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安區人民法院判決廣安一老人子女向其支付8.25萬元的“帶孫費”，在網上引發了相當的關注。

不妨大致梳理下案情，孩子的父母因為在外務工無暇照顧孩子，于是和孩子的外婆簽訂了《協議書》。根據《協議書》，孩子父母每月給外婆生活費1000元，帶娃的工資2000元。但是之后孩子父母一直沒有按協議支付，外婆便起訴了孩子父母。

法院的判決也很清楚，外婆對孫子無法定撫養義務，而孩子父母怠于履行撫養義務，因此應向外婆支付因日常照顧、看護孩子產生的必要費用，于是便有了開頭提到的判決。

當然，具體到這個案例里，其中也有信息細節指向了這當中存在的家庭糾紛，諸如疑似夫妻之間發生了離婚糾紛。但拋開這些細節，這個新聞引發熱議的原因是它指向了一個共性問題——老人到底有沒有帶娃的義務？

“老人帶娃”一直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不夸張地說，這甚至成為了一種主流的帶娃模式。人們傾向于用親情去美化這種模式，很多老人也愿意承擔享受天倫之樂的“代價”。但人們應當正視一種現實：老人帶娃，背后有著明確的經濟和時間成本；而從法律層面說，他們也沒有承擔這種成本的義務。

長輩之于孫輩，很多當然是“無悔付出”，但人們沒必要神化這種關系，或者試圖施加某種道德綁架。每個家庭的情況都是千差萬別的，如果有老人不愿意，人們也應當理解并尊重。

在傳統的家庭模式里，人們似乎羞于在親情之間“算賬”，但從現代法治的角度來說，一味回避也是不現實的，這畢竟容易產生矛盾。而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也是越來越傾向于對家庭勞動進行數字化換算，用于解決當事人之間的實際糾紛。

比如2021年10月，重慶也發布了一個典型案例。一位全職媽媽起訴離婚，并要求丈夫支付10萬元的家務勞動補償，最后法院支持了這個訴求。

現如今，“老人帶娃”的經濟補償訴求也得到了法院支持，這些案例都有指導性的意義，也是促使社會端正認知：人們應當認識家庭成員的勞動付出是有經濟價值的，不宜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是應當予以充分的認可。

不僅如此，還應注意到案例當事人的無奈，比如孩子父母是因為在外務工無暇照顧孩子，才交由老人的；而在傳統的“老人帶娃”模式，其實相當多的成本都是家庭內部消化了，而沒有被納入社會養娃成本的認知框架里。

老人帶娃看似是家庭成員互助，其實背后都有著可量化的經濟付出。而一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養孩的經濟成本就會以可視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父母需要請保姆或送去專門的幼托機構。

所以，這起家庭內部的糾紛，也應當引發我們的思考，整個社會都不能把老人帶娃看作理所當然。相關部門在出臺各項鼓勵生育的措施時，也應當把這部分的成本計算進去。總之，把生養孩子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到，并算清楚其中的價值，才是我們合理評估生育成本并制定公共政策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