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前，諸學科之間尚未涇渭分明。其時許多偉大的學者，如今看來，仿佛都是跨領域的通才。齊美爾即是如此，研究遍及哲學、宗教學、歷史學。然而各科之中，或許只有對于社會學，他才是不可替代的。人們已有共識，齊美爾位列“社會學之父”：只有社會學才是齊美爾的親生孩子，齊美爾也只能算是社會學的父親。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德國社會學會在柏林初創時，眾人一致推舉齊美爾出任學會的首任會長，卻為他婉拒。是年12月14日同里克特、15日同韋伯的通信中，他道出了原委：社會學研究于他，與更主要的哲學工作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至少在德國，較之他對哲學相對深入的掌握，他自認為他的社會學研究水平與其他學者的成就相去甚遠，不足以任其位（Georg Simmel, 2005, Briefe 1881-1911. Gesamtausgabe, Bd. 2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 752, 755）。這一方面自然是自謙之詞，否則他不會被參與學會草創的另外三十八位學者推選；但另一方面，若確如其所言，他的社會學研究相較于其他工作有特殊性，并且眾所周知，他后來已將主要研究精力轉向生命哲學，那便不難理解，以今天社會學角度觀之，齊氏社會學理論有不夠完滿、令人意猶未盡之處——比如社會學方法論。

在許多學者看來，齊美爾未能如另兩位社會學之父涂爾干和韋伯一樣，為其社會學理論提供一套充分的方法論。就連他自己也曾說，他的社會學分析方法更多是直覺式的（Georg Simmel, 1908,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p. 13）。不過，齊美爾的不少社會學分析不光精辟、精彩，而且極具風格，既然極具風格，便意味著他的研究并非隨心所欲，而亦有一套特殊做法，只是沒有予以澄清。

今天，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已是洋洋大觀。從齊美爾關于社會的基本理論概念出發，銜接上社會學發展的現狀，我們或許能使齊氏在方法論方面的“直覺”，變得柳暗花明。

齊美爾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自第一本社會學著作《論社會分化》開始，齊美爾就確立了他整個社會學理論最重要的兩個基本概念：“相互作用”與“形式”（Georg Simmel, 1890, über sociale Differenzierung. Soc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二者基本概括了他對于社會是什么，以及如何觀察社會的看法。

齊美爾認為，不是諸多人類個體集聚在一起就會構成社會。社會之形成，必須由諸多人類個體彼此之間產生相互關系。但關系不是靜態的。關系的形成，有賴于人類個體對其他人類個體——直接或間接地——做出有意義的實際行為，且這一意義行為對后者造成了實質影響；與此同時，其他人類個體也相應地做出有影響作用力的意義行為。此即齊美爾所謂的“相互作用”（Georg Simmel, 1896, “Zur Method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Bd. 20, p. 581）。

隨著相互作用以相同或類似的方式不斷發生，關系就會持存，人們便可以通過概念來綜合、命名、掌握這種關系，讓相互作用成為概念整體，如政治、宗教、市場。齊美爾稱如是概念整體為“形式”。當人們更統括地去看所有相互作用構成的最大范圍的概念整體，便得出了 “社會”。換言之，“形式”是一種用來把握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體的概念：就像液體是特定溫度當中，分子相互作用下“液化”的結果，恐龍化石是恐龍尸體被泥沙掩埋后，與沉積物相互作用下“石化”的結果一樣，社會是社會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下“社會化”（Vergesellschaftung）而成的形式（Simmel, 1908）。

在這樣一種關于社會與社會學的定義下，齊美爾特別強調，社會學討論的，既不是微觀的個體生理、意識或溝通交流的舉手投足，也不是宏觀的政經法規等靜態制度，社會學應該分析各種動態發生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怎樣的形式（Simmel, 1908: 17; Georg Simmel, 1917, 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Berlin/Leipzig: G. J. G?schen'sche Verlagshandlung, p. 15）。不過，齊美爾所謂社會學不探討社會形式的零散內容，并不意味他認為社會學不該論及人類個體，毋寧說，社會學對于個體，需要有另一種想象方式：所謂“人類個體”也是相互作用下的一種形式。

