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了無數情書，卻沒愛過。他活到了1988年，但文學生命已于40年前結束。

十年前，曾往鳳凰古城，專門去了沈從文墓地，近期再去了一次。不算多喜歡他的文字，但作為作家或知識分子在此國歷史的命運標本，他具有標準的意義。他的愛情、婚姻和人生，在時代洪流里讓人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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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過去了，面對書桌上這幾組文字，校閱后，我不知道是在夢中還是在翻閱別人的故事。經歷荒誕離奇，但又極為平常，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多多少少必須經歷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適，有憤慨；有歡樂，也有撕心裂肺的難言之苦。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對人無機心，愛祖國，愛人民，助人為樂，為而不有，質實素樸，對萬匯百物充滿感情。

照我想，作為作家，只要有一本傳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從爛紙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遺作，哪怕是零散的，有頭無尾，有尾無頭的，就越覺斯人可貴。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謹以此書奉獻給熱愛他的讀者，并表明我的一點點心跡。”

這是張兆和在《從文家書·后記》里的文字,前些日子在鳳凰古城沈從文墓地的石碑上也看到，由沈從文侄兒黃永玉手書。

沈從文（1902.12.28－1988.5.10）花了較長時間來追求張兆和，一生中寫了很多情書，但他們似乎并沒聽懂彼此的話。如果你說的話他人聽不懂，實質相當于你沒說。

他們關系一直不好。年輕時，張兆和是大家閨秀，瞧不起沈從文這個“鄉下人”。沈從文抱怨說：“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或許這說明了問題的實質。如果張兆和真的只是愛上他的信，沉迷于文字的浪漫與溫情里，或許只是愛上想象的愛情。

只要時間持續足夠長，什么都可以上癮，包括曾經本能厭惡的事物。當收信讀信已成生活中不可缺如的習慣，要戒掉，實在困難。人們往往容易（或樂意）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張兆和說：“是誰個安排了這樣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搖頭！”

1928年，沈從文開始了對張兆和的追求，基本就是寫情書，署名S先生，第一封情書這樣開頭：“不知道為什么，我忽然愛上了你！”當初的沈從文對張兆和談不上了解，只是受其外貌所吸引，知道她是校花——在有地方口音的沈從文口里說出來就成了“笑話”——，何來愛？或許他愛上的同樣只是想象的愛情本身。

“我曾做過可笑的努力，極力去和別的人要好，等到別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隸時我才明白，我不是一個首領，用不著別的女人用奴隸的心來服侍我，但我卻愿意做奴隸，獻上自己的心，給我愛的人。我說我很頑固地愛你，這種話到現在還不能用別的話來代替，就因為這是我的奴性。”

他顯得如此卑微，幾乎一廂情愿地追求他的女神，承受女神冷酷的、居高臨下的審視和俯視。如黃永玉所描繪：沈從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總是顯得慌張而滿心戒備。”這是一種對女神近乎頂禮膜拜的信仰般的愛，女神也是神，配得上形而上的神圣之位。

這樣的愛，或許更多是自我臆想的幻影，承載一個不可企及的愛情烏托邦。張兆和有如不食人間煙火的完美女神，夢幻般的文學情人。所以很容易理解他們婚后因為柴米油鹽等生活瑣事而生的矛盾，盡管這種矛盾或許并非他們的主要矛盾。

她在日記中寫到他：“自己到如此地步，還處處為人著想，我雖不覺得他可愛，但這一片心腸總是可憐可敬的了。”這個曾經對著校長胡適堅決表達“我頑固地不愛他！”的女子，最終還是與沈從文這個鄉下人結婚。愛源自平等，可憐可敬和奴隸般仰視都不是愛，這也便大概注定了他們一生的情感悲劇。

張兆和生來不受寵，更多像個男子，骨子里帶著股韌勁，不哭不鬧，吃咸豇豆喝稀飯。母親買的布娃娃她用手撕了，保姆做的泥娃娃她用板凳砸了，家人給她一個橡皮娃娃，撕不壞砸不爛，她拿出一把剪刀，一刀就把頭剪了下來。

從張的童年與成長看，她多少是個冷漠，帶著殘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缺愛。愛并非他人給了你多少，而是給了你需要的多少。

憑著對張兆和的愛，沈從文為她寫小說，新婚初期有了難得的創作高峰。“有了你，我相信這一生還會寫得出許多更好的文章！”《邊城》里的翠翠、《長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膚女孩張兆和。《湘行散記》和《從文家書》，更是他愛的獨白，因為張兆和極少回信。沒有回應的愛，還是完整的愛嗎？不完整的愛，還是愛嗎？

