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為《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與文化協商：以Keep女性用戶的經驗為例》，周舒燕、葛詩凡著。摘自《文化研究（第50輯/022年·秋)》，陶東風為執行主編，周憲為主編，胡疆鋒、周計武為副主編。

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與文化協商：以Keep女性用戶的經驗為例

周舒燕 葛詩凡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數字化健身正推動著傳統健身運動向著“移動互聯+全民健身”的方向轉型，諸如Keep、火辣健身、健身寶典、Fittime等健身類App與智能穿戴式設備在健身群體中迅速普及。如果說，狹義上健身指的是借由力量與有氧訓練以實現減脂、增肌、塑形等目的的運動，那么“數字化健身”就是使用數字軟件或硬件來配合展開的健身實踐，也包括獲取健身知識與指導、監控運動數據、加入健身虛擬社群等相關行為。一方面，當代媒介化生活已滲透至文化消費的方方面面，乃至日常的體育活動；另一方面，人們“宅家運動”的訴求，推動著數字化健身的流行。

在這一背景下，女性群體的數字化健身參與度也在與日俱增。據統計，截至2020年5月，運動健康類App的女性用戶約占六成，且消費水平更高；在健身短視頻平臺，女性健身博主的視頻播放量也常年居于首位。盡管在現代文化中，對于身體及其形象的過度關注似乎是不限性別的，正如眾多男性也處于媒介所制造的身材焦慮中而加入健身大軍。但是，如果將健身置于美妝護膚、美容整形、時尚穿搭等一系列相互交織而成的關于女性身體之“美”的消費話語網絡中，我們又可以從中觀察到健身對于女性氣質與女性身體更為細致的性別化建構。在一項對同類健身App包括Keep、咕咚、悅動圈的用戶報告中，分析者指出女性用戶更熱衷于塑形，而男性則傾向于跑步與增肌。與此同時，諸如A4腰、蜜桃臀、天鵝臂、女團腿等專門針對女性身體細分的審美標準充斥在健身的媒介話語中。除此之外，相比男性，女性更愛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健身數據與健身圖片。

易觀千帆數字用戶洞察 | 資本不斷加持，Keep緣何出眾：相較咕咚、悅動圈，Keep女性用戶占比更大，Keep針對鐘愛塑性的女性用戶推出了許多訓練強度小一些的課程。

對此，我們需在新的語境下來重新思考健身與女性身體、女性主體性的聯系。當健身App嵌入越來越多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時，健身行為不只對應著某種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意味著對身體的控制形式和對理想女性氣質的追求變得更加個人化與多樣化。可以說，女性健身一直以來是女性主義身體批評所關注的一個焦點。自199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研究者沿襲皮埃爾·布爾迪厄及米歇爾·福柯關于身體的討論，將身體視為社會權力控制最實際且最直接的對象。她們致力于指出消費話語是如何通過美容、整形、減肥、健美塑身等知識的生產，使女性主體“自主地”進入到主導的性別規范中。同時，研究者們也暗示了女性身體抵抗這些話語權的可能。正如蘇珊·波爾多（Susan Bordo）強調，“并非要否定節食、鍛煉和其他身體管理方式的好處，事實上，我將自己的身體視為一個斗爭的場所，在這里，我們必須努力保持日常習慣是為了抵抗性別控制，而不是為了順從性別規范化。”那么，在這一背景下，女性健身者在日常健身實踐中能否抵御各種壓迫性的身體標準乃至內在道德的要求？在健身的規訓與抵抗之間，又呈現出何種身體乃至主體建構的復雜性？更重要的是，在數字技術話語、健身科學話語，以及審美消費話語所裹挾之下的女性主體，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自主地實現對文化話語的協商和對身體的自治？

一 規訓與賦權話語下的主體困境：再思數字時代的女性健身經驗

關于運動、身體以及女性主體性的討論大致可分為兩種路徑，分別是從批判性視角來指出健身文化話語之于女性身體的規訓，以及從身體賦權的角度強調女性健身的積極意義。這兩種路徑也在某種程度上對應著結構主義式的消極主體觀與文化主義式的積極主體觀。

簡單來說，批判的路徑從福柯的身體規訓、自我技術等概念出發。福柯強調了微觀權力運作正是通過話語與技術施加于身體，從而生產出社會所需要的“馴服的身體”。而自我技術則指出個體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自主地實現自我身體、行為乃至內在精神的管理，以獲取主體性，來成為“更好的自我”。波爾多等女性主義文化學者站在性別差異基礎上發展了這些觀點，尤其是各種文化話語如何生產“合規的”女性氣質與女性身體。這些分析開啟了從批判視角來反思消費文化中的女性身體實踐。