言下之意有二。首先，將整體形式拆分成基本元素，是一種可以無窮盡的過程。社會可以拆分成人，但人也可以拆分成細胞，細胞還可以再繼續拆分成分子、原子。如此一來社會的基本元素無論如何也不會是人類個體。但這種無限還原對社會學沒有意義。拆分、還原某一單一整體形式的底線，由學科關懷旨趣而定。社會學常將社會拆分、還原止于人類個體，是因為社會學關心的對象是人。

其次，社會學意義上的人類個體，是由主體意識、文化、角色、身份地位、生命歷程等無數相互作用構成的、復雜豐富的整體形式。當某個人被社會學地看待，他或她便不再被視為生物，而成了社會的縮影。如此，每個人都是一個社會故事，身上纏繞著無數的相互作用。齊美爾說，不只社會是社會化的結果，人類個體也是“社會化的存在”（Vergesellschaftet-Sein），是一種相互作用下的形式（Simmel, 1908: 26）。于是，社會便具有個體和集體的雙重狀態，因為社會世界是一幕幕復雜多樣的相互作用，差別只在于我們用怎樣的觀察角度綜合地把握它們（Simmel, 1917: 11）。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齊美爾時常花費大量心力分析各種“瑣碎”之事，例如“用餐”“競爭”“都市生活”，抑或是“女性”這種如個體一般的社會“形式”。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齊美爾遭到了眾多批評。同時代的奧地利社會學家施潘（Othmar Spann）指摘道，如果按齊美爾所說，社會是相互作用構成的形式，那局部的相互作用為何，又如何是一個概念整體，或曰形式？甚者，齊氏的相互作用，說穿了不過是多重因果關系，卻無端將（社會）科學的因果解釋弄得繁復不堪，必然會遇到方法論瓶頸。施潘的意思是，如果相互作用僅在兩人之間，經驗研究尚不難進行，僅需探討兩次不同作用方向的因果關系即可，但若在三人間，情況就變得比較困難，而一旦超過三人，至無數多人，必然過于復雜，難以作系統性的研究與分析（Othmar Spann, 1905,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Gesellschaftsbegriff zur 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Erster Teil: Zur Kritik des Gesellschaftsbegriffes der Modernen Soziologie. Dritter Artikel: Die realistische L?sung.”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61, p. 318 ff. ）。就連齊美爾的好友韋伯也認為，相互作用的概念將社會現象復雜抽象化了，妨害經驗研究操作，因此否定了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而更傾向采取方法論個體主義，將人類個體視為研究單位（Max Weber, 1985, “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In Johannes Winckelmann ed., 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J. C. B. Mohr, p. 439）。

簡言之，施潘和韋伯都認為，從相互作用到形式，意味著一種多重因果關系的復雜情境。齊美爾不光要求社會學研究這種復雜情境，還要求社會學家掌握這一復雜作用如何產生出一種可以用概念加以整體掌握的形式。然而，相互作用是局部的，并且是復雜的，至于形式則是整體的，而人類的觀察視角又是有限的——社會學如何能夠在掌握所有局部的復雜相互作用的同時，還能掌握由此而來的整體形式？不得不說，齊美爾提出的社會學是一項要求極高的研究任務，但他卻沒有仔細交代社會學家該通過何種具體而系統的操作程序，對相互作用突現出形式的過程進行經驗分析。如前文所述，齊美爾自己也承認，他的分析某種程度上仰賴于一種觀察敏銳度，這個回答亦為后人詬病。

