。
如果是晴天,一早看著無人的田野,可以看到天黑而無任何變化,天空、道路、河流、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像是被施了魔法般陷入靜止。令人昏昏欲睡的安靜中,鵟或鷂子在天上巡視立春前后的赤土,它們偶爾振翅,多數時間只是伸開翅膀,在凍結的藍色天空下滑翔,一圈圈做著繁復的向心運動,就像一群頭朝下的滑冰運動員,倒掛在冰上憑慣性長時間滑行——也許是夢游。
需要視線向下,移到稻田里,才能打破這數字生成圖像式的虛假氣氛:雞似乎是唯一不受節日催眠氣氛影響的家養活物。頭年稻茬里生著三四寸深的苜蓿,黃雞、黑雞和蘆花雞(偶爾還有烏骨雞)在里面啄來啄去,一整天樂此不疲。幾小時后,一只鷂子突然收攏翅尖向下俯沖,雞群便轟然一散,例行地發出咯咯驚叫,聲音傳得極遠。就算鷂子抓住雞,也很難帶走。逃過年夜飯的雞經過整個冬天散養,對小猛禽而言,都太肥太重了。
傍晚時有人去菜園里收蘿卜或卷心菜(灰藍色扁平冰壺狀的卷心菜,被稱作“灰葉包”),世界才略微有點兒變化。但到了這個時節,連蘿卜也不好吃,它們本來飽滿而汁水豐富的塊根表面還是圓形或橢圓形,拿在手上便知分量不對,切開后可看出纖維老化且已經空心。這是蘿卜要開花的征兆。蘿卜旁邊的地畦里,油菜紫色寬葉中心也伸出一枝粗壯綠莖,頂部已經生出密集的苞蕾(一旦紅菜苔端上餐桌,遲鈍如青春期的男孩子也知道春天已經到來)。
令人煩惱的是晴暖之后雨天往往持續很久,我們只好站在屋檐下,看懸鈴木、苦楝、楓楊、板栗和泡桐這類落葉喬木赤裸的灰黑色枝條伸入天空,幻想它們干燥枯皺的樹皮吸收水分后,細胞會慢慢恢復彈性并撐開表面,色澤轉為黃綠。很難說清這類想象開始的具體時間,因為它們既非肉眼可見的情景,也不可能無中生有,只能來自自然紀錄片中的延時鏡頭。我們接觸這類鏡頭很晚。1990年代早期,不要說這類鏡頭,就是電視機,在赤土也還是稀缺之物。
村里第一臺電視機出現在“岡上”,是電子媒介復活驅鬼傳統的產物。那時候岡上人煙稀少,被竹林和雜樹所覆蓋,林間到處是墳墓。男丁太多的人家不得不遷去村莊邊緣地帶,辟地建房,最早是雷家,然后是劉家和李家,最后才是汪家。四大家族至此移居完畢,村莊中心遂轉移到岡上。
如今這里交通便利,已經很難想象當年在林間空地建房的凄涼景象,但早期移居伴隨著一次成年男子的意外死亡,很長時間里,“岡上”都籠罩著不可言喻的氣氛。
死者是劉家長子,他父親和我父親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因此我叫他大哥。劉家原來與我家毗鄰,共有三男兩女,大哥生前的樣貌性格,我忘得堅決而徹底,但他死亡的過程經過姊妹們各種場景下無限多次講述,情節和細節均固定并深植在我的記憶中,再也無法消除。大哥服毒的原因,從來沒有搞清楚過,這加深了死亡留給我的最初印象:伴隨著痙攣和嘔吐帶來的劇烈痛苦,以及死亡帶來的恐懼與悔恨,一切都無可挽回。
人總是比他們在別人想象中更沖動,比他們在自己想象中更軟弱。但村人并不把大哥的死歸因為人的困境和危機,而是將他的死與被驚擾的鬼神世界聯系在一起。李家有四個兒子,新房選址與劉家相鄰而比劉家略低,兩家屋后的毛竹不相區別,到了傍晚便在一起來回搖擺,發出深長幽邈的聲音,似乎是死者相招的呼喚。這聲音侵入夢境,給定居點的新居民帶來強烈不安。在一個帶有總結性質的夢境中,出現了村里多年前服毒自殺的啞巴,李家的戶主(也是我的遠房姑父)仿佛領略到其中暗示(說暗示絕不過分,因為啞巴即使在夢里也從來不說話):啞巴沒有結過婚,當然沒有后代,他的祭奠由兄弟們捎帶著操持,怠慢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李家舉行告祭儀式,表示愿意長期承擔祭奠啞巴的責任,希望借此安撫死者的靈魂。整個事件中,令人吃驚的并不是夢溝通了死者與生者的世界,從而發揮了文化整合作用,或者被抑制的道德評價(對啞巴親屬的責難)因此以一種曲折的方式表達出來——畢竟,在大多數社會中,夢都發揮著類似的功能。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人們對待啟示的不同態度。
考慮到啞巴和大哥都死于服毒自殺,而且大哥死在訂婚之后、結婚之前,這個夢對劉家應該更有啟發。劉家蓋新房顯然與大哥將要結婚有關;蓋新房驚擾了死者;死者對這個幸運的男人尤其懷有嫉妒和敵意;死者采取了行動——圍繞著惡靈不滿這個主題,上述邏輯在任何薩滿文化保存較好的地方都不會被忽視,但事實是劉家無動于衷,而李家在祭祀與承諾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后,買來一臺電視機,期待借此增加岡上的人氣。