首先，早期批判性地關注大眾文化話語之于女性減肥、塑身行為背后的身體規訓。例如陳相云指出：文化規訓下的社會控制、時尚審美的引領，以及對肥胖的污名化導致了女性對減肥的盲從。黃盈盈將減肥話語中的身體視為以身材為中心的“呈現式身體”。其次，一些研究也注意到話語規訓對身體內在道德和情感的模塑，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話語對于“主體性”虛幻感受的生產。健康的身體可轉化為文化與經濟資本，建立自我認同。羅薩林·吉爾（Rosalind Gill）指出，新自由主義意圖生產“積極的主體”，因此，在女性健身中所追求的諸如“完美”“自信”等正向價值背后，往往潛藏著更精密的規訓機制。最后，在媒介技術發展的背景下，近期研究將焦點放在了數字技術對于身體的監控上。自我技術逐漸發展為自我量化和自我追蹤。例如屠炯指出，運動類App和可穿戴設備的發展更新了個體自我量化的方式，從特定場所擴散至日常生活當中，而將數據上傳到社交網絡的分享行為亦會加劇自我量化的程度。唐軍和謝子龍以Keep軟件為例探討數字化健身的規訓機制，以及數字監控嵌入日常生活的權利關系。

與上述批判視角不同，第二類研究路徑聚焦在包括健身在內的體育運動對于女性身體的賦權（empowering）問題上，將運動中的身體作為理解女性重塑自我認同、表達自我訴求的重要媒介。一些研究者強調體育運動使得女性身體得以突破既有的性別成規，挑戰了傳統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的二元范式，從而打開了新的認同空間。這類研究側重女性在體育運動參與時的身體感受與自我價值肯定，如認為運動使女性對競爭的身體、健康的形象以及自由的心智有更好的掌握，成為獲取社會權利的一種方式。女性健身也被看作解構身體領域中男性霸權的手段，如女性健身者通過肌肉發達的身體來瓦解傳統性別規范對于柔弱女性身體的限定。

在健身的性別賦權方面，熊歡分析了女性健身的積極價值與身體重塑。她指出女性在體育健身中能實現“自我關注”，這恰恰是女性在休閑活動中所缺少的。女性在體育運動中能實現對身體的掌控力，改變被壓抑的身體形象，感受到自我存在。此外，體育運動也利于抵制傳統性別秩序對女性角色的要求，改變男性主導的休閑體育文化。在對女子拳擊和瑜伽健身者的調查里，熊歡和王阿影在理論層面回應了福柯式的身體批判，認為這種批判模式“忽視了女性健身的主體性以及健身中女性的身體體驗、情感與社會性別結構之間的積極互動。”她們在研究中以梅洛-龐蒂的身體概念替代福柯的規訓式身體，強調身體是活生生的，在現實生活中是決定性的而非被決定性的。

概括來看，在福柯式女性主義的批判下，身體往往被視為現代性別、技術、消費等話語規訓的對象，主體的內在性亦是為外在話語所建構，正如福柯所說“靈魂是身體的牢籠”。這一視角使我們得以從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來反思健身中的身體規訓，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女性身體的能動性與抵抗性。另一方面，在健身之于女性身體賦權的討論中，對于主體權力的理解似乎局限在“打破傳統性別藩籬”的單一框架中，缺乏與多元社會話語之間的聯系。在數字技術滲透健身領域的情境下，女性主體性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因此，在兩種論述路徑的交叉下，本文試圖將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和主體性問題置于多重文化話語的協商之中，從女性的實際健身經驗以及身體感受——特別是健身和“理想的身體”之于她們各自日常生活和自我認同的意義，來同時思考身體的“馴服”與“抵抗”。在文化協商（cultural negotiation）中來定位主體與文化話語的復雜關系，是文化研究自“葛蘭西轉向”以來所打開的一種重構日常生活中的主體性的思考框架。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提供了在意識形態意義生產領域的普羅大眾進行文化與語言協商的空間。在此基礎上，雷蒙·威廉斯及斯圖亞特·霍爾等文化研究學者關注個體的日常生活與文化經驗過程中與整體結構化的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相互生成與建構的作用，從而彌補了結構主義中的消極主體和文化主義中被夸大的主體能動性。可以說，“文化協商”意指“社會文本被銘寫的過程，以及意義與主體闡釋間的復雜聯系”，它強調的是主體在文化經驗中與各種話語意義之間互動、協調、抵抗與共謀的辯證關系。因此，在數字時代，尤其是在網絡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等多元話語主導下，女性主體的自我認同已不再自發地來自女性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穩定的性別位置，而更多取決于她們各自所在的意義與價值交織的文化處境。

