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農民收獲谷物。IC 資料圖

9月下旬以來，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幾個中東歐國家與烏克蘭就農產品市場準入限制問題引發了言辭激烈的爭端和針鋒相對的貿易制裁，逐漸暴露出歐盟內部不同成員國之間在對烏貿易政策方面潛在的、難以彌合的分歧。值得關注的是，持續擴大的經貿爭端已經削弱了雙邊政治關系的緊密度，由此引發了外界對中東歐國家援烏立場的堅定性和可持續性的質疑。

“背叛”從5月就已初現端倪

點燃此次糧食爭端的導火索是，在烏克蘭同意加強對其農產品出口的控制后，歐盟于9月15日宣布解除對烏克蘭農產品運往周邊國家的禁令，但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三國卻拒絕執行，仍然采取和延續了單方面限制令。

9月15日歐盟宣布取消的這項禁令是今年5月頒布的。該禁令適用于位于烏克蘭周邊的五個歐盟國家：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主要內容是“允許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禁止烏克蘭小麥、玉米、油菜籽和葵花籽的國內銷售，同時允許此類貨物過境出口到其他地方。”

歐盟同意頒布此項禁令的主要原因來源于上述五國的壓力。因為在上述五國看來，歐盟免除了對來自烏克蘭所有商品的進口關稅，是導致來自烏克蘭的大量低成本谷物首先涌入其國內市場的罪魁禍首，歐盟必須為此埋單。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均是農業大國，農民群體在各自國內所占比重很高。大量低于本國谷物價格的烏克蘭糧食涌入，其結果必然是谷賤傷農。該禁令最初定為一個月，隨后又延長，直至9月15日。

波蘭總理馬特烏什·莫拉維茨基在歐盟宣布解除禁令的當天旋即表示“盡管歐盟委員會不同意，我們仍將延長這項禁令。”波蘭對烏克蘭農產品的準入限制清單主要涵蓋“玉米、小麥和油菜籽”。匈牙利政府也于9月15日頒布了對烏克蘭農產品的進口禁令，該禁令覆蓋了24種來自烏克蘭的農產品，主要包括油菜籽、葵花籽、面粉、植物油、蜂蜜、某些肉類和雞蛋。匈牙利農業部長納吉·伊什特萬特別強調“我們正在捍衛農民的利益，因此既然布魯塞爾決定不再維持對烏克蘭農產品的進口禁令，我們國家將在國家能力范圍內這樣做。”斯洛伐克農業部長也緊隨其后，宣布了本國的谷物禁令。此外，斯總理盧多維特·奧多爾還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斯洛伐克政府決定將對烏克蘭谷物進口的禁令將延長到2023年年底。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三項禁令僅適用于國內進口，不影響轉運至其他第三方市場。

以上三國禁令的頒布招致了烏克蘭方面的強烈指責，烏政府將三國對其農產品的出口限制視作是對歐洲建立起來的共同抵抗俄羅斯的團結陣線的破壞。為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9月19日在第78屆聯合國大會辯論期間發表講話時公開譴責了波蘭和斯洛伐克等國的限制令，并將盟友的這種行為比作為來自莫斯科的演員搭建舞臺，暗諷其盟友的“背叛性”行為正在為對手創造可乘之機。

對于澤連斯基在聯大帶有情緒的諷刺性講話，波蘭做出了針尖對麥芒般的回應。9月20日，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在波蘭電視頻道Polsat上露面時表示計劃停止向烏克蘭轉讓武器。莫拉維茨基給出的原因是，波蘭需要使用更現代化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如此可以避免波蘭處于守勢地位。在當下關口宣布該計劃，或多或少地帶有回應來自烏克蘭批評聲音的嫌疑。

曾經大力挺烏，如今為何“背刺”？

耐人尋味的地方在于，為何與俄羅斯結怨深厚，且與烏克蘭有著唇亡齒寒關系的波蘭近期不但堅持延續對烏克蘭農產品進口禁令，甚至還宣布停止向烏克蘭轉讓武器，致使雙邊關系陷入了似乎“難以彌合的分歧”之中？