但是齊美爾從未放棄他的觀點。顯然這個概念在其社會學思想中，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盡管他不曾對施潘和韋伯的批評做出回應。不過，當代德國著名的齊美爾研究者利希特布勞（Klaus Lichtblau）卻為齊氏抱不平。他認為，在量子力學、復雜性理論蓬勃發展的今天，非線性因果關系已經受到廣泛重視，也發展了出豐富的研究方法，這足以為齊美爾的理論翻案（Klaus Lichtblau, 2011, “ ?Kausalit?t‘ oder ?Wechselwirkung‘? – Simmel, Weber und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 In Klaus Lichtblau ed., Die Eigenart de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Wiesbaden: VS Verlag, p. 183）。可惜的是，利希特布勞沒有進一步交代該如何翻案。但如果跟隨他的思路，從復雜性理論來思考相互作用與形式研究，不難發現，今天的確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專門討論相互作用突現出形式的研究方法，即計算機仿真技術。

為齊美爾翻案：智能體模型里的種族隔離和時尚

眼下，計算機技術已經成為社會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鑒于計算機計算的多樣化與復合性，一般的統計軟件、人文地理空間分布模型等都可歸入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范疇。在計算社會科學中，與齊美爾的相互作用概念最具相關性的方法是“智能體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以下簡稱ABM）。

ABM不是某種特定的計算機程序，而是利用計算機從事社會研究的建模方案。基本做法是：利用計算機，在一個虛擬空間中，設計數個同質或異質的行動者（agent），每個行動者被設定了自身的行為規則，以及遇到其他行動者時的反應規則，繼而，讓這些行動者在虛空間當中行動，研究者借此觀察它們在相互作用下，會產生出怎樣的宏觀整體形式（Joshua M. Epstein and Robert Axtell, 1996, Growing Artificial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Bottom up.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最經典的ABM研究，當屬謝林的隔離模型（Schelling’s Segregation Model）。該ABM來自經濟社會學家謝林（Thomas C. Schelling）研究種族隔離的模型構想（Thomas C. Schelling, 1971, “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2): 143-186）。謝林假設在某個平面空間中有兩個種族，每一族有數名行動者，最初這些行動者在平面空間上是混居的。根據假設，每位行動者對居于周遭的不同族鄰居的忍受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同族鄰居低于一定比例（比如百分之三十），行動者就會選擇搬家，直至同族鄰居的比例不再低于百分之三十為止。最初，謝林模型利用極為復雜的計算來呈現相互作用的演變結果，現在人們則可以直接通過計算機程序來建模。比如設計五十乘五十的網狀平面，每個行動者作為兩族之一的成員，占據一個網格，初始隨機分布在網狀平面上，周邊八格為同族或異族的鄰居，也可能無人居住。當鄰居同族比例低于百分之三十，行動者會往四周遷移。憑借ABM，謝林模型快速、直觀、可重復地呈現了出來。而即便在百分之三十這種同族比例要求不高的情況下，隨著眾多行動者的相互作用，最終仍會突現出周遭鄰居同族度超過百分之七十方才達至穩定、不再有行動者搬遷的整體顯著種族隔離形式。

知名的ABM社會研究者愛普斯坦（Joshua M. Epstein）認為，雖然相互作用過于復雜，人們無法徑直找出其中的直接單一肇因，但可以通過ABM發現形式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相互作用要素，觀察哪些要素可以讓行動者的相互作用“長出”（grow）與歷史事件一致的形式。借此，社會學家雖然無法對某個社會事件作因果解釋，卻可以解析出其關鍵的突現要素（Joshua M. Epstein, 2006,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除了回顧已知的社會事件，ABM也可以通過大數據，盡可能建立當下所有已知的行動者狀態，模擬行動者接下來可能的相互作用，預測未來可能突現出的社會形式（Charles M. Macal, 2016,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Journal of Simulation, Vol. 10, p. 148）。

可以說，ABM正是一項專門研究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會形式的技術，與齊美爾的社會學研究構想不謀而合。實際上，確曾有兩位意大利學者——佩東（Roberto Pedone）和孔德（Rosaria Conte）有意識地將ABM與齊美爾的相互作用概念關聯起來，設計出名為“齊美爾效果”（the Simmel effect）的ABM。