我們考察的重點聚焦在女性的日常生活與健身實踐的關系上，以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對女性健身者展開調查。以全國用戶規模較大的健身軟件Keep 中活躍的女性用戶為基礎來尋找訪談人群。從2020年7月到2021年8月，我們線上訪問了20位青年女性健身者，年齡集中在19歲至36歲之間，包括學生、家庭主婦、職業女性等，其中3位是Keep的簽約健身博主。訪談內容涉及她們健身的理由、健身過程中的感受與經歷、對身體形象的預期、對打卡和數據的看法，以及健身之于她們日常生活的意義等。對這些受訪者而言，除了Keep軟件作為主要選擇外，她們會同時使用咕咚、薄荷、switch健身環或智能手表等其他運動健康類軟件及電子產品，并關注B站、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上的健身博主和相關知識，也會在小紅書、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體記錄自己的健身歷程和效果。有的健身者也參與實體健身房的力量訓練、燃脂運動或瑜伽課程，走向更專業的路線。總之，數字技術以不同方式及程度滲透到她們的健身實踐中。（見表1）

表1 受訪人員信息

訪談者對于健身的敘述和闡釋既是個人化的身體經驗，同時也構成了一系列社會文本來幫助我們理解女性主體和健身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尤其對一些受訪者來說，健身與她們的婚姻、生育等生命體驗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這些敘述，我們試圖從以下三方面來思考女性如何通過數字化健身來重構對身體與自我的理解，從中總結主體性的問題。首先，女性健身者如何面對關于身體的審美標準以及隨之而來的身材焦慮？身體的意義在健身過程中發生了何種變化？其次，在各種身體數據監控的要求下，她們如何看待健身運動中的自律要求與自我管控？最后，女性健身博主和粉絲們又是如何通過虛擬健身社群來分享與交流各自的健身經驗，進而實現群體互助的？

二 超越規范性的身體標準：女性氣質的協商

隨著互聯網媒介關于身體的審美、醫學、營養學以及消費等多重話語的推動，“健康美麗的身體”在新媒體文化語境中已不再是一個單一、穩定的標準。特別是對女性身體而言，一方面是在自媒體與消費文化的發展下，身體美學話語的多元化已成為流行趨勢。例如，“白瘦幼”的“東方式”審美與建立在對“白瘦幼”反對下性感健美的“西方式”審美同時充斥在社交平臺。另一方面，在身體審美多元化的幻象下，當代女性的身材焦慮反而更甚了。在我們的訪談中，每位受訪者幾乎都有自己對于身體的審美傾向，這種“個性化”背后時常對應一套關于女性身體美的評價體系和新的規訓形式。各種對身體的細分與要求，即把身體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來加以重新命名，從而使“完美身體”的標準變得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化。比如哪怕女性有了纖瘦身材，但是如果沒有達到“A4腰”或者“天鵝臂”，那么她的身體仍然是不完美的。

首先，在這些細密的標準之下，大部分受訪者都表達了自己的身材焦慮，這種焦慮來自都市文化與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白領職業者（受訪者03，2020/9/19）強調了白領階層的同輩壓力，因為身邊所有的同事都在健身。“壓力很大，大家身材太好了，我覺得瘦的人還挺多的。而且大家基本上都不是在減肥，就是在減肥的路上。”另一位19歲的大學生（受訪者09，2020/10/22）則是因為追求“女子中學制服”（JK）文化中少女瘦弱的身材而參與健身：“我喜歡穿JK，所以我就喜歡瘦的。”她跟著一度在短視頻平臺流行的“女團腿”拉伸視頻練習，希望能夠瘦腿，但因為“后來腿抽筋了就不敢練了，休息了兩個星期才好”。

正是在潛移默化的文化經驗中，主體將規范化的審美標準內化于自我。一位熱衷于練出“蜜桃臀”的年輕受訪者和我們講述了她對于臀部的“執念”由來：

在圖書館一個女的就走過來和我說，你穿這個褲子非常好看，腿看起來很瘦很長，要是再有一點屁股就好了。我當時真的很無語。而且以前我第一個男朋友也是說你怎么沒屁股。……我穿牛仔褲的時候，確實會有一點點不自信，心里面總會覺得我今天這個褲子是不是屁股繃不起來，會不會褶皺特別多什么的，真的會去想這些。（受訪者04，2020/9/21）

可以說，身材焦慮或多或少成為許多女性的健身動因，健身往往是她們將焦慮轉化為行動的一種選擇。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媒介話語的多樣性并沒有削弱身體審美的規范性力量，正如一位女性（受訪者17，2021/8/4）指出的，“雖然現在網上都倡導審美多元化，但是在多元化背后總有一種審美是最主導最普遍的”。相反，對于身體及女性氣質的關注在數字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多樣、細致而復雜的規范化話語建構了女性健身者對于差異化的理想女性氣質的追求與認同，促使著她們對身體進行改造。