這件事只能是出自李家第三個兒子(也就是我的三表哥)的動議。三表哥是村里僅有的三個高中畢業生之一,因為學歷太高,像我三舅舅一樣無法從事農業生產,于是姑父送他去縣城學習修電器。他相對于赤土明顯冗余的文化資本,結合聰明但經濟不獨立的年輕人經常采取的消費策略,帶來了一臺很小的黑白顯像管電視機。電視機屏幕上蒙了一層透明彩色塑料紙,模擬出彩色顯示器的效果,因此降低了顯示器的亮度和分辨率。這類改造當然只能出自動議者的手筆,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適宜,由于缺乏亮度,以及不真實的色彩,這臺電視機總是喚起而不是消除那個導致它出現的傳說的記憶。
電視機及其帶來的長遠后果,絕不是溫和、羞澀、有著潔白牙齒和燦爛笑容(這些象征著他在村莊以外的生活經驗)的三表哥所能預見和理解。那時電視機當然不算特別罕見的事物,但它的出現仍然決定性地削弱了夜晚和夢境的文化功能。人氣可以通過看不見的電子信號傳輸,通過簡單的魚骨天線變成聲音和畫面,通過電視劇特別是《西游記》得到積聚,結果是幽冥世界和道德恐嚇機制退場。如果說村莊從傳統脫嵌的進程是從這臺電視機開始的,未免夸張,因為國家早已將無神論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強加給了赤土,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看不見的心靈世界里,驅動著世界運作的仍然是敘事——不一定是敘事的主題和內容,也可能是敘事的媒介。唯物論和決定論的真理之光始終無法普照村莊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障礙之一可能是不穩定的電力供應(以及過高的電費)使國家無力真正打破“白天-黑夜”這一村莊生活時間的二元結構。如今,聰明的三表哥將電視機以及一種混合媒介的敘事形態引入村莊,盡管這種敘事形態因為電壓波動常常出現詭異的頻閃,但仍然散發出無法抵抗的吸引力。在這種吸引力的比較下,村里各種儀式活動的娛樂價值無不貶值。婚禮、喪儀和祭祖之類儀式帶來的身心體驗,都建立在二元視覺經驗上,而電視機的出現和快速普及,將作為對抗性敘事資源的“黑夜/不可見/幽暗”貶抑為“白天/可見/光明”的附屬品,從而完成漫長脫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人類對可見性的執著很多時候都像自尋煩惱。看似徒勞之舉因為長期得到認真對待和系統思考,最終成了文明的核心。我們的感受力是視覺中心主義的,這是生物演化的結果還是文化塑造的結果,可能永遠講不清楚。這不意味著我們的視覺感知能力沒有退化——和我們的聽覺、觸覺和其他身體感知能力一樣,當下視覺作為人類擁有的一種生理機能,其效能可能要低于人類的祖先,但人類發明了復雜的符號體系,發明了人工照明,能夠利用圖像交流。所有復雜或者說復合媒介的交流方式,都默認歸根結底要以視覺為中心。現代性也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我父親本來是村里的儀式專家,后來對儀式也越來越多地采取務實和漫不經心的態度。有些年,他對儀式的興趣似乎完全被其中的聲音效果取代。我不能理解甚至怨恨我父親對爆炸物的偏好(他曾把開礦用的黃火藥成包成包地堆在放置電視機的木柜里,從沒有提醒我和妹妹這些東西有多么危險)。過年時他在室內放一種直徑5厘米、高10厘米的巨型炮竹。我不止一次擔心房子會在劇烈的爆炸中倒塌。我怕響聲,憎恨火藥和炮竹外包裝燃燒后的煙氣,不喜歡各種顆粒物四處迸射,擔心引發火災。整個1990年代,炮竹制作工藝水平不斷提升,爆炸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響、越來越連貫。這些從可視化、亮度和聲響方面建構的視覺和聽覺體驗,與電視機帶來的娛樂標準是分不開的。每次放鞭炮之前或之后,我父親都要把電視機的音量調到最大,并流露出享受的神態,似乎是對壓倒一切的視覺文化的抗議。
每到農歷一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第一天和新正的第七天,所有這些都會重演一次。那之后的寂靜意味著秩序恢復,日常生活令人昏沉的詛咒重新回到赤土,令我長舒一口氣。象征毀滅與重生的儀式全部結束,我終于可以專心期待氣象學上的春天快點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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