“齊美爾效果”研究的是齊氏時尚理論留下的一個經驗研究問題。在《時尚哲學》一文，齊美爾指出，時尚同時是對普遍性與個體差異性的追求。這反映在了社會階層形式的形成與破壞：位居社會上層者模仿彼此的生活風格，形成時尚，以同下層的生活風格相區別，而下層想模仿上層的生活風格，向上層靠近，一旦上層的生活風格被太多人模仿，差異消除，時尚便不成其為時尚了，上層于是開始躲避沒有差異性的生活風格，另外共同追求具有差異性的時尚。社會階層形式便形成于如是模仿與躲避的過程（Georg Simmel, 1905, “Philosophie der Mode.” In Hans Landsberg ed., Moderne Zeitfragen, No. 11. Berlin: Pan-Verlag, pp. 5-41）。這一理論遺留下一個內含矛盾的問題：社會階層形式究竟是形成自模仿，還是躲避，抑或模仿與躲避兼備？佩東和孔德以模仿與躲避的過程為研究主題，設計了一套名為“齊美爾效果”的ABM （Roberto Pedone and Rosaria Conte, 2002, “The Simmel Effect: Imitation and Avoidance in Social Hierarchies.” In Scott Moss and Paul Davidsson eds., Multi-agent-based simulation.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MABS 2000, Boston, MA, USA, July, Revised and Additional Papers. Berlin: Springer-Verlag: 149-156）：在一個由多個方格構成的平面上，有三大類行動者，分別對應低、中、高三個階層，每個行動者占據一格方格，初始狀態隨機分布在平面上，可向四處移動。模仿意味著較低層行動者向較高層行動者靠近，躲避意味著較高層行動者遠離較低層行動者。當同層次行動者在平面上匯聚，且匯聚程度在卡方檢定上呈現顯著時，代表形成了社會階層形式。佩東和孔德根據（1）只有躲避、沒有模仿；（2）只有模仿、沒有躲避；（3）兼具模仿與躲避，但只模仿或躲避高一層的行動者；（4）兼具模仿與躲避，且模仿與躲避的是所有較高層或所有較低層；（5）以模仿優先；（6）以躲避優先等參數，建立七種行動者相互作用的類型，進行了七種齊美爾效果實驗。

在模擬實驗前，佩東和孔德的設想是，必須模仿與躲避兼備，才會產生顯著的行動者匯聚效果，形成階層。但他們研究發現，僅僅是模仿，就會出現顯著的匯聚效果，只不過這僅屬于異質匯聚，不成階層。而僅僅躲避，則無法造成任何匯聚效果，更談不上形成階層形式了。至于七種相互作用類型中，階層顯著性突現得最高的，是兼具模仿與躲避，但只模仿或躲避高一階層，且在同時遭遇模仿與躲避的情況下模仿優先的行動者。有趣的是，任何兼具模仿與躲避的相互作用類型當中，只要加入“躲避優先”要素，就會減少階層顯著性。佩東和孔德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一個頗令人意外（也頗有爭議）的論點：形成社會階層形式的關鍵要素是類聚，不是群分，后者甚至對階層形式是負面要素。

對于突破齊美爾社會學理論在方法論上的不足，齊美爾效果無疑是十分重要、具有啟發性的開端。然而顯見的是，齊美爾效果是一個相當簡化的模型。如果ABM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模仿真實社會，且盡可能與真實社會等同的人工社會，齊美爾效果顯然距離這一目標還非常遙遠。事實上，ABM有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比如程序設計往往缺乏透明性，缺乏研究信度和效度的檢驗標準，缺乏一個通用的ABM的程序設計平臺（關于ABM至今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參閱Ulrich Frank et al., 2009, “EPOS –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imul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Flaminio Squazzoni ed., Epistemological Aspects of Computer Simul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 1-11）。但對社會學而言，計算機只是一種工具，雖然可以編寫和運作程序，但程序該怎么設計，終究牽涉到程序編寫者對仿真對象的想象：認為所要仿真的對象是怎樣的，編寫出來的程序就會怎樣（羅家德等：《論社會學理論引導的大數據研究──大數據、理論與預測模型的三角對話》，《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五期，118頁）。如此，顯然有必要思考齊美爾的社會學理論與ABM這套技術該如何互相補充完善。