張兆和是紅顏，但非知己。她或許從來沒有真正欣賞、愛慕和懂得這個優秀的作家、善良的人。她不喜歡他的文章，在沈從文聲名大作之時，還總忍不住去修改沈從文文中的語法，以至于最后沈從文不敢再讓她看自己的新作，怕她的目光和言語。她是個過于嚴謹、有些苛求、被規范所縛的讀者，他是個文字充滿自由甚至鄉下人野性的作家。

婚后第四個月，沈從文的母親病了，他趕回鳳凰，張兆和堅決不與他同去，或許她無法也不愿走到鄉下去。沈從文的信還是那樣殷勤，張兆和還是回的很少。抗日戰爭，沈從文逃到昆明任教，這在很多人看來很可能是生死之別，張兆和不愿跟隨，留在北京。

在昆明，沈從文遇上了懂得并欣賞愛慕他的女子高青子，有了持續七年的交往。高青子確實愛上了沈從文，而非他的信。他或許也沒有給她寫信，他的信只為心目中的女神張兆和而寫。但沈和高更像是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現實伴侶。

這一切，沈從文并不瞞著張兆和。他還在北平時就和張兆和說自己情感充溢，有能力去愛不止一個女人。或許這種溢出的情感，除了文學家的特質，也是因為得不到女神回應的結果。沒有回信的情書，就像自言自語，相當壓抑，潛意識在尋找著出口。愛是一種本能。

2

林徽因（1904.6.10-1955.4.1）辦了一個“太太客廳”，沈從文常流著淚跑去向她傾訴。林的情感經歷豐富而糾結，她與陸小曼、徐志摩、梁思成等人的故事已然世人皆知。對比于單純的沈從文，可謂過來人。林就像母親那樣責罵他，規勸他，交談人生和人性。林徽因說：“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沖突迷茫不知所措。”

年輕的沈從文或許活在文學世界里，他的愛情更多是想象的烏托邦，他用文學與詩意建構的女神，更多是用來頂禮膜拜的圣母形象。他不惜像奴隸一樣，將身心托付于她，通過絕對的自愿被奴役而獲得神圣感，越是難以得到，這女神越是顯得像神，更加的具有形而上的信仰質地。

人并非神，沈從文如果單純有苦苦建構或想象的精神圣母張兆和，生活必是失衡的，人的生命必須有精神與世俗層面的支撐。那個高青子的出現，或許就是他世俗人性的一種（潛意識）抗爭——我要做一個正常人，擁有奠基于平等之上的愛情——。但這種努力或反叛最終敗下陣來，他還是回歸了女神張兆和身邊。高青子更像依人的小鳥，而非需要仰視的精神母親。

沈從文到底還是一個（特殊的）文藝青年，而非普通青年。文藝青年有更多的美學荷爾蒙，這種荷爾蒙多通過想象——而非可見可觸可感的實在——激發。文藝青年可和普通青年合二為一，讓想象與現實平衡，這只需命運的造化。

林徽因并不理解他，比沈從文還小一歲半的她像母親一樣的規勸與批評，更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林是過來人，沈還是局中人。林曾經是文藝青年，但已然回歸普通百姓，她最終選擇梁思成而非徐志摩就是明證。

沈在林面前像個孩子哭訴自己的委屈而不知所措，林更像是沈的世俗母親。沈的婚外戀，正是通過林與友人的信而為世人所知，林是沈唯一告知此事的人。真正的母親遠在離開后就幾乎從未回過的湘西鄉下，并且根本不知他的生活。沈的童年和青少年怎么度過，特別是母子關系，資料不足，是遺憾。

可以說，像風中的飄絮，謹小慎微的鄉下人被吹到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他迫切需要兩位母親的安撫與引導。不，有時僅僅需要母親的存在即可。母親的存在象征著安全與自由，無條件的愛與寬容。就像大地一樣，巨人安泰一旦離開了母親大地，就喪失力量。

母親是生命和力量的源泉，可以療傷的避風港灣。我們罕見地看到了沈從文竟然與妻子張兆和談論小三高青子。在此時，妻子更像是一個面對犯錯孩子理應無條件接納的母親，至少沈從文如此渴望。

流浪在外的人，只有內心重建與母親的生命紐帶，才可獲得持續前行的力量，包括寫作的能量。沈從文的重要代表作品，都是以張兆和為“外表”和“命運”原型的。對于一個更多活在精神世界，更加需要精神養料的作家而言，精神上的母親遠比世俗的情人更加重要而性命攸關。

1946年，沈從文為紀念結婚13周年創作了同名小說《主婦》，回顧來時路。他承認自己“血液中鐵質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跟自己的弱點戰斗了十年，最終選擇了理性與重回庸常的生活，并且在庸常中發現“節制的美麗”、“忠誠的美麗”、“勇氣與明智的美麗”，找回了“平衡感與安全感”。