其次，我們也需注意到，規范性話語對于身體的建構過程并非穩定不變的。在更多的案例中，女性表達出了在健身過程中對于審美標準的轉換，她們會協調主流審美標準與自己的身體經驗及文化處境，從而消解由此而來的身材焦慮。如一位家庭主婦將身材標準置于女性的年齡閱歷中來解釋：

當小姑娘的時候可能看的都是漫畫里的人。年齡大了以后，特別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覺得女人不應該就那一個標準，我覺得就算你健身了，你可能有些狀態也是不完美的，我覺得這沒關系無所謂，你自己happy就好了。（受訪者07，2020/10/20）

另一位被肥胖困擾的白領女性則接受自己身體的實際狀況，努力回避“瘦”的標準所帶來的壓迫感：

我覺得應該在意一下肚子，因為我感覺我在車上快被人讓座了。……我之前有做過一個甲狀腺手術，就相當于我內分泌是有一點問題的，所以我很容易胖。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純靠運動瘦下來的話其實還挺難的。所以我這些年在告訴自己，你沒有太必要去在意這些東西，自己覺得舒服就可以了。（受訪者02，2020/7/8）

也有受訪者提到了媒介再現的影響力——不同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多元女性氣質認同的空間。她通過從女明星到女性運動員的身體“典范”的轉變，來表達自己在健身過程中對美的不同理解：

我（原來）理想是像倪妮那種，希望自己的樣子也是那種清水掛的。但我沒辦法，我的身材就不是那樣的。現在就覺得健康自信的身體很美，比如頂級運動員的身材，我想這次奧運會鞏立姣給很多女性帶來了榜樣，身體的機能、力量會變得更重要。（受訪者16，2021/8/2）

最后，關于身體標準的話語轉變還來自一些長期健身并走向專業化的女性健身者。在她們的敘述中，身體的意義從一種作為凝視對象的形象表征化身體，轉向了一種“功能性的身體”。這與現代體育精神中不斷挑戰自我、打開限制的倡導聯系在一起。而這也開啟了關于身體的另一種審美維度。如一位就職于互聯網公司的爬山愛好者談到她長期的健身經歷時，著重突出了“形體的美”與“力量的美”的差異：

不用追求身材改變，身體就是在改變的，而且審美也會發生變化。我練了幾個月后，腿粗了好幾厘米。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腿粗不好看。比如抖音那些博主經常是為了追求一個形體（的目標），就局部練，經常說要練腿要先練臀，因為他們一定不想把腿練粗。但是腿不粗的話根本沒辦法做到很多（專業）動作，也舉不起東西。那種漫畫腿是會有問題的。我現在就覺得腿粗很好看，會很有力量，可以舉起這么重的東西，這種美比那種形體上的美更令我向往。（受訪者20，2021/8/10）

同樣，另一位使用Keep和健身房配合練習的受訪者也強調她對于身體信心的重建來自健身運動的專業性，而非身體形態的變化。圍繞著健身所形成的知識話語賦予了她新的權力感：

一開始都不敢穿健身裝去健身房，因為把自己當作女性，就有那種身體禁忌，會害羞，怕自己不夠美之類的。但后來就敢穿了，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身材好了，而是因為不把自己當成了凝視的對象，就當成了無性的、不是那種女性氣質的。這樣就不會在意別人的眼光了，因為已經不是菜鳥，而是認真專業的健身者。健身技能增加了我的自信，反正自信要么從A（專業性）建立要么從B（變美）建立，A建立了就不在乎B了。（受訪者05，2021/8/3）

引援這些敘述并非要論證“力量的美”比“形體的美”更美，也不是說從健身的專業技能所產生的自信比身體變美的自信更加“正確”，同樣不是強調哪一種身體的再現更符合“女性主義”的目標。而是試圖解釋，女性健身者如何在關于女性氣質的規范性審美標準之下，借助不同的話語資源來與這些標準進行協商，乃至抵抗，真正地打開對于身體多元化的審美空間。可以看到，盡管關于女性身體的規范性話語建構著為了達到標準、符合主導文化的審美期待而努力行動的女性主體，但是這些主體并不是全然被動的，她們也在自己的身體與文化經驗中生產著對于身體的多種話語解讀，將身體的意義從既有的標準和要求中滑移出來。

三 自律與自由：技術與自我管控的協商

除形象審美之外，健身也與現代社會對于主體內在道德品質的要求聯系在一起。在現代理性原則下，個體將自我視為現代化公司來管理自我的日程以及身體，而身體形態往往意味著“自我管理”與“自我負責”的直觀結果。正如布萊恩·特納所說：“肥胖是非理性的表現。”當運動與理性、自律的品質等同時，身材肥胖者就成了自我管控的失敗者，也意味著一個喪失了對身體掌控力的不合格的主體。這種對于主體內在性的規訓也成為圍繞著健身話語批判中的一個重點。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頭部健身App，Keep的官方口號便是“自律給我自由”，開屏便強調了自律與堅持的道德品格是健身運動的核心品質。但是，在何種程度上，“自律”可以帶來“自由”，而不是一種強迫癥式的自我規訓技術？