事實上，自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以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與烏克蘭堅定地站在同一立場，不僅接收了一半以上來自烏克蘭的難民，而且為烏政府提供了大量資金和軍事援助。尤其是波蘭，由于地緣毗鄰性和歷史創傷記憶，使其成為力主歐盟加大對俄制裁和援助烏克蘭的旗手。

數據顯示，2022年1月24日至2023年7月31日之間，波蘭是所有中東歐國家中在軍事、人道主義和資金三個維度援助力度最大的，在整個歐盟內部名列第2，總援助數額為42.7億歐元，僅次于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別在中東歐國家排在第2和第4位，位列歐盟第8和第14位。如果按照援助額所占GDP比重算，歐盟的TOP 10中，8個來自中東歐。其中，立陶宛、愛沙尼亞位列第1和第2，拉脫維亞、斯洛伐克、波蘭和捷克分別位列第4、第5、第6和第9位。

以上數據基本可以看出，在沖突發生之后近一年半時間里，以波蘭、斯洛伐克等國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的挺烏反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其之所以在當前這個階段發生突變，隱含其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外交作為內政的延續，服務選舉是當前波蘭和斯洛伐克現政府的當務之急。斯洛伐克議會選舉和波蘭議會選舉將分別在9月30日和10月15日舉行，且兩國現政府主要由帶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控制。其中，斯洛伐克現政府是在2020年選舉產生的，由“我們是家庭黨”、“自由和團結黨”、“普通人和獨立個人組織黨”以及“為了人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我們是家庭黨”和議會第一大黨“普通人和獨立個人組織黨”均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理念，因而它們的支持群體也主要來自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村地區。

波蘭的情況與此高度相似，波蘭現政府是在2019年由議會第一大黨法律與公正黨單獨完成組閣，且該黨從2015年上臺執政至今已近8年，作為一個右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吸收了左翼思想，具有明顯的反精英反建制色彩。從過去兩屆議會選舉來看，法律與公正黨的票倉主要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東部和農村地區。

如果斯洛伐克和波蘭政府對烏克蘭涌入當地市場的谷物不加限制，造成的后果不僅是谷賤傷農，更將傷害和削弱農村地區選民對兩國執政黨的支持熱情。

第二，國內經濟形勢欠佳與情緒化對立是波烏兩國關系出現裂痕的另一重要原因。隨著俄烏沖突膠著化、長期化，波蘭、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民眾對烏克蘭的援助漸漸力不從心，熱情也自2023年2月以來開始呈現下降趨向。俄烏沖突還導致中東歐國家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加重了民眾生活負擔。2023年以來波蘭已成為歐盟通貨膨脹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今年1月波蘭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8.4%，創26 年以來歷史新高。

由此引發波蘭民間的難民危機疲勞癥也正在國內蔓延，各國民眾游行抗議活動多次發生。以上民生問題成為了政府無法回避的執政命題。沖突爆發至今有超過800萬烏克蘭難民外溢到歐洲各國。其中聚集在俄羅斯的最多，有超過285萬，占到難民總數的35%。這些人中有高達77%的難民希望返回家園，但只有12%的人計劃在未來三個月內這樣做。

波蘭作為第二大難民接收國，截至2023年2月28日，接收了20%的難民（158萬）。緊隨其后的幾個歐洲國家及接收人數分別為：德國（106萬），捷克（50.4萬），英國（20.2萬），意大利（17.4萬）和西班牙（17.2萬）。 若按人均計算，做出最大努力的國家分別是黑山（難民人數占人口的5.21%）、愛沙尼亞（4.81%）、捷克（4.46%）、摩爾多瓦（4.05%）和波蘭（3.99%）。截至2023年2月，烏克蘭公民已超過了在波定居外國人總數的80%，成為了波蘭最大的外國人群體。此外，波蘭政府在援助烏克蘭難民上所花費的成本總共達到了196.8億歐元，在所有援助國中排第3，排名第1和第2的分別是美國和德國。