但他的文學想象的源泉張兆和似乎并沒有原諒理解他，直至他死去。這或許從根本上摧毀了他的文學之根基，至少是愛的主題——他近乎視愛為信仰——。隨后接踵而至的政/治風暴，或許只是文學生命夭折的表象，除非他成功轉型：寫別的。

3

1948年，沈從文教過而且相當欣賞的學生貼出大字報痛批沈的作品頹廢，雜志上也嚴厲批評他為“奴才主義者”，作品被郭沫若批為“桃紅色文藝”。當“整個社會都在歡天喜地迎接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他卻固執的不愿用自己的筆來歌頌新社會，不得已而擱筆，“棄文從研”。

張兆和則很快穿起了列寧服，成了干部，邁向了新時代，兒子也覺得“真帶勁”。她不能明白他，不明白他為何不寫積極的，適應文學形式的文章，不明白他為何要自殺。

在萬眾歡騰的新時代，沈從文卻得了抑郁癥，家人朋友覺得精神疾病就是思想問題。他找到丁玲，這個曾容許他像孩子一樣在自己懷里哭泣的大姐——又是一位像林徽因那樣的世俗母親，無助的沈從文總是試圖在現實中尋找可以支撐他生命的母親。

沈從文“如同被一位相識的首長客氣的接見”。他茫然四顧，再似乎找不到一個理解和給他支持的同道，更別談母親。徹底孤立無援的他崩潰了。 

沈從文“不能再為自己寫作、用他覺得有意義的方式寫作”，于是堅決輟筆，張兆和卻以為他害怕批評家的批評了，“在創作上已信心不大”。穿列寧服的好干部張兆和做了《人民文學》的編輯，她的文字功底與審美水準算是主流專業級的，她的判斷是對的，卻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都是文學的天空下，怎么如此南轅北轍呢？——，更不是一個妻子與母親應該有的話語，除非她真的不愛他了。 

為什么信心不大了呢？因為曾經的張兆和或許還殘留著一點對于愛人的盡管基于可憐可敬的愛，這變形的愛經過文藝青年沈從文一廂情愿的想象與建構而脫胎換骨為具有形而上的永恒高度的純粹的愛，從而化為文學創作的能量，支撐著他寫出多本代表作成為著名作家。他曾經一直自我沉溺于這種想象而不可自拔。 

如今，現實殘酷地敲醒了他，告知他，你只是活在幻想中，根本從來就沒有人愛過你。他徹底失去了創作的能量，如同一朵烈日下、脫離泥土的花朵，瞬間枯萎。他將全部賭注押在幻想之愛。人的生命不能只有一個支撐，不能將全部的希望都托付在一個人一種事物身上。

“文革”時，固執的沈從文被貼大字報，工作就是打掃女廁所，“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他因精神抑郁再發病，被送進精神病院，但妻兒越發不理解他。有那么幾年二人分居兩室，每晚，他到妻子那里吃晚飯，然后帶回次日早飯和午飯去住處。

這些價值觀層面的深層矛盾，和無法原諒的（精神）出軌，徹底地讓他們同床異夢，他徹底孤立無援。

或許受困于經驗的局限，沈從文的創作題材相對狹窄，更多圍繞著愛與情欲，而沒有抵達更宏大的命運共同體。如同張愛玲耗盡童年水井里的水后便再無重要作品問世——她在二十多歲就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頂峰——， 

沈從文在自己的精神母親決絕地轉身之際，也就預示著他的文學生命的終結。因而，與其說情感回歸，不如說是精神或言文學生命的（潛意識）自救。這呈現了其精神力量無法自生的疲弱與無助。想象的張兆和是他文學生命的救命稻草。

一個已成熟成名的作家要轉型，除非有命運的造化。他不是魯迅，也不是托爾斯泰。沈從文的后半生歷經政治磨難，有轉型的人生閱歷資本。但那樣一個時代，卻不再允許他書寫人性與反思的作品。即使可以寫作，我們也無法假設他能夠寫出怎樣的文學作品。或許只有命運才知道，歷史無法重來。“文革”之后，他已經老了，再無力提筆接續他的文學生命。 

1985年，一位女記者采訪83歲的沈從文，得知他在“文革”中的工作就是打掃女廁所時，擁住老人的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垂暮之年的老人緊緊抱著女記者——就像抱著母親——，“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這痛哭，有為早早夭折于1949年的文學生命的追悼，有為這一生的艱辛曲折的命運而慨嘆，有為缺乏愛和精神照料的世界的痛訴，有自我在一廂情愿建構的愛與精神母親的幻夢里驚醒而孤立無援的痛苦與虛空。那么，他是否因感嘆命運的無常而后悔當初的造夢呢？是否心生對愛人張兆和的怨恨呢？