Keep 官網頁面

首先，在女性的健身實踐中，引發健身運動成為“自我管理”的需要，時常與女性日常生活中對身體的“失控感”聯系在一起。在許多時候，身體失控并非源于“不自律”，而是來自她們日常生活中的無力感（powerless）或是創傷性的經歷。因此，自我管理對于她們而言也意味著奪回對于身體乃至生活的掌控，而此時健身作為一種身體自我管理的方式為她們帶來了一種權力感和主體性。一位經歷離異的受訪者談到，她身體的失控感與失去婚姻中的主體性是直接相關的，內在的情緒通過身體的癥狀表達出來：

那時候生理期周期也不對，腳總是不明所以地腫。就必須配合前夫作息時間，飲食習慣都不受自己掌控。前夫的爸媽對我也總是有諸多要求。那個時候我體重150～160斤，我身高180公分，他們要求我減肥。但他們的兒子就比我高一公分，220斤，他們就沒有任何要求。（受訪者16，2021/8/2）

但是“前夫”及其父母的要求并沒有使得她立即采取健身行動，相反，她真正開始自覺并“自律”地健身是當她恢復自由獨立之后。在家跟隨Keep跳健身操或是用健身環運動成為她重新找回身體掌控力和自我的一種途徑：“身體的狀況都在轉好，腳跟、肝臟、眼睛都變好了。對自己的生活也有了一種掌控，特別是時間上的掌控。”（受訪者16，2021/8/2）

另一位全職家庭主婦也將對身體的自我管控與某種權力感相關聯，作為權力缺失的一種補償：

一個是就對自己身材有點看不下去了，再一個就是覺得，反正都已經當家庭主婦了，你人生中沒有什么好掌控的，除了掌控你的孩子，掌控一下自己的身材吧。（受訪者07，2020/10/20）

此外，有生育經驗的女性都談到身體與生活的變化所造成的混亂失措，借助對身體的重新掌控而得以平復：

看到自己長（妊娠）紋時哭了，因為我一直很注意，我就說不要長了，就天天查。突然在孕后期的時候發現了，我一下子就哭了，就覺得好可怕。……然后我就寫了一個Keep的訓練計劃。（受訪者14，2020/11/10）

生了孩子之后就很不自信，不是對自己身材的不自信，而是不敢說不，只能聽別人的，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是那個時候幼稚，不想負責又必須要負責，所以只能依賴別人，畏首畏尾的。健身之后對身體的管控慢慢找回了感覺。（受訪者05，2021/8/3）

事實上，在女性健身話語中，許多女性的“勵志故事”都是從產后修復的健身運動開始的。“二胎媽媽”的身份增強了女性健身中“自律”的文化道德資本，但也暗示了社會文化加諸女性身體自我管控的更為嚴苛的要求。

其次，在健身過程中，健身軟件的使用無疑進一步加深了身體管理的技術性話語，讓自我監督變得尤為重要。與此同時，作為管理方式，各種關于身體的數據、圖像、時間劃分等也整合到“自律”的話語體系中。通過科技與健康醫學話語，健身軟件生產了身體管理的主體欲望，又使“自律”以自我監管的形式變成主體的內在要求。一位堅持打卡健身并減重40斤的受訪者談到她使用Keep進行健身運動的原因：

Keep上面有個測試，大概年齡段超過35歲的話我記得會問你有沒有一些慢性病什么的。開始時還沒在意這些，當時我看到這個（測試）的時候就扎心了。……選擇Keep就是讓自己監督自己，給自己養成一個習慣，盡量選擇那些（室內）運動，讓自己少一些借口，能夠堅持下來。（受訪者06，2020/10/17）

技術發揮了全景監控的功能。有時候，健身軟件和健身者會形成一種緊張的對立關系，類似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當這些健身用戶無法完成數字技術與自我共同定下的要求和目標時，消極的身體失控感和沮喪感就會顯現。一些受訪者甚至會與軟件“吵架”：

我專門設置了一個提醒，就讓Keep每天早上起來9：00問我“今天你健身了嗎？”那個提醒很有用，讓我每天早上起來壓力都很大，沒有完成那個計劃它是不會消失的，你知道嗎？它就會一直在你的桌面上，一直在你的鎖屏上。（受訪者02，2020/7/8）