齊美爾的遺產與社會學的未來

近來，美國ABM研究者馬卡爾（Charles M. Macal）指出，今天一般統稱為ABM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四種設計層次（Macal, 2016）。

第一種層次是“個體的ABM”，在虛擬空間中設計數個異質行動者，規定行動者的特定行動方針，運作程序、讓行動者去行動，研究者觀察其突現出來的宏觀形式。這多半用于交通科學研究，比如仿真某區域的車流量。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根據既定的規則僵化行動，忽略了現實社會中個體的自主動力。第二種層次是“自主的ABM”。自主的ABM中的行動者被設計擁有多種行動方針，并且能辨別環境狀態，據此調整自身的最佳行動方式。這種設計層次與個體功利主義的觀點高度親和，因此常用于經濟學研究。但它忽略了在現實社會當中，行動者在相互影響下并不一定會充分獲得關于環境的信息，也未必只會選擇利于自身的最佳行動方案。第三種層次即“互動的ABM”，其行動者會觀察所能觀察到的（亦即有限理性地觀察）其他行動者的行動，根據后者做出相應的判斷與反應。研究者借此考察相互作用下突現出來的整體形式。這是現今社會學最普遍采用的ABM設計層次，前述“謝林的隔離模型”“齊美爾效果”基本都屬此類。

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互動的ABM的問題在于，忽略了人是一種會學習、會改變的生物。馬卡爾建議，ABM未來應該向他所謂“適應的ABM”(adaptive ABMs)——第四個ABM設計層次邁進。在適應的ABM中，行動者雖然有依據當代社會現有數據而設定的初始狀態，但在模擬的過程中，行動者會記憶、反思、學習，并有一定的隨機情感要素，形成新的角色定義，進而改變自身初始的行為模式，產生新的行動者形式。于是，研究者既可以觀察諸社會在相互作用下突現出怎樣的集體型態，也可以聚焦于行動者，觀察行動者在相互作用下突現成何種個體形式。

相較于ABM設計的前三個層次，適應的ABM顯然是更契合齊美爾的社會學思想的技術。因為這一設計方針不僅關注相互作用如何產生宏觀的社會形式，也可以在微觀層面上呈現個體在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形式。愛普斯坦近年來設想了“零號行動者”（agent_zero）的設計取徑（Joshua M. Epstein, 2014, Agent_Zero: Toward Neurocognitive Foundations for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即在ABM設計中，結合神經認知科學，讓每個行動者盡可能有細致的情感、思考等“更像人”的要素。不過，適應的ABM涉及人工智能技術，而目前，單個人工智能體的設計尚且面臨巨大挑戰，遑論設計無數同時運行的、趨近真人而又彼此異質的人工智能行動者。

然而以科學進步之迅猛，適應的ABM可望在不遠的未來飛速發展。到那時，齊美爾設想的社會學研究，也許因為新技術的發展，能以新穎的面貌出現。社會學家不再囿于看不到活生生個體的定量統計模型，或是難以處理社會整體的定性理解詮釋，而是訴諸計算機，設計出無數有血有肉、貼近真正社會人的行動者，讓它們在虛擬的環境里彼此產生相互作用。社會學研究可以無數次地重復這群行動者的生活，觀察在無數重相互作用中，會產生怎樣宏觀的與個體的社會形式。通過新技術，齊美爾的社會學遺產或能被激活，令他在過世一百年后，仍然展現出無窮的思想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