不管張兆和怎樣對待自己，她永遠是沈從文寫信的唯一對象。無論在多么不理解他時，他依然飽含深情地向她寫信傾訴，從未停歇，似乎并不計較幾乎沒有回信。與其說張兆和是現實中存在的女子，不如說她更像沈從文刻意想象的形而上精神母親？ 

張允和在《從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記錄過這樣一幕：1969年，沈下放前，站在亂糟糟的房間里，“從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張兆和）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個小孩子又傷心又快樂。”沈從文畢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求世俗回報的圣人。 

另一方面，與一個不愛自己，自己事實上也可能不愛的人過了一生，卻因為這種想象的愛而延續著自己的文學生命，無意識里有著能量轉換，或許并非那么無私。因為他愛的并非真實的張兆和，因而他對她的愛并非愛。

一個人耽于想象，既享受自我的幻夢，也忍受夢醒后的荒蕪，他以為愛的人，既成全了他的文學生命，又摧毀了他的文學生命。這是悲劇還是喜劇呢？在一個荒誕的現實，如果一個人能夠自始至終活在想象的烏托邦里，或許才是幸福的嗎？

張兆和的一生，六十多年里，一直活在一個似乎并不試圖了解她理解她的人用情書建構的溫暖美好的世界里，而似乎刻意無視或逃避現實中真實的沈從文，不關心不理解他的掙扎與痛苦，也無法感受他的快樂與欣慰。每個人都為自己的選擇或人生負責，他們彼此都不曾真正走進過彼此的生命，沈從文或許一直希望她能夠走進，張兆和或許一直不希望他能夠走進所以一直是拒斥的姿態。 

直到沈從文去世，在整理遺稿時，她像看別人的故事一樣看著這個陪伴自己走過六十年風雨的男人的文字，她才似乎后悔自己沒去發掘、理解和幫助處于孤立無援的“孩子”沈從文，感嘆“太晚了！”。沈從文作為一個人，或許是大寫的，獨立的，作為一個作家（文學生命），卻似乎像沒有斷乳的“孩子”——卻被強行地斷乳。這并非他一個作家的命運，而是很多優秀但并非偉大的作家的命運。

2003年，有人拿沈從文的照片給躺在病床上的張兆和看，問這是誰。她含含糊糊，說有點熟悉，肯定見過。他們這樣的一生，幸抑或不幸？算有愛？有所愛？有力愛？

1987年和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中都列著沈從文，當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問起沈從文這個最有機會獲獎的候選人是否仍然在世時，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

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在世作家，因而必須找到這個依然活著的作家，才能獲獎。第一年找不到，雖然“文革”后沈從文又重回大眾視野，但文學作品幾乎都是49年之前的舊作。作為作家的沈從文，早在1949年已經死了。他的后半生，是作為不合流的受批判對象和文史學家而存在。或言，他看似漫長的一生，為文學，只活了一半。就像一句話，只說了半句，就被迫戛然而止。

第二年，最后是找到了，但確切的信息是沈從文已經去世。如此，在他生前，諾貝爾文學獎壓根就沒有找到他，他藏在被自己國家，包括愛人遺忘的角落里，最終藏在死亡的永恒里。沒有一個捉迷藏的人不希望最后被人找到。 

六十年前，1928年，年輕的沈從文對張兆和寫過：“如果我愛你是你的不幸，你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樣長久的！”張兆和當年是有預見之明的：“如果被愛者不愛這獻上愛的人，而只因他愛的誠摯就勉強接受了他，這人為地，非有兩心互應的永恒結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設計，終會釀成更大的麻煩與苦惱。” 

只是，命運最終還是成全了兩人的不幸？生命的殘酷在于，年輕時的一次猶豫或選擇，我們往往需要一生來承受和償還。最殘酷的是，有些人已經看到了將來的命運，卻還是無法自主地陷下去。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張兆和開始整理沈從文的遺物。大多是一些信件和文字，編制《從文家書》，寫下后記。開始覺得有些理解這個曾經陪伴了一生，寫了無數情書，說了無數話的男人。她開始說話或回應，而那個曾經說了很多話的人，卻再無法回應，就像她曾經幾乎從不回信一樣。沒有回應的話，只是說了一半的話。在人離開之后的理解，只是一半的理解。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邊城》并非喜劇，這最后的留白更像悼詞。明天只是或許，這因她或為她而創作的小說或許是他與張兆和情感掙扎或人生前景的一種無意識流露或命運象征。或許，沈從文最初就有直覺或預感他們的一生是怎樣的一生，但還是因為信仰的力量而無法自主地前行。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這是沈從文所寫的幾百封情書中的一句話，曾經打動了無數人，進而美化他們的愛情。

人們迷戀于情書所建構的溫暖的有愛世界，而習慣于遺忘或忽視文字背后的蒼涼冷酷現實。所有這些情書只有一個收件人，并不存在的愛人或母親“張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