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來路?｜赤土：蘋果與香氣

南音

2023-10-04 18:4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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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圖

留在印象中的老師們似乎大多三十歲上下，畢業于省內各高等師范專科學校。說起來這也是我父親的母校，他有位男同學是校長的兒子，當時留在學校里管實驗室，還有位女同學是營業員，在學校斜對面的鄉供銷社站柜臺。供銷社營業員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男孩正好和我同學（一個寡言白凈的家伙，腦袋很大。我一認識他，就對他那種偽裝成鎮靜的內向極感興趣，只是那時我們太小，沒有深入了解彼此的機會。多年后，他成了縣醫院神經內科的醫生，幫了我父親很多忙，我們聯系也多起來。然而年少時錯過的一切無論如何找不回來了）。初級中學實驗室管理員、鄉供銷社營業員、我父親，我無論如何不能在他們之間畫一條時間的連接符，更不要說等號。當時我覺得他們來自三個世界，前兩個世界是后一個世界的盡頭。

我父親上初中時，校舍還沒有蓋好，最重要的課業似乎是挑磚蓋房子，因此每天都很餓。我在他挑的磚建的教室里上課，在他挑的磚蓋的宿舍里睡覺，走在他挑的磚鋪好的水泥臺階上，有時還會翻過他挑的磚砌起的圍墻。那時候我很矮小，總是坐第一排，我父親應該比我還要矮小。

挑磚，一般是拖拉機把經燒制的紅磚拉到工地，司機用活動磚夾夾起四塊或六塊紅磚，放在一只竹畚箕里。兩人運一只畚箕謂之抬，一人運一只畚箕謂之拎（赤土話說geē，意為“拿”），一人運兩只畚箕才叫挑。凡是挑，都很累人。我挑過水，挑過菜（特別是冬天的白蘿卜），挑過秧苗，挑過糞（將稻草扎成把，一節節首尾相連擺放在地上，如同草龍，家禽家畜的糞便發酵后摻了草木灰和浮土，堆在草龍上，點火悶燒。這是一種處理生活垃圾的方法，過火后的混合物是很好的肥料。赤土話中的“糞”，主要指這種土肥。我家庭院整潔，很大程度上有賴祖父善于也勤于燒糞），幾趟下來，覺得腰背肌肉麻木（赤土話說這些地方“就像不是自己的”），不能想象我父親少年時做這樣的重事還能身心完整。實際上，四十年后，我父親在上海中山醫院被確診為原發性心衰，主治醫生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她對我解釋說，所謂原發性在這里是原因不明的意思。總之，為了向肌體供血供氧，父親的心臟肌肉變得厚而堅韌，這個過程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傷。

我父親的學校在我和妹妹畢業后已經重建，他挑來的磚頭如今必定不在其中，但1991年9月至1994年7月這段時間里，我每天跟它們發生密切互動。我在我父親挑的磚砌就的水池里接水，在這些磚蓋成的食堂窗口打飯——食堂窗口太狹窄，中午排隊的人多，年紀大一點的學生公然插隊，排在后面的學生怕吃不上飯，一哄而上，蜂擁在窗口。僵持時常常可見一把長柄勺子從窗口伸出來，不分青紅皂白朝學生頭上亂打一氣。

晚自習結束、教室熄燈后，我還要去班主任家里讀一會書。班主任住在兩間一套的教師宿舍里。在外間的燈光下，我聞到里間傳來一陣蘋果的清香——沒什么比冬天蘋果的氣息更符合清香這個詞字面上的意義，這涼颼颼的空氣中溫暖的香氣，讓我意識到很多事物的存在無須以功能為前提。它們的存在或許有其理由，但那理由到底是什么，是我無法說清的。不可能用必需或非必需來界定這些事物。蘋果和蘋果的香氣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但什么對人而言是必需的，什么又是非必需的呢？前者是食物，可以補充寶貴的能量和維生素，后者磨礪人的感知，使其變得敏感、豐富而深沉。我沉浸在這若有若無的香氣中，從沒有想過，眼前這兩間房子里，說不定也有幾塊磚頭，是從我父親瘦弱的肩上卸下來的。

初中二年級，我父親需要一本《新華字典》，祖父不肯買，于是我父親就輟學了。這不是他學習生涯的終點。他通過自學和“文革”時期為農民辦的短訓班，掌握了許多知識技能。他完全可以當會計、電工甚至赤腳醫生，但到頭來一直在種田。他會燒電焊、修電機、開拖拉機、種蘑菇、培育雜交水稻，甚至用一根竹簽加上細鐵絲做成圈套逮兔子，但他并沒有成為焊工、修理工、拖拉機手、蘑菇種植戶、農技員或獵人，所有這些可以稱為專業（至少是副業）能夠帶來現金收入的工作，在1990年代之前，都和我父親無緣。