以上數據可見，以波蘭為首的中東歐國家在對于烏克蘭的經濟援助及其在此次危機爆發以來所付出的成本都是高昂的。因此，在波蘭政府來看，烏克蘭在糧食禁令問題上理應理解波蘭的難處。畢竟對烏克蘭的援助前提不能是以犧牲本國農民利益來保護烏克蘭農民利益。況且，波蘭和斯洛伐克兩國正值大選關口，民生問題通常是最受關注的，農民利益又是兩國執政黨的執政根基所在。但事與愿違的是，尚陷入戰爭泥潭的烏克蘭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異常突出，農業又是烏克蘭的主要經濟命脈之一，導致澤連斯基與其西部盟友在貿易問題上的態度極易情緒化。

第三，除此之外，尚需一提的是，波烏關系的歷史敘事長期以來是兩國關系中無法排除的暗雷，尤其在近兩屆的波蘭民族主義政府期間，兩國圍繞“沃倫事件”在各自民族敘事上的不同闡述，成為了雙邊政治關系中揮之不去的矛盾，加之波蘭對烏克蘭西部地區潛在的領土訴求，為兩國關系造成了沉重的負面影響。

在18世紀波蘭尚未遭到瓜分之前，西烏克蘭地區一度處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控制下。二戰爆發后波蘭亡國，給了烏克蘭人復仇的機會，據波蘭學者統計，死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烏克蘭起義軍的波蘭人約為10萬人（包括沃倫和東加利西亞地區），其中70%的受害者為婦女和兒童。二戰結束后，蘇波雙方簽署了交換民族人口的協議。在此期間，波蘭政府為了打擊仍然活躍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將仍居住在波蘭東部的烏克蘭居民強遷到波蘭西北部地區，這一政策被稱為“維斯瓦河行動”（Operation Vistula) 。“沃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波蘭和烏克蘭人幾百年歷史積怨的一次集中爆發，是波蘭人對曾經統治的烏克蘭人的波蘭化與烏克蘭為獨立建國而展開的民族獨立抗爭運動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一度曾為波烏關系蒙上陰影，也間歇性地照進兩國關系的現實，應當成為理解波蘭對烏政策的一個潛在維度。例如，2018年2月6日，波蘭總統杜達簽署了一項法案——《國家紀念研究所法修正案》，該法案規定，否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1943年至1945年間所犯罪行（包括沃倫種族滅絕）的人要承擔刑事責任（最高可判處三年監禁）。該法案不僅激化了兩國歷史敘事之爭，而且引發了政治沖突。

歐盟面對俄烏沖突還有共同利益嗎？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作為此次延續對烏克蘭農產品進口禁運禁令的三國之一是一個特殊案例。原因是匈牙利自2010年歐爾班執政以來，一以貫之地從是非曲直出發，在對待西方渲染的“俄羅斯威脅論”上，秉持理性務實的中立立場。從2008年俄格沖突，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再到此次俄烏沖突，匈牙利的對俄立場總基調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在此基礎上對烏政策也相應地保持了一定謹慎和克制。影響匈牙利對烏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烏克蘭境內外喀爾巴阡地區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待遇提升問題，該問題一直是歐爾班政府對烏政策的關注焦點。并且，歐爾班政府將該問題與其拒絕援助烏克蘭問題相掛鉤。

從中東歐國家在此次糧食爭端中的不同立場可以看出，歐盟想要在整體層面實施統一且連貫的貿易政策顯然是不現實的。隨著俄烏沖突的長期化拉鋸，懷有不同歷史記憶、處在不同地緣位置和不同經濟水平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威脅感知與經濟承受能力差距懸殊。共同利益是促使歐洲國家團結一心援助烏克蘭的黏合劑，尤其在沖突爆發的第一年里，共同安全利益幾乎成為了所有歐盟成員國挺烏抗俄政策的優先事項。

然而，隨著2023年以來中東歐多國通貨膨脹狀況持續惡化，能源危機持續擴大，對烏克蘭援助熱情持續退潮，處在援烏前線的部分中東歐國家在民族利益與歐洲共同利益的優先性上，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前者。這不僅由于捍衛民族利益事關國內經濟和社會穩定，也事關部分國家現政府的執政穩定性和支持率。

（王弘毅，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