生理期還讓你運動，就覺得太過分了，這個軟件真的太過分了。有時候它的推薦真的扎心，“一天都不想放過我”那種。（受訪者06，2020/10/17）

最后，對于一部分健身者來說，運用軟件的自我管理與監督則增進了她們的運動積極性。在她們看來，“自律”本身具備正面含義，是讓身體回到自己手中，實現成就感、掌控感、自信心和自我肯定等正向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有時候健身的初衷——比如追求健康或者瘦身，也會在這些話語中被替換為數據的目標和管理的目標。盡管如此，一些健身者仍會積極看待這種“自我量化”。

我會看一下每周的運動時間，因為它會顯示每天、每個月的運動時間。一周過完的話我會看一下，每周還有什么卡路里，看看這些數據……會有時間成就感，就是感覺我能堅持這么長時間。那個數據也是一個激勵我繼續健身的動力，看見數據變化，鍛煉的勁頭就更大了。（受訪者08，2020/10/22）

健身就是同時做時間管理和身材管理兩件事情，在于你如何看待自我管理。如果你享受它的話，那自律就是自由（Keep開屏語），如果你不享受它，你只感受到自我折磨，當然也就不自由也不快樂了。我是能夠享受這個過程的，因為我很喜歡對自我的掌控感。（受訪者18，2021/8/3）

Keep App 開屏頁

總而言之，從健身作為身體管控方式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女性健身者表達了她們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身體失控感，以及健身運動作為她們恢復自己對于身體的控制權的重要意義。在這些敘述中，健身不單單是一種自我管控技術，同時也是女性健身者用以與其他規范性的話語權進行協商、從而訴求自我主體性的途徑。另一方面，在管控方式上，女性健身者與軟件及技術話語之間亦形成了一種博弈關系：或是受制于軟件技術所帶來的主體焦慮，或是將這些技術整合到自己對于身體的積極“掌控感”之中。正如一位受訪者對于“自律”的辯證看法：“這要看你的自律是壓抑性的還是你自己覺得OK的，是額外的任務還是像每天一頓飯一樣不需要付出額外的東西。”（受訪者05，2021/8/3）因此，健身軟件所反復倡導的“自律”并不一定會帶來“自由”，有時可能導致自由的反面，即更深層的管控與自我管控。而女性健身者的多樣闡釋亦展現出她們對于這類身體規訓技術的反思維度與話語斡旋的空間，從而賦予“自律”以不同的含義。

四 女性身體經驗的共享：虛擬社群與線上互助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數字健身對于許多女性而言還提供了新形式的健身社群與線上互助。這些虛擬社群大多都是由健身者們自發建立的，健身者不僅會相互敦促打卡監督，也會交流分享各自的女性經驗與情感，相互幫助與支持。這些社群的出現對于促使健身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人際交往方式起到了推動作用，而許多健身者也是在社群的互動中感受到更多的認同感與主體能動性。

首先，從健身打卡群來看，作為儀式化的行為，參與社群打卡為一些女性健身者帶來了自信心與成就感，包括對自律的自我滿足、對更好的自我的期待，這些情緒成為內驅力，驅動著健身行為的持續。柯林斯認為互動儀式的核心機制包括情感連帶，互動儀式可以最終生成群體的情感共鳴且根據道德規范將它們符號化。也就是說，在健身社群中，打卡的健身者共享了一套符號，并在不斷重復的打卡儀式中生成了群體的價值觀。以我們加入的微信Keep健身打卡群為例，群主在創建初期便定下了群規，規定了健身打卡的模板和規則：Keep昵稱+截圖+日期打卡或休息，連續休息15天將被移出群聊。這位打卡群的群主談到自己組織這個健身打卡群的緣由，她認為增加健身的儀式感可以增加群體的認同，讓大家感受到更多“正能量”：

自己比較喜歡打卡，就看網上也有很多這種打卡群，想自己也可以建一個監督一下自己。……就是儀式感，可以激勵自己，覺得有紀念意義。大家都在每天都打卡的時候就會覺得大家都在努力。會提供正能量。所有人跟一個班級一樣，都在積極向上，其他人也會被感染，就會有很多人參與進來。（受訪者10，2020/10/24）

一些在其他群中參與打卡的受訪者也談到了打卡群里的互動性。事實上這種互動性也將健身從一種單純的自我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轉變成他人對自我的管理，群主與參與者在群體內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她（群主）每天都會發一個那種打卡的節目，有時候是把自己運動的截圖發進去，有時候是自己接觸新運動。群主還每天都會去查一下，誰打誰沒打，沒打卡還會@你，親自跟你說，我就覺得這樣互動性特別多。（受訪者09，2020/10/22）

一位在Keep擁有5.6萬粉絲的健身博主特別談到，她所建立的“自律群”是專門為母親群體健身提供服務的社群。她還強調了這個打卡群與其他“媽媽群”的不同：她希望她的“自律群”是作為相互激勵而存在的：