為什么我父親沒有成為教師或供銷社營業員呢？他們看上去比我父親活得輕松得多，盡管我父親看上去比他們更聰明——我一直這么認為，直到我的年齡超過我父親在1990年代中期的年齡。到了這個年齡，大多數人都會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有限的智力差異對生存處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除非這種差異大到被視作基因突變的程度——即便如此，智力水平與幸福也不會呈現正態分布。與我們的生存處境和感知關系更密切的，是一些被哲學家稱之為外部因素的事物：家庭、宗族、村莊、國家，風俗、慣例、法律，機會平等、流動性與政治參與，凡此等等。這些事物介于符號與實體之間，很大程度上與價值而非事實關聯，就像蘋果的香氣，提示并標識著蘋果的存在，并將蘋果之間的差異以真實可感的方式揭示出來。盡管如此，我們無法以感受蘋果的方式來感受蘋果的香氣。蘋果的香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抽象之物，必須用符號才能傳遞它的存在，而符號的意義——譬如“清香”一詞——取決于共識。社會制度和以社會制度為中心的許多觀念都是這類抽象之物。21世紀的前20年里，這些抽象之物的運作，最終使鄉村中職業身份之間的差異大大貶值，人們被命運扼住咽喉（而非相反）的窒息感略微有所松弛。

我祖父總是預言我會成為教師，因為我小時候話多，讓大人深以為苦。我一度覺得教師是個不錯的職業，直到初中二年級目睹老師和最后排的同學發生沖突，才打消這個念頭。沖突是老師挑起的，一開始學生選擇隱忍，后來老師的言語和肢體動作漸漸升級，學生開始回嘴，直到兩人廝打在一起，最后發展到老師逃出教室，學生在背后緊追不舍。教室里騷動起來，靠窗的學生都趴在窗戶玻璃上，觀望事態發展。我一動不動地坐著，失望到了極點。

很多年以后，我和一位鄉村初中教師成了研究生同學（我稱他師兄），從他那里，我才真正了解鄉村中學老師的生活與精神狀態。師兄其貌不揚，面對不如意的事，卻有驚人的鎮定，似乎早就料到并做了最壞的準備。他那有趣和富有同情心的靈魂，很少為人所知。人性的深度極難探測，而且師兄善于表演，把庸人和俗人形象演得惟妙惟肖。至于他為什么這樣做，我相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但所謂非如此不可，也可能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算起來，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和師兄分別已經整20年了。15年前，也就是我們分別5年后，我曾為師兄寫過一篇文章，有必要引用在這里：

師兄研究命相之學，前來請教的師妹和師姐絡繹于途。她們的問題各不相同，但師兄的解脫之道完全一樣，他教授的人生觀，可以總結如下：人的生命正如一根蠟燭，只是一隅之明，種種不測卻像四面有風陣陣吹來，隨時可能將蠟燭吹滅；但正如你所見，燭火對風是完全無能無力的，要想不被風吹滅，唯一的出路是時刻保持火力旺盛——讓我們的情感、理智、能力和信心保持在最佳狀態，一點不能有閃失。

經歷了躁動不安的1980年代，整個1990年代里，師兄一直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路上，想盡辦法，一點點把自己從偏遠山區調動到丘陵地帶，并在世紀末調進縣城附近的郊區中學。新世紀之初，他作為老光棍考上研究生，完成關鍵的人生轉變，后來進入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學任教。我這個年紀的人很難想象這條路的坎坷程度。因為脆弱，所以要時刻保持強大，師兄從親身經歷中總結出的人生觀，從悲觀主義上升到超人主義，才能有心靈雞湯——說雞血更貼切一點——的效果。

但我覺得，要得出師兄的結論，倒也不必去推演易經——更不要說什么面相手相之術了。我們在中學時代學過老舍的《駱駝祥子》，熟悉那種稍一懈怠，就會墜入無底深淵的境遇。我們都在農村生活過，觀察那里的經濟狀況就可以知道，除了徹底崩潰的時刻和隨之而來的短暫的休養生息時期，中國的農業經濟始終保持著危如累卵的狀態。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幾千年。