就是一個自律群。因為我是懷著二寶的時候開始打卡認識這些人的，然后她那天也是正好三個月，我就說建了一個群，讓它有點意義。就是教她們，可以幫助她們去產后瘦身。只要你在里面打卡，問我什么問題，我都會免費給大家指導。我想建一個不一樣的媽媽群……不要閑聊，直接打卡，然后相互點贊就好了，你知道為什么嗎？有些人剛進去說你這個群一點都不活躍，我說對，不活躍就是正常的。媽媽們都很忙的，一整天要帶小孩，有點時間就會想休息一下。大家運動的打個卡相互激勵一下就可以了。很多人就說運營社群要很有氣氛很活躍，我覺得媽媽群不要那么活躍。（受訪者14，2020/11/10）

在管理監督之外，這位博主也成了社群中的教導者。打卡群與打卡儀式在此意義上實現了女性群體之間基于共同的身體經驗而形成的知識共享與社會互助。

其次，除了打卡群群主之外，健身博主也在平臺與健身社群中扮演了重要的引導者角色。她們大多為女性健身者塑造了一個積極的主體形象，不僅擁有身材典范作為健身與自律的成果，有時她們也在為抵抗身材焦慮、倡導身體審美的多樣化而發聲。不止一位受訪者談到了在Keep上擁有300多萬粉絲的知名健身博主在2020年9月11日發布的一個關于女性身材的短視頻——《假的？！揭發健身博主的真面目！》。在視頻中，此博主做了幾組對比，分享了同一個身體的不同狀態。視頻中，身體的完美與不完美只存在于拍照姿勢和角度的細微差別中。她揭示了自己也是有“小肚子”的，并告訴粉絲“平時大家看到的九宮圖，其實很多時候也是從幾百張照片中挑選出來的”。這類解構媒介“神話”的做法給很多女性健身者帶來了自信和平常心。

我們也采訪了一位在Keep擁有72.9萬粉絲的健身博主。她在Keep上發布了自己減肥頗具成效的對比圖，之后便吸引了許多粉絲。數字媒體的互動與平等屬性模糊了曾經健身教練與學員的邊界，健身博主與粉絲之間也形成了享有共同減肥健身興趣的“同好者”關系。談到自己做博主的感想，這位博主認為想要減肥的女性可以在她的形象及經歷中找到零距離的認同感，仿佛“看到了自己”。

我就是那種特別接地氣，跟大家一樣，吃吃就胖了，胖了再重新減肥。所以他們可能覺得看到了自己，就愿意天天跟我一塊減肥。像那些追不上的人，我們大家都追不上，也就當女神看。到我這就不是了——她也胖，她也這么吃，就是這種感覺。……我沒什么人設，我還沒有瘦下來，我可能瘦下來就會開始凹造型了，現在我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記錄生活的胖子。（受訪者15，2021/1/10）

最后，健身博主與粉絲之間互動交往的模式也時常反映了女性之間相互分享與激勵的正向情感價值。幾位健身博主都講述了她們健身過程中與粉絲之間的友誼。健身虛擬社群因此生產了新的人際交往，尤其是超越商業主義交換邏輯之外的情感聯結。例如作為“二胎媽媽”的博主談到一位同樣是產后母親的粉絲與她的私下交流：

有一天我帶寶寶在散步，她（粉絲）突然給我發很長一段話，意思就是說我發那些早餐打卡圖，雖然不是很精致，但是很有煙火氣，就覺得好像離我很近一樣，很有親切感。……我有幫她去產后恢復，她現在產后6個月也有馬甲線，就是跟著我一起練。有練什么的話，她會給我發過來問我說哪些要改一下，我都會給她一些建議。（受訪者14，2020/11/10）

另一位在Keep擁有44.9萬粉絲的健身博主也專門列舉了她與一位減肥女生之間的互動：

有一個女生我輔助她從90公斤減到68公斤，除了給她些指導，也有不斷地給她鼓勵，現在也是一直保持聯系，她會給我發她吃了什么，她最近的維度變化，也會問我該練哪些更合適。她買了好看的漢服、拍了職業照也會給我發照片。（受訪者12，2020/10/25）

對這些博主而言，與粉絲建立的線上指導關系與情感鏈接成為她們重要的社會文化資本，也是她們成就感的來源。而在訪談中，一位年輕的大學生則表達了對成為健身博主的向往，并希望也能夠成為積極向上并感染他人的專業健身者：

（健身博主）本身就是會給人一種很積極向上的感覺，她們的動態我都會覺得自己也被感染到，自己也受影響，也想成為這樣的人。我覺得可以幫到別人自己也會開心。然后會更想去學一些更專業的東西。我目標就是當一個健身博主。（受訪者11，2020/10/24）

女性健身虛擬社群的建立，以及健身博主的身體形象展演與知識共享，為數字化健身打開了一種參與式文化的空間。誠然，健身打卡者之間的相互監督與激勵，使得對身體的自我管控轉變為群體且儀式化的行為，但同時，這些社群的出現也實現了女性群體自發的健身經驗分享、身份認同與情感支持。各類健身博主的興起改變了傳統健身模式中的教學關系，形成了更為平等的健身互動與交往，也推動著新媒體時代女性健身運動大眾化的話語力量的生成。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平臺資本與消費主義話語也正在不斷入侵這類參與式文化，新的身體規訓與文化抵抗仍在繼續，而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對Keep女性用戶健身實踐的分析發現，女性對身體經驗的不同理解與闡釋，與數字時代的審美焦慮和技術管控之間，存在一定的協商、博弈，乃至抵抗。首先，當下媒介文化對女性氣質的塑造有多元化的趨向，每位受訪者都有自己理想中的身材標準，但是多元化的身體標準話語仍在建構女性的焦慮，這成為她們健身的一大動因。但是，這類標準話語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女性會在主流審美標準、理想的女性氣質，與真實的身體經驗和文化處境之間進行協商，重塑對身體的認識。其次，健身軟件將健身與“自律”等內在道德品質聯系起來，健身者通過各種數字技術進行自我管理。而對于自律要求與技術管控，女性健身者亦做出了多樣的闡釋。部分健身者強調了健身讓她們獲得權力感，以及對生活的掌控。她們對自我管控本身形成了正向闡釋，這與身體規訓的消極面向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張力。最后，數字健身為女性提供了新的虛擬社交方式。在健身社群中，女性獲得認同感，通過經驗與知識的共享建立情感鏈接。在參與式文化下，健身博主與粉絲用戶打開了一個互助互惠的空間，推動了健身話語多元化的發展。簡言之，女性的身體意義以及主體性并不完全由某種規范性的話語所塑造，她們從自身所處的文化經驗出發，在新媒體語境下生產著新的健身話語，賦予健身本身以多樣的文化意義，以實現主體性的協商。

書籍簡介

文化研究（第50輯/2022年·秋）

陶東風 執行主編

周憲 主編

胡疆鋒 周計武 副主編

2023年7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1756-9

內容簡介

本輯主要由四個專題組成。專題一“記憶研究：話語與實踐”，四篇論文分別探討了記憶與文學、哲學、數字技術、當代藝術的關系。專題二“女性與新媒體”，三篇論文都運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法，呈現了新媒體中的女性議題，如女性數字化健身、離異母親的身份重構、“冠姓權”爭論等。專題三“媒介文化”，三篇論文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潔運動在媒體上的反映、抗戰時期國產電影在香港的傳播，以及關于電影的器物批評的個案研究。專題四“法蘭克福學派研究”，三篇譯文涉及本雅明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在1968年西方思想場域中的位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專題之外的論文《現代醫療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從周作人喪女說起》也非常精彩，該文以周作人喪女引發的醫療糾紛為入手，揭示了啟蒙者與大眾對現代醫病關系的態度差異，以及國人的醫療境遇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情況，資料扎實，啟人深思。

書籍目錄

專題一 記憶研究：話語與實踐

文化記憶的媒介與文學 馮亞琳

連接轉向之后怎樣？——數字記憶的嵌入、匯流與激蕩 李紅濤

當代藝術中的“記憶的政治” 夏開豐

胡塞爾記憶哲學及其影響的衰減 楊慶峰

專題二 女性與新媒體

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與文化協商：以Keep女性用戶的經驗為例 周舒燕 葛詩凡

“離異母親”新媒體短視頻中的身份重構與女性社群重建 張穎 婁雪晶

“我的孩子，你的姓氏”：基于豆瓣“冠姓權”討論的話語分析 郭燕平 蔡若彤

專題三 媒介文化

垃圾清潔與社會主義建設——1950年代媒介文本中的上海垃圾治理敘事 蘭凱倫

抗戰時期內地電影在香港的傳播及影響——以港版《申報》為中心 王保平 陳雨人

電影《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中的“三輪車”——兼談電影的器物批評 郎靜

專題四 法蘭克福學派研究

本雅明·學習·中國

——朝向一種普遍的“萬物一元論” 彼得·芬沃思 著 李莎 譯

經由相似之道：論本雅明對辯證法的道家式復興 鄭慈恩 著 高競聞 楊雯 編譯

擴展場域內的1968年：法蘭克福學派與崎嶇的歷史進程 馬丁·杰伊 著 周夢泉 譯

其他論文

現代醫療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從周作人喪女說起 鄧小燕

《文化研究》稿約

原標題：《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與文化協商：以Keep女性用戶的經驗為例》

閱讀原文