黃宗智教授稱這種情形為“沒有發展的增長”：產量增加源于不斷投入勞動力，而不是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所以這種增長不可能持久。師兄盡管不是農民，卻受制于農村的生活，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他的工資由鄉政府發放的時候。經濟學家看待工業化之前的農業，著眼于人口產出與糧食產出的關系，術語稱作“馬爾薩斯陷阱”。道格拉斯·諾斯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覺得，西方的崛起意味著制度終于調適到了某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更少土地可以養活更多人口。17世紀荷蘭率先做到這一點，隨后是英國，它們憑借的是商業和工業革命。毫不奇怪，這兩個國家都有人多地少的問題，而土地較多的法國和西班牙，因為動力不足，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時間竟然晚了兩個世紀。

只要“沒有發展的增長”這種狀況不改變（更何況歷史上更常見的是零增長和實際上的倒退），不管師兄多么強調自己是超人，也有繃不住的一天。實際上，在法國和西班牙逃離“馬爾薩斯陷阱”之后又過了兩個世紀，且承受了歷史上空前絕后的生育管制，中國才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照諾斯的說法，造成這種局面，人口本身其實不是問題，問題還是出在制度上。

我的第一本社會學教科書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本書又名《中國農民的生活》，是1938年寫的，我讀到的時候恰逢此書寫成60年。讀下來心情很黯然，覺得我所知的農民生活和60年前太湖平原上農民的生活相比，只會更辛苦。后來湖北有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當時的總理朱镕基寫信，信里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慘的農村景象，并且總結說：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如果和費孝通的著作做比較，這封信沒什么學術價值，但很有道德感染力。但從諾斯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的悲慘境地乃是制度使然；他們遭到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剝奪，且不能通過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得到補償，因為制度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還抑制創造性勞動。這不是改善官員的道德品質可以解決的問題。

《中國農民的生活》其實是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因此寫這本書時他還很年輕。在該書結尾部分，費孝通表達了自己熱切的感情，希望國家能夠強大起來，以便造就一個統一的市場，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和工業部門，早日擺脫岌岌可危的貧困生活。這種感情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是很常見的。從好的方面說，他們在道德和情感上和農民聯系得很緊密。從壞的方面說，知識分子寄希望于強大有力的政府會解決中國農民的生存危機，最后發現不過是緣木求魚。有時候國家會變成農民的敵人，甚至是一切有志于改善個人生活的中國人——比如我的師兄——的敵人。整個1990年代，有一個噩夢始終追隨著師兄，那就是他隨時可能重新淪為農民：一次婚姻，一次教學事故，都可能中止他艱苦的進城之路。這種恐懼正是那套心靈雞血命相學的來由吧？

這篇文章雖然提到工業革命和商業革命，但對技術進步和市場在提高生產率方面的作用缺少切身體驗，因此唯一的重點放在國家與個體的關系，特別是維系著國家-個體關系的身份制度上。在師兄的故事中，農民/非農民是兩個看上去對立但彼此支撐、并且包含著轉化可能的范疇。在解體與重構的1990年代，兩個范疇之間的鴻溝松動，釋放出生產力和意義感，導致社會流動增加，也給師兄這樣位于二元結構邊緣地帶的人口帶來強烈的不確定性。

收縮中的國家有點像《幽靈公主》中戰敗的野豬，被物化的怨念纏繞，毫無目的地消耗著自身，絕望地試圖維系身份與合法性。這種物化的怨念，在電影里被表現為數不清紅色大螞蝗似的蟲子。它們啃噬宿主，驅使它們從有尊嚴的失敗者變成毫無原則的破壞之神。野豬穿過森林進入村莊的過程中，沿路播撒死亡，紅色蟲子不斷脫落，所及之處均草木凋萎。這就是師兄的處境。像他這樣的鄉村教師，被排除在財政支出結構之外，學校必須直接汲取學校周邊農業社會的產出，才能維系自己的生存。在1990年代末鄉村的大衰敗中，那些從國家身上脫落的公共機構，都是靠農民向國家繳納地租的同時所繳納的國稅、地方稅、附加稅（用于教育、電力、水利等領域的專項稅種）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茍延殘喘。提留是一種沒有明確授權的人頭稅或土地稅，主要用于維持鄉政府和村委會的日常開支。現金收入極端缺乏的那些年里，非農人口和農民對現金收入的爭奪極為殘酷，如同蝦夷族的村民目睹充滿怨恨的野豬橫沖直撞，雙方都意識到，這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系。

某一年在收到用稻谷支付的實物工資后，師兄決心通過考試，進入財政資源分配的相對上游。這花去了他好幾年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將他塑造成了一個不同的人。師兄很可能是“911事件”發生當天重返大學的，而我因為某些原因，到9月14日才在新聞系本科男生宿舍里看到當周的報紙。這一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兩件事對師兄和師兄的前同行們命運的影響，要到很多年后，我們才最終弄清。

責任編輯：王昀

校對：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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